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凡紫卉
进入1976年冬天，可看的电影一下子多起来。在此之前，除了样板戏，银幕上只有《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几部故事片，数量可怜，反复看的结果让孩子们几乎背下了影片的全部台词。突然之间，一些部队大院冷寂多年的礼堂热闹起来，白天晚上都在放电影。
因为跑片子，随时通知随时去看，三更半夜爬起来也是常有的事。据说都是还未解禁的影片，只能在内部礼堂放映。这些“禁映影片”，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17年里拍摄的故事片，许多是经典之作，当初将它们定罪为“禁映影片”的理由是什么？能说服人吗？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与国家的进程一样，曲折而坎坷。尤其是故事片，所承载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娱乐的范围，更多的是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由于牢牢地被缚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电影便成了特殊气候的晴雨表，一次次的“禁映”，拉开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央就在考虑新中国电影应该如何发展。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东北局宣传部下发了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现在当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其结果将是窒息新的电影事业的生长，因而反倒帮助了旧的有害的影片取得市场。
电影剧目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而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
可以看出，中央对新中国电影的部署还是很切合实际的，这个思路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制定新中国电影政策的依据。1950年7月11日，包括“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电影旧片清理”、“电影新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电影业登记”等在内的一系列《电影工作暂行办法》出台。《办法》规定：凡已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登记核准的电影制片业，其新摄制的影片和剧本，一律免于审查。新片摄成后，向中央电影局或其委托机关申请登记，请发上映执照，发给执照即可在全国上映。影片映演时，其内容如经检举与人民政府共同纲领相抵触，应由中央直属省市或大行政区主管文教机关审查属实后，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处理，各级地方机关不得自行处分。
从内容看，首批新中国电影管理办法虽然对影片上映有严格规定，但政策还是宽松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发展国产影片，抵制“有毒素”的美国影片（当时上海影院上映的影片80%是美国电影）和旧影片。
有了“鼓励发展国产影片”这样的大前提，中国电影生产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小高潮，三家国营电影厂两年推出了39部故事片，几家经过改造的私营电影企业也不甘落后，共有19部电影问世。
但宽松的政策并没有让这个小高潮持续多长时间，不久，就有几部影片率先落进了“禁映”的大网里。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故事片《荣誉属于谁》：两位战场上曾并肩战斗的老战友，解放后在铁路战线工作时，因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发生了冲突。最后，学苏联的先进思想战胜了保守的旧思想。影片经过宣传部、文化部等多家单位分头审查，得到一致肯定，顺利公映。但上映不久，各家电影院突然贴出了“停映”告示。观众不明内情，只是听说影片的内容有问题。就这样，这部影片“荣幸”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因内容“有问题”而被明令禁映的影片。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一：影片歪曲了中国革命历史，丑化党的干部，将革命荣誉归属于学习苏联的经验，这是政治性的错误。江青看完影片曾气愤地说：“难道荣誉归于这种人吗？”其二：片名取自高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的标题，而此时高岗的反党行为已被察觉。
为这部影片“陪绑”的是该厂拍摄的另一部反映民族团结的影片《内蒙春光》。1950年，《内蒙春光》公映不到一个月，发行公司正准备延长预定放映期，突然就接到了上级的“停映”通知，理由是有关领导发现影片中尚有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的地方，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争取不足。
除了国营厂的这两部影片，上海“昆仑”和“文华”两家私营电影企业拍摄的几部故事片也同时受到批判。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部电影局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方针，但在当时的上海，熟悉工农兵的人不会写剧本，会写剧本的又不熟悉工农兵，这一对矛盾让大家束手无策，电影界陷入了停工待料的“剧本荒”。当时分管电影工作的夏衍无奈之中提出了改编小说的建议，正好《人民文学》上有两篇小说受到全国文艺界的好评，一篇是《关连长》，另一篇是《我们夫妇之间》，于是两家电影公司派出了强有力的阵容，投入到这两部改编影片的拍摄中。
由石挥导演并主演的《关连长》，描写了在解放前夕的一场战斗中，关连长为了不伤害一群小学生而做出自我牺牲的故事。郑君里编剧、导演，赵丹主演的《我们夫妇之间》，讲述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李克和工农出身的妻子张英入城后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矛盾。两部影片上映不久，就以“宣传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解放军形象”和“歪曲工农干部”等罪名遭到批判。不过，这些批判都没有形成规模，真正将批判形成声势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声讨。
1951年2月，一部描写武训一生行乞办学的片子上映后在观众中反响很大，全国一时出现了“武训热”。但几个月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批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全国主要报刊立即转载，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拉开了序幕。其罪名是“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是“污蔑农民斗争”、“污蔑中国历史”的反动宣传。文艺界整风运动就此开始。
据分析，这场批判运动与江青插手有直接关系。她很惧怕自己在上海滩电影界的旧事被泄露出去，而《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等都是熟知那段历史的人，所以江青逮住机会，便要置这些人于死地。
“禁映”和批判的结果让电影界欣欣向荣的局面陷入了低谷，一年多的时间里，近40个电影剧本被“枪毙”。1950~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到1952年，骤减到两部，一种“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情绪在文艺界蔓延开来。
看不到优秀影片，观众有意见。1953年9月，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召开，随后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决定》，这都对电影创作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久，《董存瑞》、《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等一批优秀影片相继问世。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空气更趋活跃，上海《文汇报》专门辟出专栏，讨论“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对“讨论”进行了归纳引导，主张“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尊重艺术家的风格，体制要适合于电影的创作规律”。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指责为“右派纲领”，作者因此被剥夺了22年的写作权，一批艺术家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二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界遭遇的第二轮劫难，直接原因与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不无关系。1958年3月，康生在视察长影厂时，对厂里在1957年生产的几部影片大加挞伐。此后，他又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座谈会上，以严厉刻薄的语言，点名批判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地下尖兵》等多部影片，他甚至说：“这些不好的片子，应该早一点放出去……是很好的肥料”。
在“拔掉银幕上白旗”的口号下，刚刚复苏的文艺舞台又遭重创，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1957~1958年第一季度生产影片的斗争开始，大部分影片都被当做“白旗”拔掉。《谁是被抛弃的人》、《生活的浪花》、《护士日记》等影片也被列入点名批判之列。
1960年，北影厂根据革命老人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消息传到康生的耳中，他说：“那时我也在上海，怎么不知道这件事。陶承是不是夸大其词，为个人吹嘘？”创作人员不想惹麻烦，将片名改为《革命家庭》。但康生还是有话说：影片歌颂的是“左倾”盲动主义。这部经典影片最终仍旧没有逃脱被打入冷宫的下场。
1961年，中央在对政治、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也对文化政策进行了若干调整。6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很多人呼吁电影题材应当多样化。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要解放思想，提倡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他批评了乱抓辫子、乱挖根子、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的不良作风，给予文艺工作者莫大的鼓舞。首都电影工作者还在香山举行了一次聚会，周恩来也参加了，大家兴致很高，创作热情被重新唤起。到了秋天，“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参会人员个个兴高采烈，大家都以为文艺界的春天真的就要到来了。但仅仅两年，电影界再一次被阴云笼罩，这一回批判的靶子，对准的是《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