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似乎应该是飞黄腾达，可惜，他的路走得艰辛，他的智商与情商不能算是低的，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人生态度，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与我们正常想象的不一样。用现代的情商理论来看，李白的失误在于不懂的人际交往的技巧，最关键的是不知道和领导的关系处理好，朋友多，但是他却是有选择有目的的，最后失败，令人感到遗憾；苏轼与之不同，他的性格平易近人，对领导更没有什么脾气，但是，性格洒脱，不喜欢被束缚，决定他不可能在官场上高升。但是，比起李白来，苏轼应该是很得意地人生了，两个人的差异所在，根本的就是心态。
现当代作家经历丰富，中国处于风雨飘零的时代，激烈的裂变聚合反复无常，给了这些有才华的人以激情，有许多叱咤文坛的巨匠出现。老舍与巴金毫无疑问可谓是大家，他们都曾经留学，接受了国外的进步思想却有不同的人生观，和时代同步走，但是在选择自己的归宿上，老舍却走的让人遗憾。到底人的生命价值在哪里，死的意义在哪里？这都值得思索，巴金与老舍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
文革对于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同一般的经历，对于老舍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情感是敏锐的、性格是刚直的，能不能走过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的，都是在意志力。忍耐力上高人一筹，走过那段梦魇一样的生活，巴金写了《随想录》。《随想录》结束于1986年，是年，“文革”爆发整20周年。
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原因很简单，此前一天，他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批斗”，并且遭毒打数小时。这对于一个一心要提高自己的认识，希望与时代永远一致的知识分子，是难以忍受的羞辱。老舍死前一个多月在北京开会时与巴金见了一面，老舍对他讲的“请告诉所有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所以巴金后来说：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
选择怎样的人生，有着不同的性格要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有，忍辱负重的人也有；人不能太硬，容易折，但是太软的话我们就不是健全的人了。我们都受到传统儒家的“气节”、“忠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读书的人，所以在文革期间，种种原因削夺了许多文人做人的权利，于是许多人选择了死亡，因为我们都认为“舍生取义”是做人的原则，殉节似乎是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1966年8月2日上午，叶以群跳楼身亡“自绝于人民”。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和夫人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9月2日夜，他们写下遗书：“……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们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在傅雷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我们真正的文化传统。
死并不可怕，我们做人的原则就是对得起自己；一生不做对不起他人的事很容易，不做对不起自己的事却很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巴金的《随想录》。在他这厚厚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颗真实的心。从道德层面，一个人应当“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人们说巴金“过分善良”，并不讳言他性格中的“软弱”或者“怯弱”。软弱的可悲在于，起先打倒别人，后来便打倒自己。巴金以一个过来人的悔恨回忆到：1966年8月10日，他在上海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作协领导人叶以群的大会。“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
巴金自己还说，“文革”中，他先是习惯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后来又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回想起来，巴金说了四个字：“愧对亡友”。他又反复说道：“债是赖不掉的！”这既是对道德的敬畏，也是对历史的敬畏。历史的力量在于：它有一种顽强的趋势，总要露出自己本来的面目。中国文化体系中，一直有对历史的这种敬畏。令人追慕的史家，可以远溯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接任其职，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于是也被杀。太史最小的弟弟接任，依旧在史简上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不敢再杀。巴金的不断忏悔，一般人认为得之于西方人文传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妨视为接续上了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史”之脉络。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历史叙述、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怀，建立一种经过“文革”淬炼的历史观。他的忏悔，更有他的人格力量，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多数人的崇敬。
经历过“文革”的人后来回忆巴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巴金却说：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我的确有悲愤，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作真话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历史会记录下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所以巴金说：“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这是一种朴素但绝非肤浅的历史意识，尽管他承认自己“不深刻”也屡遭苛责“不深刻”。他说：“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这才是道德忏悔。巴金相信，对于一个文人或者知识分子来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真正的裁判官。但他不得不时时与这样的劝诫抗争：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对于历史记录，巴金一方面是乐观的。“‘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悲观。“健忘的人习惯于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日，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我们看到一位智者的警告，足以警示我们这些健忘的一代。
死于节操，固然令人景仰，但是，活下来也需要勇气，也有价值，而且，比起在灾难中死去的人来说，意义和价值更大，尤其是能够深刻的反思，警示后来者的劫后余生者。所以，我们敬仰老舍的气节，但是更敬仰那些经历了艰辛的心路历程，最后涅磐的勇士。
许多人可能对于歌德比较熟悉，对于荷尔德林比较陌生，可是两人在德国历史上的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两个人生活的时代相同，在艺术成就上的差异主要在于：歌德有近60年的创作期，而荷尔德林只有10年的创作期，近40年是在疯狂中度过的。荷尔德林是诗人，诗人的精神世界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他又是精神界的战士，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令人崇敬的地方，但是还是有许多吸取的教训的。少点幻想，驱逐空虚，多一点理智与少一点激情，区分开现实与理想。这就是我们能从荷尔德林那里学到的。在歌德身上，更多的是中庸与妥协，但是天才的智慧就表现在难得糊涂。
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常人，只不过优秀的艺术家能够更直接和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更多的精神斗争与内心的风暴罢了。这风暴会将人带入危险地带，可以加强他生命中坠入深渊和自毁的倾向。但正是这危险的体验，又再度激起他追逐光明的激情与力量。
荷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某些时候，这力量的神秘与不可抗性，会被诗人认为是来自“神启”的意志，这样一种来自生命的隐秘结构的力量，就使荷尔德林变成了“德国的希腊精神的象征”，他自己也成了希腊神话中那位固执地要体验光明与生命之极境的悲剧青年。这个古希腊人塑造的漂亮青年，乘着他燃烧的歌唱之车飞向众神。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从心灵、精神、性格、气质等方面细致而又满怀激情地演绎了荷尔德林悲壮而又伟大的一生；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苦难而又无限狂热的一生。他的疯狂、孤傲、病态、毁灭是不可思议的，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火焰从他们体内向外喷射，使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可远视而不可以走近，因为他们的热度会灼伤我们作为平凡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他们是孤独的行者，高傲的朝圣者，永远不可能找到结伴同行的人。他是自己的主人，决不可能屈从别的权威和意志。他天生就是来替人类扮演探险者的角色的，撞击、穿透人性的阴暗及人类愚昧的桎梏与阻碍并为后来者开拓出一条宽阔而又光明的大道；他的毁灭欲、破坏欲犹如一场熊熊大火烧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人性建筑，人们的冷漠、孤立、诅咒、攻击替他们掘好了坟墓。
这位天才诗人，他是早夭的，但是他燃烧自己放出灿烂的火焰，也用其不朽的生命人格实践完成了他的创作。死亡，或者精神分裂都是这燃烧的隐喻。这是诗人的代价，也是报偿。人其实与神一样，他们最终会折服于这样执著的勇敢者。因为再愚钝的人也会有那么一个高尚的灵光闪现的一瞬。我们都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拿破仑那样的勇敢者，但却只是想想而已，因为市侩气在我们的身上最终占上风……荷尔德林，这个与自然同在、与大地同质的纯洁之人，他不会在意，甚至不会喜欢人们对他的那种华丽的纪念。在德国的艺术史中，也许歌德是永远要居于王者之尊的，而荷尔德林却永远只是流浪者和悲剧精神的化身。他虽然挚爱神灵和天父，但他反对任何对自己的“神化”。与歌德那样的诗人比，荷尔德林的“才华”也许是贫乏的。他的材料并不丰富，他所做的全部就是吟唱，他比其他人都柔弱，然而，他却因为自己的纯洁而“具有了无尽的升力”。
诗人死后几乎被遗忘了近一百年，直到20世纪中叶，才在德国被重新发现，并在欧洲建立了声誉。生于斯瓦比亚的小城劳芬，父亲早故，母亲是牧师之女。曾先后在登肯尔多夫和毛尔布龙隐修院学校学，1788—1793年在图宾根大学神学院获硕士学位，有资格担任神职。但他后来并担任牧师职务，因为他接受的基督教教条同他潜心研究的希腊神话并不相容。他把希腊诸神看成是真实存在的力量。对他来说，诗人的职责就是在神和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1793年结识席勒，他的些诗歌如《许涪里翁》都发表在席勒的刊物《新塔莉亚》上，这些诗受法国大革命精神的鼓舞，歌颂自由、人类、和谐、友谊和大自然。1798年后因身心交瘁处于神分裂状态，仍完成了《许涪里翁》第二卷、《恩沛多克勒斯之死》、《梅农哀叹狄奥提马》、《面和葡萄酒》等名作，翻译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俄底浦斯》。荷尔德林的作品表达了自己使祖国摆脱专制主义的理想，他对古希腊的不倦的追求是对德国现状的批评。他主张对一代新人进行教育，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他的作品多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古典主义的内涵，同时又注重主观感情的抒发，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情绪，反映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荷尔德林用他的作品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有如此的才华，可是他的一生却在埋没中度过，究竟是为什么？
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散文作家蒙田说：“如果容许我再过一次人生，我愿意重复我的生活。因为，我向来就不后悔过去，不惧怕未来。”这是另一种人生态度。他认为修订和更正没有必要；狂热的天才都是那种坚定而又固执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走在朝圣的路上，无怨无悔且怀着殉道的决心和信心。人们从荷尔德林的身上提取了我们惊惧、厌恶、排斥的一部分：病态。 但是，“病态”这个词，只适用于那些没有创造力的人身上，适用于低级世界：因为创造了永不磨灭的东西的疾病已不再是疾病，而是一种超越健康的形式，是最高健康的形式。
请铭记这样一个常识：孤独的朝圣者比我们走得更远，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背影，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完全全地理解并接纳他们，他们也从来都不接受世俗的礼物！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与个性注定了他的一生与寂寞做伴，不知道是不幸还是清高。
歌德是德国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代表，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德国文学史上狂飙突进运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三个阶段，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作家。歌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无须多言，马克思、恩格斯都特别喜欢他的著作外，列宁在流放时携带的仅有的两部文学作品中，就有一部是《浮士德》。
1749年歌德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是皇家顾问、法律博士，母亲是当时法兰克福市长泰克斯托尔的女儿。童年的歌德已显出惊人的理解力。8岁时，他把文科中学最高学年的拉丁文练习题译成德文，并开始学习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以及希伯来语。10岁时他广读伊索、荷马等人的作品，11岁时又博览拉辛和莫里哀的名著。1765年8月，在父亲的坚持下，歌德违背自己学习古典文学的意愿，到莱比锡学习法律。1770年4月前往斯特拉斯堡继续完成学业。歌德的写作生涯是从10岁开始的。1774年秋，《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它表现了觉醒的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封建社会环境里的精神苦闷。小说对封建道德、等级观念的激烈反抗以及对个性解放、发展“天才”的强烈要求，喊出了当时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呼声，因此进步人士对之欢呼喝彩。这部书信体小说使多少人爱不释手，就连一生戎马倥偬的拿破仑也随身携带，先后读过七遍。恩格斯说它绝不是“一部平凡感伤的爱情小说”，而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