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
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有意识任用一些酷吏来担任司法官员。有个著名的酷吏杜周当了主管司法的廷尉，在审理案件时，揣摩被告是皇帝打算排挤的人，就有意罗织罪名，判处重刑；被告是皇帝打算宽大的人，就故意长期关押不做处理，等到时间长了就向皇帝报告请求平反。有人看不惯他这样，责问他说：“作为廷尉要为天下主持公平，但你却不按照法律办案，专门以皇帝的意思来审判，办案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杜周回答说：“法律是哪里来的？以前的皇帝宣布的就是‘律’，现在的皇帝宣布的就是‘令’，只要有现在皇帝的指示就可以了，有什么要一直遵照的法律！”杜周为此得到汉武帝的欣赏，交给他办很多“诏狱”（皇帝交办的案件），单是“二千石”官员的案件就有近百件，每年还有各地地上报的千余件疑难案件。杜周办案都用酷刑逼供，被牵连入案的人竟然有十多万人。他自己连连升官，一直升到御史大夫，位极人臣。
杜周的话是一种狡辩，但其中说到“律”和“令”的关系，确实是秦、汉时期法律的情况。当时的“令”是指皇帝的诏令，正式发布的令是一种单行法规，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在皇帝死后他所发布的某某令依旧被认为有效时，该令就会被改称某某律，具有正式的、永久的、普遍的效力。因此律、令并称，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不过皇帝一般的指示“诏”并不是令，必须是明确规定要将这一指示“著为令”的，才可以由有关的大臣进行整理、提出具体条文，经皇帝批准发布为令。所以杜周所说的只要皇帝有指示就可以用来办案的，是不符合当时惯例的。
历代统治者都知道，社会实际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为实现统治，需要经常修改法律。但是和现代不同的是，老皇帝制定的法律被认为是“祖制”，从伦常的角度讲后代是不可以改变祖先法律的。所以后来的皇帝只好采用发布大量单行法规的办法来补充法律。秦汉时是以皇帝发布的令来补充律，曹魏以后“令”成为制度性法典的名称，皇帝发布的正式指示被称之为“敕”，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就成为单行法规。比如《唐律》明确规定，皇帝发布的敕只具有特定的、临时的效力，各级官员必须按照敕的指示行事，但是在事后不得援引敕来处理类似的事情，如果法官直接援引敕来裁判案件，就犯下了要判处两年徒刑的罪行。皇帝的这种临时处分性质的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租盾，由刑部上奏皇帝，将敕整编为单行法规的草案，请求皇帝批准发布为“格”（或者称“永格”）。敕只有转化为这种“格”，才具有了普遍的、永久的法律效力，成为可以补充律的、与律并行的、正式的单行法规。
唐中期以后，整编格的情况逐渐减少，在编格以后皇帝又发布的规范性的指示被移为“格后长行敕”，直接就具有单行法规的效力。唐末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于是“敕”一经发布就成为单行法规。这后来就影响了宋朝，法律体系中“敕”具有了头等的重要性。宋神宗曾明确说过法律体系为敕、令、格、式。敕经过累积后就按部门编订为“编敕”，具有法典性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敕”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志表示，唐朝时的“敕”都是要经过中书省起草、皇帝过目，再经门下省复核（如果有异议可以封还）盖章的程序。两宋时的“敕”制定程序有所简化，但仍然是要由中书舍人起草、宰相复核、皇帝批准的程序。皇帝直接下达的指令称为“御笔”，并不直接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宋徽宗统治后期，经常发布“御笔”干预司法审判，遭到司法部门的抵制，宋徽宗为此大怒，1106年特意下达诏旨说：“出令制法，重轻予夺的权力是由皇帝来掌握的，而近来下达的‘特旨处分’，被司法部门引用敕令，认为是妨碍司法，阻止不准施行。这是以司法部门应该遵守的规则来阻挠皇帝的意志。擅自杀生才叫王，能够利人害人的才叫王，有什么法令可以阻挡？”于是规定凡有“御笔”处分的，不准依照现有法律来阻止，否则的话就要算作“大不恭”（即大不敬）罪。第二年又规定凡“御笔”断罪的，不许到尚书省喊冤。但是即使是这种“御笔”，实际上仍然是由蔡京等宋徽宗的亲信起草的。1127年宋徽宗被迫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大臣立即建议废除“御笔”断罪制度。
金元以后逐渐将皇帝发布的这种单行法规统称为“条格”或者“例”，明朝将列有几条的“例”称为“条例”。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明确表示：律是永久有效的“常经”，而条例只是“一时之权宜”。在这一原则，明朝前期历朝的惯例是，每当新皇帝即位，就宣布前朝发布的所有条例一律作废，裁判只准援引《大明律》。经过一百多年后，《大明律》显然已很难符合变化相当大的社会情况，1500年经明孝宗指令，朝臣仔细审核历代的条例，整编出297条，编订为《问刑条例》，被明孝宗批准发布，并且规定以后不得废除，与律并行，永久有效。以后经过两次修订，到明末《问刑条例》已经有382条，许多基层司法部门为了检索方便，将《问刑条例》与《大明律》合编，形成律例合体的法典。
清朝也继承了明末的传统，律例合编为法典。1740年颁布《大清律例》的同时，曾规定每五年修订一次条例，将皇帝在五年内发布的条例分门别类地编入这部法典。不过这种严格的制度后来没有坚持下去。由于每条临时制定公布的条例一般都直接具有永久和普遍的效力，所以逐步造成条例膨胀的情况，到1870年已有1892条。另外皇帝所做的政务决定自动成为“事例”，官府可以参照施行，按照部门汇编这种“事例”就成为本部门的“则例”，具有永久的效力，但有关定罪量刑方面的“事例”必须要经过正式定为条例后才可以在裁判中加以援引。
五刑
公元前167年，汉朝在齐国的一个看守太仓的官员淳于意犯了罪，应当受刑罚，被逮捕送到长安进行审判。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当被逮捕准备上路的时候，他骂道：“只怪我只生女儿不生儿子，遇到急难的事没有用处。”他的15岁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后，很是悲哀，决心要为父亲去喊冤。于是她跟在父亲的囚车后面来到了长安，向汉文帝写了一封申诉书。这份申诉书中说：“小女子的父亲是个小官，在齐国为官时，人们都称赞他办事廉洁公正。现在偶然触犯了法律要被处判。我所忧伤的是被处死的人不能再生，受过肉刑的人身不能再恢复原状，就是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失去了改过的途径。小女子情愿没入官府为奴婢，来赎换父亲要受的肉刑，使父亲可以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她的申诉很受感动，为此下诏：“我听说在古代圣王虞舜的时代，在罪犯衣帽上画某种图像，或给罪犯穿上与常人不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就表示处以某种刑罚，而老百姓很少有犯罪的，这是何等崇高的政治清明境界啊。现在法律有黥、劓、斩左右趾三种肉刑，然而犯罪却并不因此而减少，这罪过的责任在哪里？难道不是因为我的恩德浅薄，而且教化不明吗？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正是教化不明而使无知的百姓陷于法网。《诗经》中说：‘和乐而平易近人的国君，百姓把他当成父母。’当今百姓有过错，还没有对他进行教化就滥施刑罚；即使罪犯以后想改行为善，却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重到截断人肢体、深刻人肌肤，终身不能消除的地步，这是多么的惨痛而不道德啊！这难道是‘为民父母’的意思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律条来代替它；下令规定以罪行轻重判刑，在服刑期内不逃亡的，期满后释放为平民。把这些意思具体拟订为法令。”
接到汉文帝的指令后，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拟订了法令条文，上奏说：“肉刑是用来禁止奸人的，已经由来很久了。陛下下达圣明的诏书，怜悯百姓万一犯了罪一受刑罚就终身受苦，打算改行为善也失去了途径，这是出于陛下的盛德，是臣等所不及。臣等谨慎讨论后请定律：改黥刑为髡钳城旦舂（剃光男性罪人的头发胡须、脖子上戴一个铁钳，修建长城；女犯为国家舂米）五年，改劓刑为笞（竹板责打）三百，改斩左趾刑为笞五百。其他如犯斩右趾、杀人而自首、官吏贪赃枉法等罪名，在裁判确定后又犯笞刑以上之罪者，皆弃市处死。判处完（保全罪人的头发胡须）城旦舂的，三年后转鬼薪白粲（男犯从事伐木、女犯从事粮食加工）一年、再转隶臣妾（官府杂役）一年，即可释放为民（总共五年）；判处鬼薪白粲的，三年后转隶臣妾一年，即可释放为民（总共四年）；判处隶臣妾的，二年后转司寇（在边境外巡查警戒）一年，然后可以释放为民（总共三年）；判处司寇的，二年后可以直接释放为民；判处髡钳城旦舂的，在一年后转为完城旦舂，以后按照完城旦舂处理（总共六年）。臣等昧死请求皇帝批准。”汉文帝随即下诏批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废肉刑”的刑罚改革。所谓“肉刑”就是对罪人的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不可恢复的伤害，现在一般叫残害刑。这或许是出自远古“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习俗，也有可能是出自对于战争俘虏或奴隶的一种防止脱逃及驯化的手段。中国古代的肉刑习称“五刑”，据说是指“墨”（也称“黥”，毁容），“劓”（割鼻），“刖”（或又称“剕”“膑”，砍脚，后来又分为斩左趾、斩右趾两种），“宫”（毁坏性功能），“大辟”（砍头）。此外还有断手、割耳（刵）等等。另外据说商纣王暴虐无道，有“炮烙”之刑，将罪人放在铜烙上烘烤。又有“醢”（将罪人剁为肉酱）、“脯”（将罪人晒为人干）等等酷刑。春秋战国时代的酷刑更多，见诸史籍的有“磔”（或称车裂，将罪人碎尸，或将罪人处死张尸于树，让鸟兽啄食）、“烹”（把罪人扔入开水锅中煮烂）、“枭首”（把罪人脑袋砍下后挂于高处）等等。
秦朝的法定死刑刑罚沿袭了上述的磔、枭首，以及砍头（在市场上将罪犯砍头，称“弃市”）、腰斩，最残酷的算是“具五刑”，就是先将罪人处以肉刑，再笞打致死后斩首。劝秦始皇下焚书令的李斯，后来就是被具五刑处死的。还有黥、劓、斩左趾、斩右趾、宫刑等肉刑。不那么残酷的刑罚有髡（髡，剃光罪人的头发、胡子）、耐（仅剃去罪人的胡子和鬓角），这在当时也算是很严重的刑罚，因为华夏民族普遍相信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的，被无故破坏就是不孝，不能得到祖先的原谅。大多数被判处了肉刑和髡、耐刑的罪人还都要为朝廷服终身苦役，不是修建长城，就是伐木舂米，或者给官府打杂。如果保留罪人毛发的，就叫做“完”，还是要去服苦役。轻微的罪过可以仅仅用竹板责打一顿，叫做“笞”；或者是罚出一笔钱财，叫做“赀”。
至少到商周的时候肉刑已经是法定的主要刑罚种类，战国秦汉时使用也很普遍，但也就是在战国时就出现了对于肉刑的批评。有的著作称肉刑不是中原华夏族固有的刑罚，是黄帝在战胜蚩尤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特意以有苗族的肉刑来处治有苗族的反叛者。又有说法以为远古虽有肉刑，但实际上并不施行，而是施行“象刑”，比如给犯人戴上一顶黑头巾，就算是施用了墨刑；给犯人穿上一件红衣服，就算是施用了劓刑；膝盖处绑上一块黑布，就算是施用了刖刑；给犯人穿不同的鞋子，就算是施用了宫刑；让犯人穿没有衣领的衣服，就算是施用了大辟等等。无论这是否是史实，至少说明对于肉刑及死刑残酷性表示不满的思想正在形成。当秦皇朝滥施酷刑，“截鼻盈车，断足塞河”仍未能阻止农民起义的爆发后，肉刑的威慑力也被打上了大问号。汉文帝即位后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千方百计缓和社会矛盾，即位当年（前179）就宣布废除“夷三族”（杀死罪人全部近亲属）以及“收孥”（将罪犯女性亲属收为官奴婢）的刑罚。这次因淳于缇萦的上书，乘机宣布废除肉刑（在这之前已经废除了宫刑），并且确定罪人的苦役刑期，刑满后可以释放，让罪人改过自新。
由于汉文帝的这次改革存在一些弊病（比如改肉刑为笞刑的数目太多，往往罪犯已被打死，还没有打够数目），因此后来他的儿子汉景帝进一步改革：先后两次减少笞刑的数目，斩左趾的笞500下减为200下，劓刑的笞300下减为100下。汉景帝还颁布《笙令》，具体规定了执行笞刑的刑具尺寸、重量、规格，并且规定只能由一个人行刑，不准中途换人，这样才使得受刑人得以保全性命。景帝还废除了磔刑，改为弃市。并且规定被判死刑者可以选择改为执行宫刑，将宫刑作为死刑的代替刑罚。
汉文帝、景帝的刑罚改革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次改革一举废除了这些古老的残害刑，而且明确刑罚的目的应该是使罪人能够“改过自新”，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普遍认为刑罚是一种社会对于罪人的报复，或仅仅是一种威吓手段，而汉文帝已经能够接受这种教育刑的观念，确实是超前的进步。从此以后，除了短暂的几个插曲外，历代再也没有将肉刑作为一种法定刑载入法律。惟一的例外是墨刑后来以刺字刑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作为对于部分罪名罪犯的附加刑。宋代将重罪罪犯刺字后配军籍。元朝则对侵犯财产罪的罪犯附加刺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脖子后部）。明清沿袭了元朝的制度，到了清末才对部分重罪罪犯在面部刺字。
清代对女犯处绞刑情形汉以后各个朝代仍然陆续改革刑罚体系。583年隋文帝公布的《开皇律》再次大大改进了刑罚体系，“五刑”一共分为二十等，后来又被唐律继承并略加改进。“笞刑”，是以3尺5寸（约合今108.85厘米）长、大头直径2分（约合今0.62厘米）、小头直径1分5厘（约合今0.47厘米）的荆条责打罪人的臀、腿，10下到50下，每10下一等，分为五等。“杖刑”，用同长的、大头直径2分7厘（约合今0.84厘米），小头直径1分7厘（约合今0.53厘米）的荆条责打罪人的背、腿、臀，自60下到100下，也是10下一等，分为五等。“徒刑”，是将罪人关押在本地监狱，为当地官府服役劳作一年至三年，每半年为一等，共分为五等。“流刑”，是将罪人流放到距离家乡遥远的地区并为官府服役一年，自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死刑”，分为斩、绞二等，斩为砍头，绞则是用木棍逐渐绞紧套在死囚脖子上的绳圈，使其窒息毙命的处刑方式。由于断首被认为是破坏了父母遗下的身体，即使一死仍然是为不孝之举，所以能够保全身体的绞刑比斩刑轻一等。
当需要按照犯罪情节或者是双方的社会地位、血缘等级关系而加重或减轻处罚时，就按照这20等进行加减，或者加等，或者减等。不过唐以后的法律都规定，除非是法律条文本身规定可以一直加重到死刑的罪名以外，其他的罪名“加不至死”，最重只能加到流三千里；相反，当按照情节或社会、血缘等级关系可以减轻刑罚时，“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即从斩首减一等就直接减为流三千里，而流三千里要减一等的话就直接减为徒三年。
隋唐所定的五刑以后被历代法律定为“正刑”，基本体系不再改动，但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修订，比如金元两朝以后凡徒刑、流刑都一律要附加杖刑，“三流”都要附加杖一百，“五徒”从杖六十逐次累加至杖一百。清朝开始将笞刑改为小竹板，五等数目减为4下到20下；杖刑改为大竹板，五等责打数目从20下到40下。另外，斩、绞死刑也按照是否需要秋后处决而分为“斩立决”、“绞立决”、“斩监候”、“绞监候”四种。
在这以外的刑罚是“闰刑”（正式刑罚之外的刑罚），比如上文提到的刺字刑。还有从宋朝开始纳入法定刑种的“凌迟”，这是用快刀碎割罪人的身体，原来写作“陵迟”，意为一个平缓的斜坡，寓意使罪人缓慢而痛苦的死去。俗称“剐”，“千刀万剐”。元朝时处凌迟的罪名有9条，明律加至13条，清律例又加至22条，这些都是谋反大逆、恶逆、不道之类的重大犯罪。“枭首”是在晚清又恢复使用的酷刑，道光年间开始用于“江洋大盗”，后来适用面扩大到“响马”、“道路、埠头行劫”等罪名。“戮尸”是对已死的罪犯尸体进行斩首示众，也是清朝入关后经常使用的酷刑。另外使用很普遍的刑罚是明朝开始的“充军”，使罪人终身服兵役，有的要世代传承兵役（清朝的充军不是当兵）。清朝另有一种将罪人“发遣”到边境地区“与披甲人为奴”的刑罚。
不那么可怕的五刑外的刑罚是让罪人戴枷示众。唐朝已经用“枷项令众”来处罚轻罪罪犯，宋代改称“枷号”。元明清的法律都大量使用枷号刑，小偷小摸、轻微伤害、有伤风化等等都可以《水浒传》“插翅虎枷打白秀英”适用。枷号使用的木枷一般为15斤重的方枷，木枷中央有一个颈孔，用来夹住罪人的脖子。习惯上是将罪犯枷号在衙门门首示众，如《水浒传》里说插翅虎雷横就是被枷号在县衙门首示众的，而有的地方官还特意规定将罪犯每天轮流枷号一个地方示众，今天在衙门门首，明天换到东门，后天换到北门，以后依次换到南门、西门。枷号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最长的有枷号一年的。
从汉文帝开始的刑罚体系的改革，使得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法律所规定的刑罚制度是世界上最文明、最人道的，至少要比同时期的欧洲法律中的刑罚制度文明得多、人道得多。美国人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承认，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与当时西方的观点相反，中国法律是非常符合人道的”。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当地球另一边的欧美国家进行法律改革，法律走向进步文明的时候，中国却因为清皇朝日趋腐朽没落，不得不滥用酷刑以图维持统治，使得传统法律落后性及野蛮性的一面更显得突出，遭到普遍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是其企图侵略、控制中国的本性决定的，所谓中国法律的残酷性不过是他们的借口而已。
“三赦”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有一条很有意思，问的内容是：甲身高不足六尺，放牧一匹自家的马，现在马被别人放跑，吃了别家的一石庄稼，该当何论？回答是：“不当论。其偿稼。”没有必要定罪，但是应该要其赔偿庄稼。另外一条问的是：甲偷了别人的一头牛，偷牛的时候身高六尺，关押一年后定罪时，再丈量他的身高已经达到六尺七寸，问甲应该如何处理？回答是“当完城旦”，要将甲判处“城旦”刑，罚去筑长城，但保留他的须发。显然这里身高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秦六尺约合今1.38米，六尺七寸，约合今1.54米。古时一般认为男子15岁身高六尺，而成年男子的标准身高被认为是七尺。从以上两条问答以及其他的秦简和史籍记载来看，秦时法律是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女子身高六尺二寸视为成年人（大约在十六七岁左右），达到此身高者犯罪就要接受刑罚处罚，即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就开始负刑事责任，否则可以不负刑事责任。
以身高来确定行为人是否要负刑事责任，或许是当时还没有普遍推行户籍制度的缘故。按照儒家经典《礼记·曲礼》的说法，早在西周的时候就有按照行为人年龄来决定是否处以刑罚的制度：“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也就是说7岁以下、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另外，儒家经典《周礼·秋官·司刺》还有“三赦”的说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幼弱就是小孩子，老旄就是老年人，而所谓“蠢愚”，是指天生的痴呆与精神病人。这三种人犯罪，应该予以赦免，不能进行处罚。
汉代法律逐渐修改原来的制度。公元前194年，汉惠帝即位后就下令：70岁以上和不满7岁的人犯罪应当处刑的，都予以宽免，保全身体完好。不过，从这条法令看当时老幼犯罪还是要关押。以后汉宣帝时进一步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除了诬告、杀伤人的罪行外，其他犯罪一律不追究。这只是对于老人的优待，汉成帝时，又下令不满7岁的人如果是犯有杀人罪或其他死罪的，可以“上请”，廷尉报告皇帝，可以免死。到东汉再进一步改革，明确规定未满8岁以及80岁以上的人，除了犯有亲手杀人罪以外，其他一切犯罪都不予追究。魏晋以后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原则。晋朝法律在规定年老、年幼的人犯罪不受刑罚外，还规定“笃疾”者（按照古代法律规定，凡是丧失全部视觉的“双目盲”、丧失听觉及语言能力的又聋又哑，或者是丧失两肢能力的两手两脚残，这些都可以被称为“笃疾”）以及妇女犯罪，都可以“收赎”（出钱财抵罪）。80岁以上的人除了亲手杀人外，其他犯罪都不追究。北朝的北魏法律也规定80岁以上、8岁以下犯有普通的罪行不追究，即使犯有亲手杀人的罪行，也必须要“上请”皇帝来裁决。
《唐律》全面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法律，对于人们的刑事责任问题做了非常细致的具体规定。《唐律疏议·名例律》“老小废疾有犯”条将责任年龄及能力划分为四段：
第一，16岁以上、未满70岁，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必须对一切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第二，70岁以上、未满80岁，以及11岁以上、未满16岁的人，以及废疾（指白痴、哑巴、侏儒、一手或一腿折、盲一目等）者，仅在犯死罪及几类重要犯罪时要处以刑罚，其余犯罪都可以收赎；
第三，80岁以上、未满90岁，以及8岁以上、未满11岁，以及笃疾（双目盲、两肢废，以及癫狂等）者，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窃盗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承担刑事责任；
第四，90岁以上、未满8岁，为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不论犯什么罪，一概不承担刑事责任。
除上述规定外，《唐律》对责任年龄和能力问题还有几项补充规定：（1）对于教唆无刑事责任的人犯罪的问题，《唐律》规定都由教唆者承担刑事责任，要赔偿的，由因这项犯罪而接受到利益的人赔偿。（2）对于刑事责任追溯时效问题，《唐律》规定在犯罪的时候还年轻、或者还是健康人，但到案发被逮捕时已经是年老或残疾人，要按照年老或残疾人的法律来处理；相反犯罪的时候还未满上述的这些年龄段，而犯罪被发现时已经年满年龄段，仍然按照未满年龄处理。显然总的原则是从轻处理。（3）礼教规范与刑法规定冲突问题。对于某些触犯礼教的犯罪，即使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也不能免其罪责。比如《斗讼律》中规定：殴打父母的，即使是幼小或残疾人，虽然在法律上可以免于处罚，但在礼教上是严重的不孝行为，因此还是要追究，具体的处罚要“上请”，由皇帝来亲自裁决。（4）本人责任与连坐责任。《唐律》虽然规定老幼废疾犯罪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但如果是因家人犯有要连坐的重罪的，则不能免除。比如犯有谋反大逆重罪的，其亲属即使在90岁以上仍然要处死，7岁以下的儿童，也仍然要没入官府为奴婢。
《唐律》的这些规定以后被长期沿用，历宋、元、明、清各个朝代而无所修改。不过，明清法律还特意明确，90岁以上犯有谋反大逆的罪行的，不得免除刑事责任，这也体现了明清刑法对维护皇权的内容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