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有头脑、有爱心、有胆量，这也就是说要精明、有同情心、有勇气。没有这些，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就算是伟大，也不会最出色。如俄国的彼得大帝或者罗马的恺撒大帝，他们有头脑、有胆量，但是完全没有同情心。而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他有点小聪明，也有同情心，但是太缺乏胆量。领导者很少同时具备这三种特点。多数伟大领导者只具有其中的两种，然而他们也能够在广阔的范围内极为有效地驾驭权力，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国家和世界的历史进程。
危机时刻是对领导者的真正考验。伟大的领导者要乐于冒险，善于使用权术，有统治头脑，会巧妙地运用实用主义，遇到难题敢于拍板，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
这是很困难的标准，多数领导者是达不到的。一旦他们达到了，他们也就随之成为伟人。
为了有效地进行领导，一个领导者应该有两副面孔，一副笑容可掬，一副威严可怕。即是说，一个领导者必须巧妙地运用实用主义。有些人认为实用主义就是目的本身，并就此意义而运用它；有些人则把实用主义看作十分邪恶的东西。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实用主义的确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只能把它作为达到伟大目标的一个手段。为了实现你的目标，必须了解怎样使制度运转。但在原则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有时候，为了实现某些目标，一个领导者不得不说服他自己和其他人违背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原则。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有效进行领导的关键，就是知道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3. 现代政治学之父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对意大利几百年来的政治实验和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自己实际从政经验的理论概括。他对国家政治生活本质的赤裸裸揭露，扭转了当时人们对传统政治本质的虚假认识，把传统政治从伦理道德的阴影下成功地引导到权力上来，对于人们客观、正确地认识当时政治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政治国家观正在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人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揭穿了传统政治伦理化的虚伪面纱，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16~17世纪中叶，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开启了西方思想的两个对立的传统——盎格鲁—萨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唯理主义）传统。这两个传统均是怀疑、批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结果。直到今天，英国人还长于实干，欧陆人则长于思辩。
笛卡儿开启的思想传统rationalism被译为“理性主义”，多少有些不确切，容易产生误解，似乎与之相对立的“经验主义”就不讲“理性”了。译成“唯理主义”较好一些，但这个“唯理”还不能理解为“唯理性”，而应理解为“唯推理”才行。其实英国人的经验主义也是讲理性的（重视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注重观察实验，这本身就是“理性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只是他们讲的理性和欧陆人讲的理性有一种思想倾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都是启蒙理性）的差异来概括。
启蒙时代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马基雅维里国家学说的看法，为我们理解这两种理性的不同特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在西方第一次提出“政治无道德”，使他成为（西方）现代政治学之父。传统的政治学是讲仁义道德的，是“代上帝立言”的，中世纪西欧这类书很多。而马基雅维里反其道而行，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学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野问题。按马基雅维里自己的说法：“我想把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因为他观察到了“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从这种经验主义出发，他从古罗马和意大利史中撷取了各种事例来说明权力本身的逻辑。他想用这些故事告诉他的“新君主”们，权力的运作是不可用日常的价值观去衡量的，如果你非要那样做，不但会失去权柄，而且会使整个国家遭殃。因此“使用残暴手段”，可以有拙劣和妥当之分，却不可用“应不应该”来计较。马基雅维里最看重的是权力的技术化操作，而不是它合乎不合乎通常的道德标准（包括自然权利）的问题。
这种态度在启蒙时代的法国和英国，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法国启蒙哲人一般持厌恶态度。如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百科全书派”的精神领袖）说马基雅维里是在宣扬“暴君的权术”，伏尔泰说他是一个“邪恶的歹徒”。法国革命者的政治语汇中，“马基雅维里主义”也一直是骂人话。可英国人就不这样看。培根在《学问的进步》中说：“对马基雅维里以及他这一类作家，我们是该深怀感激之情的，正是他们开诚布公地说出或描述了人们的实际作为，而不是他们应当的作为。”休谟也将马基雅维里称为“伟大的天才”。可见英国人像马基雅维里一样注重实际，也用一种科学的眼光看政治学，或者说要把政治学看作一种自然科学，而在科学的问题上，当然就只有事实判断而没有价值判断了（你只能说牛顿定律对不对，而不能说它好不好，合乎不合乎道德），所以在科学上应该讲“价值中立”。后来的青年马克思也把马基雅维里和自然科学家同列，但原因与英国经验主义者稍异，他是要证明政治社会也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同时，也发现了国家的引力定律……马基雅维里……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这里把“理性”与“经验”并列，就很有意思，说明经验主义决非与理性主义无缘。经验主义也是一种理性主义，只是它讲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
二、被诅咒的“巨人”
1. 由繁华到没落
佛罗伦萨，一个美丽、神奇、闻者心动的地方。佛罗伦萨，一个讲不完，似乎很容易走近，却又似乎永远看不完的城市。
由于马基雅维里就生长在这座城市，所以，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的变迁。
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地理位置异常重要。它不但扼意大利南北交通的要道，而且是中世纪欧洲多国通往基督教中心罗马的必经之路。因此，佛罗伦萨很早就成为欧洲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到了15、16世纪之交，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从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资产阶级创造了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和新思想，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以后又逐渐扩展到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而佛罗伦萨也就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
佛罗伦萨素有“翡冷翠”之称，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鲜花之城”。全市共有40所博物馆和美术馆，60多所宫殿及许许多多的大小教堂，收藏着大量的优秀艺术品和珍贵文物，因而又有“西方雅典”之称。它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保存地之一。
在佛罗伦萨有许多世界闻名的艺术成果，或是许多可以被看作艺术的杰作。
西尼奥列广场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这里有一座建于13世纪的碉堡式旧宫（现为市政厅）。旧宫上的塔楼高94米，它是意大利最夺人眼目的公共建筑之一。旧宫侧翼的走廊，当初为修道院院长和行政长官宣读文告的会场，现在连同整个广场成为了一座露天雕塑博物馆，其各种石雕和铜像作品栩栩如生，形象传神，如人们所熟悉的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复制品等，令参观者和各国游客叹为观止。
建于1296年的圣玛利亚·德尔·弗洛雷大教堂，为佛罗伦萨众教堂之首。这是一座十分辉煌的罗马式建筑，从设计开始一直到整座建筑完工，它是几代艺术家劳动的结晶。它那由黑、绿和粉红色条纹大理石砌成的外墙，极具魅力，而那独特的大圆顶和别致的钟楼为其精华所在。您若登楼俯瞰，佛罗伦萨那迷人的古城风貌一定会令您难忘。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和绘画的摇篮，伟大的诗人但丁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佛罗伦萨仍保存着但丁的故居，许多游人慕名前来这里参观。被称作文艺复兴艺坛“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在1506年聚会于佛罗伦萨，成为艺术史上的千古美谈。
不得不说的是阿尔诺河畔的“老桥”。据介绍，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桥梁之一，始建于公元10世纪。在布满历史沧桑的桥面上，600多年前文学巨匠但丁每天在此散步的足迹仿佛依稀可辨。恩格斯称他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曾是当年佛罗伦萨的最高行政官。他对教会过多干涉内政持反对态度，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和个性自由，反对神的权威和宗教桎梏。所以，于1302年，但丁被相互勾结的黑党和教皇逐出佛罗伦萨。这真是这个城市的不幸，然而一个城市文化的丰富，正是由许多幸与不幸构成的。
总之，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活博物馆。凡是走进它的人，不仅能亲身领略它昔日的辉煌，而且可深刻地了解这座“摇篮”对人类进步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家都会由衷地赞美它。
改变一个世界总有许多种方法，战争可以，自然灾害也可以，所谓的天灾人祸总是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意大利这次遇到的是人祸——战争。1494年一支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打破了它的封闭，虽然法军仅仅呆了5年，但是由此产生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以后的60多年里，意大利成了欧洲列强争权夺利的战场。法国人、神圣罗马帝国的士兵、西班牙军队以及瑞士雇佣军如走马灯似地粉墨登场。
意大利的这种动乱的局面究竟是谁的过错？当时已经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见解，但是这些见解大多是互相攻击的，较少理性之言。事实上，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比较安全地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导致意大利悲剧的根源，在于意大利的平衡遭到了破坏。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教皇国的演变。这一时期，先后共有八位教皇在这里当政，教会以及教皇不再是上帝的牧师、信徒的精神领袖，而是在意大利的政治中兴风作浪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这一时期，教皇们更是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军队作战，参与权力阴谋。连本来是信徒的精神领袖的教皇们都这样了，可见意大利是已经堕落到一定程度了。随着世俗权力的增长，他们渐渐忘记了灵魂的拯救和神圣的训诫，将所有的心思都转向世俗的事务，将精神权威作为捞取世俗权力的工具。他们与其说是教皇，还不如说是领主。他们不再关注神圣的生活和宗教的宣传，不再倾情于对他们邻居的热情和慷慨，而是关注反对基督徒的军队和战争。他们开始聚敛财富，制定新的法律，酝酿新的阴谋诡计以获得金钱。为此目的，他们毫无敬意地使用精神的武器，无耻地出卖神圣的和世俗的东西。在他们之间，在朝廷里，充斥着淫荡和铜臭味。他们习惯了奢侈、享乐，不再关心他们的继承人，不再想到教职的永恒神圣，恰恰相反，他们提拔自己的孩子和亲戚。他们的野心和欲望所在，不仅仅是财富，而是土地和王国。他们不再将尊严和温情给予值得给予的有美德的人，而是以最高的价格出卖它们，或者将之给予那些为野心、贪婪和享乐所驱使的无耻的人。
马基雅维里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空间。
2. 四百年来一奇人
桑塔·科罗切在佛罗伦萨的诸多教堂中，算不上鼎鼎有名。但任何一部准备讨论欧洲近代文化或者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著作中，都不得不为它预留一个位置。因为，那里是马基雅维里的葬身之所。
在那具貌不惊人的灰色石椁中，其实并没有这位叫人不知是爱是恨的“巨人”的遗体，这是1787年——在马基雅维里死后整整260年——人们为他修的一处纪念碑。或者真的是不知如何表达他们对他的崇敬之情，那碑文写得最简单也最骄傲：“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相形失色。”
（1）时代宠儿
恩格斯曾经不无羡慕地追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诞生了巨人的时代。”对于怀才不遇者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幸运儿辈出的时代：“巨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人”，岂不是时代使然？
马基雅维里就是这样的幸运儿。1469年5月3日，马基雅维里出生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马基雅维里的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早在13世纪时，这个家族就有许多人担任政府要职。马基雅维里的家庭属于该族中最贫寒的一支，他的父亲波拿多是位律师，曾担任政府公职，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免职，波拿多仅有一小块土地，每年从土地中得到的相当于250英镑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马基雅维里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就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当时社会上崇尚古代希腊、罗马人的文化，贵族弟子竞投名师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而他只能就读于不出名的教师门下，主要通过自学，却能够博古通今，多才多艺。他遇到事情的时候都能够独立思考，摆脱刻意仿古、脱离实际的学风，因此他早年就以才识过人而为人们称赞。再加上他的父亲和当时佛罗伦萨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们关系密切，这给马基雅维里出人头地带来了可能。
他的学校教育是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的，师从阿德里安尼。阿氏1498年春天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一国务秘书后不久，马基雅维里被大元老院任命为第二国务秘书，当时他刚刚过了29岁的生日，在政府里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如果没有老师的推荐，单纯凭借马基雅维里的资历，这一任命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马基雅维里很快就向人们证明了阿德里安尼眼光独具。第二年，马基雅维里被委以外交重任，主要任务是驻节国外，向国内提交外交事务报告。在1499~1512年，他代表佛罗伦萨共和国先后出访国外近30次，足履瑞士、法国、德意志诸国和意大利各城邦，这为他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当时欧洲世界里一些最伟大的政治人物的机会，也让他留下相当于三卷巨著的外事报告。
（2）人生第一课
16世纪初，佛罗伦萨共和国总统索得里尼实行的是宽容、忍耐和尊重法制的统治，这种统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失之优柔和低效。而此时的意大利，开始卷入乱世的核心。新兴的君主国法国和西班牙以意大利半岛为舞台，争夺欧洲霸权，意大利的共和政体面临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