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对实力的推崇根源于他对自己同胞品性的深刻的洞察，和他由此所得出的普遍利己主义的人性论结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一个君主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前者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而后者取决于他人的意志。人们对于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总是较少顾忌，而且对人们过度施恩，倘若这恩义超出了他们所能报偿的范围，感恩就会转化为仇恨。
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美术史专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书）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锡耶纳的一个雇佣军军官将当地的市民从外国人的侵略中解放了出来，市民们每天商议怎样酬报他，结论是：他们的能力太小，即便立他为这个城市的国王，也都不足以酬报他的大恩。最后一个人站起来说：“让我们把他杀了，然后把他当作我们的保护圣徒来崇拜吧！”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一个君主为了自己安全的需要，不应畏惧落下残暴之名，而不要过度施恩。
但武力的使用不是巨人般地颟顸，炫耀蛮力，而是一种适时适度的艺术，还必须同适度的施恩相配合。镇压、损害的行为应当“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一旦要诉诸暴力，便不能有所顾忌，因为一旦心慈手软，失败后得到的报复会残酷千万倍，“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应当是无需害怕他们会报复的一种侵害”。只要压服了政敌，就应当适可而止，不要追求过于彻底的胜利，那些业已压服别人仍嫌不足的人，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
金钱是掌握武力的坚强后盾，所以君主不要惧怕有吝啬之名。在夺权的过程中不妨慷慨，上台之后就要务必节俭。只有收入丰盈，你才不至于时时加征赋税去应付政敌和战争，而人民对于要他们付钱的事情总是最为痛恨的。但如果是用别人的钱，就不妨慷慨大方。希腊、罗马的寡头暴君们是最善于使用这种伎俩的，他们一旦得势，就发布公敌名单，将自己的仇人都列名于上，谁能抓获他们，就得到他们的财产。对那些从卑微地位出身夺取权力的人，他们起初并没有武力和金钱的资本，他们往往是善于运用欺诈。欺诈与伪装也是一个君主必不可少的统治策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公开对抗不足以取胜的时候，就要大胆地搞阴谋，搞阴谋的时候人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难免有人泄密，太少了又难以成事。成功的君主要善于伪装自己迎合他人，因为“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
3. 只要有好像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尽可以不守然诺
在《君主论》全书之中，最为世人指责诟病的一章，是第十八章《国君应如何守信》，“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之具有贬斥之意，主要也便是由于这一章。马基雅维里在这一章中说，“守信”当然是一种可贵的美德。但是，欺诈、伪善、发伪誓等等，为了保持政治权力，必要时仍可一用。他说：
一个谨慎的国君既不能也不应该为了那些他曾说过而对他自己有害的话守信，尤其是当他提供誓言的原因已成过去的时候为然。如果天下的人都是好人，这番建议当然是不好的。但正因为他们是虚伪的，而且绝不会对你守信的，所以，你当然也就不必对他们守什么信用。一位君王只要有好像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尽可以不守然诺，而不至于受到任何损失。……人类是如此简单，而且是绝对为其眼前的需要所统御。如果有人想要欺骗别人的话，他永远不愁找不到甘愿上当的傻瓜的。……因此，一个人被别人看到似乎是慈善、诚实、人道、虔诚、清高，当然是很好；若能真正实践那些美德就更好。不过，在你心里边必须善保平衡，如果是没有必要的话，你就应该能够而且晓得如何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人人都看到了你的外表像什么样子，但几乎没有人晓得你的内心真正是什么样子。
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面对他的臣民，该不该守信义，应该讲真话还是应该讲假话，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做对他有利。如果讲真话、守信用有利，自然守信诚实；反之，他完全有理由不守信用，进行欺骗。他主张，君主不仅必须善于骗人，“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而且还要善于为其背信弃义的行为涂脂抹粉。这种蒙蔽视听、口是心非、谎话连篇的本领，可以说是任何君主成功的主要武器。他以亚历山大六世为例，说明任何一个想要欺骗人的统治者总是可以找到某些甘愿上当受骗的人：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其他任何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其他任何事情，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这种欺骗的实践何以能够成功？
马基雅维里提出了两个与众不同的理由：一是大多数人头脑简单，易于自我欺骗，且受到当前需要的支配，所以他们通常是毫无批判地从表面价值来看待事物；二是君主的行为受到政治权威的保护，加上君主与人民的隔离，人民观察君主只能得到他的“表面现象”，很少人能知道他的真实面目。对此政治家完全可以利用。
由此，我们说，他这种建议乃是先假定“世人皆伪”，所以非用欺骗狡诈的手段不可。事实上无分古今中外，真正能成大功立大业的领袖，无一不是以至诚格物的精神，昭大信于天下的。
马基雅维里说，为人君者必须设法避免为臣民憎恨或藐视。他说，君主遭臣民憎恨仇视，主要不外两大原因：一个是侵夺臣民的财货，一个是霸占臣民的妻女。所以，他强调，为人君者对于财帛美女，不可存贪得之心。否则的话，“如遭人民之憎恨，虽金城汤池，也不足以保障王者的安全”。
他指出：君主被臣民驱逐或推翻，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他被臣民看到了他“反复、轻薄、娘娘腔、卑怯而无决断”的样子。照这样说来，东方国家的君主务求“神秘化”，不能不说有点道理了。
马基雅维里又说：君主欲厚结臣民的敬爱之心，应该凡是施恩于众的事情，都要亲临主持；但如掌刑罚，申法纪，或其他足以引起人民不满的事情，都应该留给其部下的官吏去做。
关于“君主自处之道”，马基雅维里提出建议说：“君主应表明他是一切卓越成就的守护神；凡人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者，都应该授以荣誉以资奖进。他应该晓谕臣民，使他们尽力去追求进步，无论在制作业或农艺方面……他们应获得保证，即当他们的产业美化之后，不至于为豪者所攘夺；当他们开创新行业之时，不至于为国家课征新的捐税。”
4. 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
这句话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翻版，只不过听起来更加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马基雅维里指出：“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意思是说，对于威胁到统治安全的势力，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心狠手辣，斩草除根；谁纵容自己的敌对势力，谁就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马基雅维里认为，这是一条“永远没错或者罕有错误的一般规律”，是规律就得遵守，否则必遭惩罚。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推崇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
“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尽管政治哲学家们对这种恶毒的，纯粹的权力信仰、权力运用技巧和权力崇拜可以悲天悯人地表示厌恶，也可以对它所能起的作用嗤之以鼻，“认为政治上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政治家的打击或提防异己，这样一种哲学未免太肤浅了”，但却无法阻止它在真实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奏效，而且那些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独夫们大多都无师自通，并不需要像韩非、马基雅维里这样自以为是的策士们教习他们如何熟练地耍手腕。
举一例为证。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解读，看一看此种信仰的残酷性和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