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与文明的关系，是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命题。弗洛伊德由性学研究，导入了关于人类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
（1）性冲动的贡献
弗洛伊德对社会文明的理性思考由来已久，“升华”概念的提出可以视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在精神分析学宏大的理论体系中，社会文化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的社会文化研究，围绕着本能与文明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而展开，经他拓展的性的观念，是这种研究的出发点。他说：“我所说的性的概念扩大的第二方面，可以用精神分析学揭示的事实来证实，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表明，所有感情的冲动，最初都完全带有性的性质，不过到后来不是其目标受到抑制，便是得到了升华。因此，性本能的这种可以受到影响或转向的特征，能够使这些本能服务于各种文明活动，甚至能对文明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可见弗洛伊德首先关注的是本能对文明的作用问题，并且又把着眼点落在正面作用上。他曾再三指出，性本能的升华，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人类受苦的根源
人类受苦的三个根源：这就是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自己身体的衰老倾向，和我们调节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时，所采用的不适当的方法。
我们相信人类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被改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而其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最重要。因此，性的精力被升华了，就是说，它舍去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指出，性本能升华的组织形态“是不大稳固的，因为性的冲动不易控制；而参与文化事业的各个人都不免有受性力反抗的危险”。但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那种由于不敢正视性本能，而对社会文明的负面作用乃至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态度横加指责的习惯势力，在升华以后，性欲成分不能再束缚先前与之结合在一起的破坏成分了，于是这些破坏成分便将以破坏倾向和攻击倾向的形式释放出来。
性力如果一旦放肆，回复到它原始的目标，社会文化就将遭受到最大的危机。所以社会不愿有人指出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不愿承认性本能的势力，或讨论各人性生活的重要；为了训练克制，关于性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因此，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是要受到非难的，是要被视为丑恶的，不道德的，或是危险的。但是这种驳斥并不容易生效，因为精神分析的结论，实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
鉴于对本能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而对文明尚未全面考察，弗洛伊德认真探讨了关于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他看来，文明的实质来自其广义性的内涵和根本性的目的，而文明存在的本身则体现了文明社会与原始、野蛮时代的区别。
文明这个词描述了人类全部的成就和风俗，这些成就和风俗把我们的生命，同我们动物祖先的生命区分开来，并且服务于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和调节他们的相互关系。
弗洛伊德把文明所包含的“成就和风俗”的内容梳理成四个方面。其一是“使地球能为人类服务，保护人类免受残暴的自然力量之害的一切活动和财产；工具的使用、获得对火的控制和建造住房”。其二是“美、清洁和秩序显然在文明的要求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是“高级的心理活动——智力的、科学的和美学的成就——它在人类的生活中组成了观念的主要部分。而这些观念中首要的是宗教系统及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其次是哲学的推测；最后，可称之为人的‘理想’，即它可能形成的一个人、一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尽善尽美的观念，以及它在这些观念基础上所提出的要求”。其四是“社会关系得以调节的方式，所有那些和他有关的人，如邻居、帮助他的人、异性对象、家庭成员或国家的成员等等关系”。
在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指出了科学技术和权力在社会文明总体结构中所占位置的重要性。他说，“人类用其科学和技术发明已在这个地球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未来的时代将在这个文明领域中取得可能更令人难以想像的伟大进步”。“当许多人联合起来在力量上超过任何个人，并且保持这种联合以对付一切个别的人时，人类在社会团体中的生活才成为可能。于是，这个联合体的力量就被作为‘权力’而用来反对任何个人的力量。用联合体的力量来取代个人的力量，是朝文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3）文明的起源跟宗教相似
对于文明的起源，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考证和思辨跟研究宗教的起源相类似，他以“俄狄浦斯情结”为立论支点，通过论证，确认以兄弟关系联合体为权力机制的群居生活的兴起，既是最初的文明的体现，也是文明社会与原始野蛮时代分野的标志。
通过论证，他所得出的结论为，爱欲与需要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在原始部落里，某个儿子可能会成功地取得类似父亲的地位。有利的形势是自然发生的，因为最小的儿子由于深得母亲宠爱而受到保护。正是他，由于父亲年迈体弱而占了便宜。待他父亲一命呜呼后，他便去取而代之。
而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儿子们的反抗，这种父权制度宣告结束，儿子们联合起来反抗父亲，共同战胜了他并且分食了他的尸体。可以合理地揣测，在弑父之后，兄弟们彼此之间将为继承权而争吵不休，每一个人都想独揽权力。但随后他们明白，这样的争吵既危险又无益。这样来之不易的理解，连同他们共同取得的解放成就的记忆，以及在流放期间相互之间培养起来的感情，使他们最终还是联合起来，订立了某种社会契约。于是便出现了最早的、由克制本能的满足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开始承认彼此应有的义务，建立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机构。总之，道德和法律由此发端。
原始父亲阻止他的儿子们满足其直接的性冲动，他迫使他们禁欲，因而与他们以及在他们彼此之间产生情绪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由他们性目的被抑制的那些冲动产生出来。也可以说，他迫使他们产生群体心理。他的性嫉妒和狭隘最终成为群体心理的原因。
在原始部落那里，所有儿子都知道，他们被原始父亲同样地摧残，同样对他感到恐怖。所有社会责任得以建立起来，这种同样的重新塑造，已为人类社会下一种形式即图腾氏族预备了条件。
人类的集体生活都有一个双重的基础，这就是被对外界的需要所创造的强迫工作和爱的权力，使男人把他的性对象——女人——保留在他的身边，并且使女人把从她身上分离出来的一部分——他的孩子——保留在他的身边。爱欲和需要也就变成了文明之母。文明的第一个结果是，相当多的人现在能够生活在一起了。
2. 本能压抑是文明的基础
从禁忌的双重功能和作用的阐述中，弗洛伊德揭示了文明发展的两大主题，提出了文明发展过程，是文明对本能进行压抑的过程的创见。在他关于文明理论的最为权威的著作中，弗洛伊德把个体的自由要求与社会要求的永无休止的冲突，当作看待这个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的契机，从而也成为这部著作《文明及其缺憾》的中心思想。
虽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过程，或是人类调整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过程，还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的创造过程，都包含了不断满足和实现人类需要的方面，但同时也包含对人类本能需要实行某种程度的压抑、控制的方面。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正是现实的压抑性文明的反射。压抑性文明的成就，创造了逐渐废除压抑的前提，因而，文明的发展中的压抑不是贬义词，而是事实的写照。尽管压抑的文明是要付出代价的。“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但是，设想一种非压抑的文明观是不切实际的，对现存文明的现阶段来说毫无实现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对文化起源的研究就已经表明，文明要求“本能的克制”，社会组织、道德和宗教的产生，正是这种本能克制的结果。例如图腾崇拜，“它的许多要求和禁律，也不过是一种本能的克制而无其他意义；图腾崇拜是禁止毁灭或杀害代表图腾的动物；而族外婚则意味着是克制对部族中母亲和姐妹的强烈渴望；而承认具有兄弟联盟的一切成员有着平等的权利，就是限制他们中间的暴力竞争倾向。在这些法规中可以发现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最初开端”。
弗洛伊德提醒我们防备接受如下错误的概念，“即文明就是日趋完善的同义词，就是人类注定要借以达到完善的道路”。实际上，“人们不可能无视文明的建立要牺牲本能满足到何种程度。文明的存在要预先假定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到何种程度。这种文明的剥夺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由于文明寄希望于个人的牺牲，因而文明的发展就似乎是一种“忽略人性”的特殊过程。这种忽略人性具体表现在：一是文明剥夺本能的满足；二是文明具有神经症性质。
文明的发展是忽略人性的特殊过程，首先可以在人类本能倾向所产生的变化中看出来。在文明的压力下，人类本能中有一些似乎已被“同化”了，出现了某些取代它们的东西，这就是表现在个体身上的“性格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儿童的肛门性欲。儿童对排泄器官和排泄物的主要兴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特征，如吝啬、有秩序和清洁。这些特征本身具有价值和受欢迎的特质，在文明的压力下得到了强化，直到明显地支配着人格和产生“肛门性格”。
显然，秩序和清洁主要是文明的要求，虽然它们的必要性对生存来说并不特别明显，把它们作为快乐的根源也同样不合适。从儿童的肛门性欲到肛门性格，必须使本能改变它们满足的条件，而沿着另外的道路发展——本能目的的升华作用。这同时也表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和个体的里比多发展过程之间是相似的。
弗洛伊德认为，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并非一种自然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因为，文明限制性生活的倾向极其明显。即使在文明的最早阶段即图腾崇拜阶段，也伴随有禁止乱伦的“对象选择”。或许这是人类性爱生活在各个时代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创伤”了。禁忌、习俗等给性爱生活加上了更多的限制。
那么，文明是如何控制性欲的呢？弗洛伊德说：“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在施行限制时服从心理学上的经济法则，因为文明是通过从性欲中节省下来的心理能量，而获得所需的很大一部分能量的。”
文明对性欲的控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儿童性生活的指责被认为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如果不在儿童期做好准备，就不能指望控制成人的性欲。第二，文明的意图只是容忍把性欲作为使人类繁衍的手段。性欲作为一种为自己寻求享乐的源泉，是文明所不能接受的。就性成熟的人而言，对象选择更进一步缩小到异性；凡属生殖形式以外的满足都被作为“性反常”行为而被禁止。异性生殖的性爱，虽然已经不再被宣布为非法，它却受到了合法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进一步限制。现代文明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性关系只有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后的持久结合基础上才是容许的。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
文明除了牺牲性的满足之外，还要求人类“攻击性”倾向的牺牲。攻击性倾向是人的一种先天的、独立的本能倾向。由于人与人之间这种原始的敌意，文明就会永远受到分裂的威胁。人的自然的攻击性本能、个人对全体的敌意和全体对个人的敌意都反对文明。为了建立能防御人的攻击性本能的屏障，文明就必须动用一切可能的后备力量。既然文明不仅牺牲性欲，而且牺牲人的攻击性本能，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人类为什么这样难以从文明中感到幸福了。
我们目前的文明状态的错误，是如此不适当地提供了我们需要使生活得到幸福的东西，是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本来能够避免的痛苦。
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就文明而言，其“关键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和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减轻强加于人类的本能牺牲这个负担，才能使人和那些必须保存下来的本能协调一致，并为它们提供一种补偿”。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弗洛伊德对此持悲观态度。
3. 文明具有神经症性质
弗洛伊德认为，许多文明制度，或者说许多文明时代，很可能甚至所有的人性，都在文明进程的压力下变得具有“神经症”性质。弗洛伊德断言，甚至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也无法推卸其与病理学发现的那些要素——如压抑作用、控制潜意识的努力、使原始本能获得满足的可能性——的深邃的联系。
例如，弗洛伊德从不怀疑，宗教现象就只能按照个体的神经症症状模式去理解。他说：“作为教诲而公之于众的这些宗教观念，并不是经验的沉淀物或思维的最后结果，它们是一些幻觉，是人类的一些最古老、最强烈和最迫切的愿望的满足，其威力的奥秘就在于那些愿望的力量之中。”
宗教强烈要求每个人以同样获得幸福和避免痛苦的方式来限制人的生活，它的方法是贬低生命的价值，用妄想的方式歪曲现实世界。通过强加心理使人们处于幼稚状态和产生一种群众性妄想；宗教就成功地挽救了许多人免于患个人神经症，但它本身却是人类普遍的神经症。
弗洛伊德根据对神经症患者的类推而断定：宗教可以和童年期神经症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精神分析研究表明，一个儿童如果不经过一个有时较明显、有时不太明显的神经症阶段，他就不可能成功地发展到文明化阶段。这是因为有许多后来不再使用的本能要求，必须通过压抑才能驯服，而在压抑活动背后一般存在着焦虑的动机，这就形成了童年期神经症。
弗洛伊德假定，整个人类在其各个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曾陷入类似于神经症的状态。这是因为在愚昧无知、智力贫乏的时代，人类的本能克制，只是借助于“纯感情的力量”才取得的。“由此可见，宗教就是人类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和儿童的强迫性神经症一样，它也产生于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于与父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