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历史上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从钱氏的纳土归宋、保境安民，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一生清白，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育英；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与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与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与善举，都在述说和证明着浙江人身上特有的精神气质、文化底蕴和力量源泉。她们凝练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浑然一体地流溢在良渚的玉器上、鲁迅的诗文里，徜徉在西湖的山水间、梁祝的蝶舞中。她们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具体形态，但是这些观念、理性、胸襟、情怀、品行、气节和志向所凝聚的内涵，正如涌动的活水，跳跃、翻腾在整个浙江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身上，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创造力，与浙江人民的历史生命相伴，与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创造相随。
２０世纪末，浙江经过近２０年的改革开放，从一个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处在了全国前列，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浙江的快速发展和所走道路，被专家学者和一些媒体称为“浙江现象”。浙江为什么会呈现“浙江现象”，它背后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全社会在关注，浙江人自己也在思索。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浙江在全省开展“提炼‘浙江精神’，总结浙江经验，开拓浙江未来”的大讨论。经过反复的梳理、概括、提炼、讨论，２０００年７月，浙江提炼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十六字“浙江精神”。自强不息——浙江的发展，靠的是浙江人民自强自立、艰苦创业，靠的是浙江人民凭着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经受住了各种艰苦环境的磨炼，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之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坚韧不拔——浙江人一旦确立了目标，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从不言败、绝不放弃，矢志不渝、愈挫愈勇，支撑着浙江人民创业创新，推动着浙江的改革发展；勇于创新——浙江人敢于冲破各种僵化观念和陈规陋习的束缚，敢闯敢冒、敢为人先，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机遇，创造了许许多多全国第一，形成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讲求实效——浙江人不图虚名、不搞花架、多做少说，不争论、不张扬、不攀比、不停步，形成了真富、民富、不露富的局面。浙江精神的提炼和弘扬，对经济建设发挥了推动和支撑作用，成为浙江人民加快发展的精神动力；对社会发展发挥了凝聚和激励作用，成为浙江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财富；对文化建设发挥了引领和提升作用，成为浙江人民提高自身素质的文化自觉。
与时俱进是“浙江精神”的内在品质，也是时代前进和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浙江面对全球化的新挑战、推进浙江发展的新实践、中央对浙江走在前列的新期待，不断为新时期“浙江精神”注入新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道德标准。浙江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浙江现象、充实完善浙江经验、丰富发展浙江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凝练浙江各地人文精神，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并经过反复讨论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就是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务实”
就是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诚信”就是重规则、守契约、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和谐”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开放”就是全球意识、世界胸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图强”就是勇于拼搏、奔竞不息，奋发进取、走在前列。
党的十七大对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２００７年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浙江省在提出并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实践中，进一步把浙江精神的核心归纳为“创业创新”。“创业创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浙江人民正是靠着创业的热情、创新的胆识，走出了一条可贵的创业创新之路；正是靠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群众创业致富，进而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可以说，浙江人民的创业创新，一直就是浙江发展的活力所系、优势所在；通过富民，推动强省，是浙江全面改革发展的现实路径、战略选择。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是浙江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浙江人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浙江过去的发展，靠的是创业创新；浙江今后的发展，更要靠创业创新。浙江坚持用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鼓舞斗志，进一步发扬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优秀品行，弘扬浙江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和文化传承，形成鼓励创业创新、宽容失败挫折的社会氛围，在创业创新中不断实现新的发展。
浙学
浙江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曾经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涌现出大批有影响的思想学术大家，为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浙江思想学术在继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既充分吸取浙江大地的滋养，又与国内国外的思想学术交流、融合，形成了具有浙江地域特色的思想学术体系，被称为“浙学”。
最早提出“浙学”概念并加以理论界定的是南宋大儒朱熹。他统称当时陈傅良、叶适的永嘉之学和陈亮的永康之学为“浙学”，并将“浙学”
作为“异端”严加批评：“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却专言功利。禅学，后来学着摸索一上，无可摸索，即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首先使用“浙东学派”
概念，指的主要是学术脉络，并非现代意义的学派。他把姚江之学和蕺山之学归入浙东学统，还汇编了一部集数十名浙东学者着作的《东浙文统》。
清代学者全祖望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学者的学术源流和风格特色，主要指相对于濂学、洛学、关学、闽学而言的南宋以来浙江儒学，范围包括当时浙东地区的永嘉、金华、四明诸子之学。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对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作了明确区分，认为“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同时，指出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经明代姚江学派（即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其范围主要指涵盖宋明理学、心学的“经史之学”。
近现代以来章炳麟、梁启超等众多学者对“浙学”或“浙东学派”、“浙东学术”的理论内涵、历史沿革、学派脉络、思想特色、精神特质、思想成果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评论，进一步把“浙学”研究推向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境界。
一般而言，“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广义之分：
狭义的“浙学”主要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
中义的“浙学”主要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的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
广义的“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繁荣兴盛于宋元明清，绵延惠泽于现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和人文精神传统的“大浙学”。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和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涵盖有浙江特色的农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自然科学传统。
【范蠡哲学思想】范蠡，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春秋战国时越国上将军，是帮助勾践安国复邦称霸的主要谋士和功臣之一。范蠡的思想和言行，主要记载在《国语·越语》、《吴越春秋》、《越绝书》、《史记》中。范蠡的哲学思想，是植根于越国这块土壤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代表一种新兴的势力摆脱宗教世界观的束缚，走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范蠡概括提出了“左道右术，去末取实”的唯物主义命题。他说：
“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万物不名巧，故谓之道。”“术者，天意也。
盛夏之时，万物遂长，圣人缘天，心助天喜，乐万物之长。”对“天道”观念作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解。范蠡的天道观十分强调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主张人道必须顺应天道，即“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他的宇宙哲学反复强调的正是“因时之所宜”、“随时以行”，是一种积极的追求，是谋求人生与宇宙和谐的合理而有价值的理论表述。范蠡的哲学思想为越国强国称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计倪经济理论】计倪，又作计然、计研，据说是葵丘濮上（今河南兰考、滑县一带）人，姓辛氏，字文子。计倪是范蠡的老师，春秋时期有名谋士，为勾践谋划富国强兵的经济发展规划，是越国的大经济学家。计倪的商品经济理论也是建立在“天道”基础之上的。他用自然规律来观察、阐发经济现象，确定国家的经济活动，“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他提出“时用则知物”，即预测什么时间需要什么商品，事先做好准备，也就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经营品种，“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计倪以“天道”推论人事，从中演绎出一条基本的商品价值规律，即“贵贱论”。“论其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他已认识到，一切商品的价格皆由商品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决定；涨跌的原则乃在于市场供求发生了变化。计倪还主张“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就是摆正“本（农）”与“末（商）”的位置，“农伤则草木不辟，末伤则货不出。”平“粜”，即明码标价，价格公平合理，促进“齐物”，即各业共同发展。计倪还认识到商品、货币的周转时间与利润的大小有密切关系，“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息币则无利”。计倪的理论在越国运用１０年，使国家大富。
【王充唯物论】王充，字仲任，上虞人，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着有《论衡》及《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今仅存《论衡》一部。他一生的学术成就，集中在《论衡》里。王充有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按现代科学门类划分，涉及天文、地理、气象、物理、医学、生物等，可谓知识的集大成者。王充最突出的是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王充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精气说”，丰富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气”，由气产生阴阳，然后再由阴阳化生万物。“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王充的思想冲击了王权神授的观念，触动攻击了豪强贵族的利益，因而在当时被诬为“异端”。王充对人死为鬼神之说作了批判，主张无鬼论。“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人之生，由于气聚；人之死，在于气散。故人之生死，不外乎气之聚散。“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
王充还提出了汉高于周、今优于古的历史进化论，揭露当时有人崇古非今、褒古毁今的认识论根源是“贵所闻而贱所见”、“少所见而多所闻”。王充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哲学思想使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对于说明世界发生、发展的范围大大地拓展扩大，从而大胆直接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灵魂不死、鬼神迷信思想，在理论上勇敢地摧毁了宗教神学目的论，丰富了人类的思想经验，充实了人类的思想宝藏。
【魏伯阳丹学】魏伯阳，名笃，一说翱，字恪斋，别号云霞子，道号伯阳先生，上虞人。东汉恒帝时，魏伯阳撰写了《周易参同契》，总结了当时方士炼丹的经验，记载了一些基本化学反应的知识，把中国传统科学的思想基础——阴阳的概念引入炼丹术，认为炼丹之道与易理相通而契合，在书中借《周易》爻象论述炼丹修仙之术，把“大易”、“黄老”、“炉火”三家理论参照会同而契合为一。《周易参同契》为道教炼丹者的经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炼丹术着作，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书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它为“全球第一本这方面的书籍”。以《周易参同契》为主要经典的金丹道，在东汉后成为道教中着名的丹鼎派。
【佛教天台宗】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教义依据，也称法华宗。创立于隋朝，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因其创始人智靑长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称天台宗。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祖庭。据天台宗系谱，始祖为龙树，二祖为慧文，三祖为慧思，四祖为智靑，五祖为灌顶，其后相继为法华（寺）智威、天宫（寺）慧威、左溪（地）玄朗、荆溪（地）湛然、道邃、广修、物外、元、清竦等。天台宗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止观并重”等。天台宗对隋唐以后的各宗派多有影响。唐贞元二十年（８０４年），日本僧人最澄等入唐到天台山，从道邃习天台教义，并将此宗传到日本，在日本创立了天台宗，日本天台宗尊道邃为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浙江禅学】禅宗以专修禅定（即安静而止息杂虑）为主，故称“禅宗”。以南朝宋末菩提达摩由天竺来华传授禅法而创立。由达摩而慧可、僧璨、道信，至五世弘忍门下，分为北方神秀的“渐悟说”和南方慧能的“顿悟说”两宗，史称“南能北秀”。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佛教其他各宗的烦琐义学，所以流行日广，浙江也是如此。道信门下从学者，多属先前天台宗徒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