综上可知，“华夏族”一名，是继神话传说之后的夏商周三代期间，开始形成的。夏商周三个朝代是由三个不同的民族（或称夏人、商人、周人）建立的王国，这三个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把中原地区与四周诸侯国疆域，全认为是自己的领土，如《诗经·小雅·北山》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后来，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都把自己的家族认定为是炎黄子孙，以相标榜。例如：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政权后，自称“朕大禹之后”，意在与夏禹王朝拉上承袭关系。鲜卑人慕容皇光建立前燕政权，称其先为有熊氏（黄帝）之苗裔。鲜卑人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政权，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建立北周的鲜卑人宇文觉又自认为是炎帝的后裔。略阳氐族符洪建立前秦政权，自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有扈氏为炎帝。羌族姚苌建立后秦政权，姚苌之父为姚弋仲，《晋书·姚弋仲载记》说他是“南安赤亭人也，其先为有虞氏苗裔。”有虞氏为黄帝之后裔。如此等等，看来炎帝和黄帝受到中国各民族崇拜和景仰。按中国传统思想和习俗，怀念祖先，不忘根本，这是很道德的、很文明的遗风，文明古国就该如此。这与热爱祖国、留恋故土、纪念祖先，以至今日海峡两岸同胞的寻根问祖、探亲访友，都是一致的。只有像林彪“四人帮”那一伙别有用心的傢伙们，才不要祖先，任意篡改历史，干出那些不道德的事来。
同前文所述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的源头一样，炎帝、黄帝所生活的新石器时代，自然被炎黄子孙看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虽然不可排除血统上的融合，但主要还是文化上的融合。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炎帝和黄帝，中华各族人民怀着深厚的崇敬心情，把他们认作是自己的先祖，且以为“炎黄子孙”而自豪。所以，在我国历代朝廷和民间，每年都有祭炎帝庙和黄帝陵的遗规和习俗，代代相传；而且我国在海外的三千多万华侨和华裔，也都把炎帝和黄帝看作是自己族源上的根，为着寻根问祖，每年都有不少人不远万里，纷纷归来，到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前及陕西宝鸡市、湖北随州境内的炎帝庙前，虔诚拜谒，隆重祭祀。
4．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众多诸侯国各自为政，相互兼并，争战不已，对夏王、商王、周王仅保持着朝见、进贡、出兵从征及服劳役的义务。自秦、汉以来，我国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族名，汉族也从此形成为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至近代，我国各民族又有了一个共同的族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共同体结合而成，它体现了长久历史中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
在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中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敌，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面，中华民族才真正成为政治上的整体。例如当时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强烈的政治口号。
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演变等问题，著名民族学家陈永龄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的《中华民族》条中说：“‘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唐律疏议》：‘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居。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华’逐渐发展为多民族含义。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定居于中国领土内的所有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就以其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蜚声于全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贡献，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著名民族学家谷苞先生对黄帝陵“人文初祖”四字，有一段感慨的记述。说是对他有启发，那对我们后学者更有启发和教育。他说：“拜谒了轩辕黄帝陵，看到在大殿正中有一块大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人文初祖’。经过仔细领会和反复思考，使我茅塞顿开、喜出望外，使我得到了解开心里多年疑问的一把钥匙，使我认识到只要正确理解‘人文初祖’这四个字，就可以正确理解炎黄子孙这一传统概念。‘人文’二字的含义，在《易经·贲》中是这样解释的：‘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解释是极其高明的。‘人文初祖’意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炎黄以来中国各族人民继承和创造的全部文化。炎帝和黄帝继承了先辈的业绩，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
中华民族的组成是多元的，中华文化的构成也是多元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荟萃了各民族自古以来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分。因此说，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中华文化宝库中，也有他们各自的一分智慧结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多元构成，丰富多彩；而且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夷蛮的吴国、被称为东越的越国以及被称为楚蛮的楚国，在与中原华夏族的融合过程中，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吴、越、楚三国接受了华夏族的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衣冠习俗等，自身文化从而得到大踏步地前进和快速地发展。这三国在哲学、文学、军事思想方面，在冶金技术、水稻种植、茶业漆业加工制作，以及丝绸的纺织印染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里举一个冶炼技术的例子，《吴越春秋》卷四记载：“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越前来，献三枚，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一曰干将，一曰莫耶。莫耶，干将之妻也。”尤其是这三国曾产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历史人物，老子的《道德经》（按：老子所著《道德经》亦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老子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孙武的《孙子兵法》（按：孙武本为陈国人，陈国都城宛丘（今河南淮阳）。公元前479年陈国被楚国所灭，不复存在，孙武遂成楚国人了）。还有屈原的《楚辞》等不朽巨著，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国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周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对周围各少数民族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西北戎、狄和西南巴、蜀等族的铜器，都是学习模仿周人的。公元前5世纪，羌人爰剑从秦人学得了农业知识，教本族人耕种畜牧，从而被族人敬服，推为首领。羌族逐渐兴起，成为西北强族。秦人和西戎（包括羌族）在共同开发祖国西北的事业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后来，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其内容也愈来愈丰富。古代汉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五谷，如《周礼·夏官职方氏》称“其谷宜五种”（指黍、稷、菽、麦、稻）。后来有些粮食作物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给了中原汉人的。汉朝以后的蚕豆（胡豆）、芝麻从西域传入内地。高粱又名蜀黍或蜀秫，大概是首先由西南少数民族种植，晋代以后才在全国普遍种植。通过古代新疆的少数民族，西域的多种瓜果蔬菜传到内地，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副食品。如黄瓜（胡瓜）、芫荽（胡荽）、洋葱（胡葱）、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石榴（安石榴）、核桃（胡桃）、葡萄、葡萄酒和制糖技术等，都是由西域传入内地的。据说西瓜也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的。汉族最早的衣着原料，主要是丝、麻、毛。汉朝时期新疆已使用棉布，到南北朝时天山以南的各个绿洲，已广泛种植棉花了，种棉和织棉技术，从南北两道传入内地。元朝和明朝时期，才在内地广泛种植棉花了。例如有名的黄道婆织棉技术，是从元代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还有有名的“胡服骑射”，是春秋时赵武灵王为加强军事力量，从匈奴人那里学来的。中国音乐舞蹈，更是中华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乐舞的发扬尤以少数民族的贡献最大。西域的乐曲和乐器，曾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的音乐，唐代“十部乐”中，西域的所谓胡乐就占六部，西域乐舞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曾使中原人倾倒，出现了“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况。龟兹乐舞自南北朝传入内地后，对我国的音乐舞蹈、戏剧、宋词、元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甘肃河西地区融合了汉族音乐与龟兹音乐而形成为“西凉乐”。在隋唐燕乐中，西凉乐与龟兹乐两大乐种最为盛行，影响也最大，特别是西凉乐中的“大曲”，对我国戏剧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李颀），“胡人吹玉笛，一半为秦声”（李白）。从这两首唐诗中，我们也看出了音乐在传播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情况。当今的大型民乐合奏场面中，乐器多种多样。除编钟、磬、筝、萧、七弦琴等乐器可以说是内地汉族固有者外，其他如笛子是古代羌人首先发明的、管子（筚篥）是古代龟兹人首先发明的、笙最早是南方壮族、苗族的乐器，手鼓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乐器，还有箜篌、琵琶（四弦曲颈琵琶）、铜钹、筚篥、唢呐等乐器，则是通过古代新疆各民族从国外传来的。
世界各种宗教之传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除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外（按：以前总有人谈“儒释道三教”，实为不妥。孔孟之道不能算作宗教，实质是孔孟学说、儒家思想），佛教、祆教（亦作火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传入，都与我国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关系。大多是他们首先接受，作为自己的宗教信仰，然后起着媒介作用、桥梁作用传入国内。例如佛教就是从河西走廊西迁中亚，建立贵霜王国的大月氏人，最早从克什米尔东传中国的。摩尼教就是北方回鹘汗国首先接受并信仰，然后推荐、介绍传入唐朝，后来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攻灭，回鹘人又将摩尼教传入新疆及甘肃河西地区。景教也是在中国几经兴衰，最后在阴山汪古人那里流传时间最长久。对于宗教，若将其消极作用姑且不论，它实为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了丰富的深刻的思想学说、文化艺术诸多内容。例如佛教传入，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语言、书画、雕塑、建筑、石窟、壁画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各民族的佛教高僧和学者，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及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的名垂青史。大月氏高僧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东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年间（公元178～189）译出佛经二十三部六十七卷（《出三藏记集》说为十四部二十七卷，《历代三宝记》说为二十一部六十三卷，此从《开元录》所载数），不愧是当时在中国翻译和传布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的第一人。东晋名僧支敏度在《合首楞严经记》中，称赞支谶“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