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这个两面看，我们早期炒房时没有法律，91年我们做了第一单按揭贷款，中国没有《公司法》，没有《产权制度》，冒了很多险，反过来我还要埋怨，你怎么不弄这个制度？在没有公司法的时候我办了公司，有了公司法的时候我按公司规范走。去看看历史过程，你们会理解当时做事情的这些人。再往前，像任志强坐过监狱，说他投机倒把，你今天还能说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吗？那时候投机倒把是错误的，那些你们认为钻了空子，今天你仔细看，法律早就取消了，当时是钻空子，今天不是钻空子，叫走正道。所以要让大家回归到正的道路上来，我们今天看待任何成功的奋斗的人来说，减少道德批判，看当时的环境，第二种话，你能得到彼此的理解。
从今天创业者来说，千万不能够简单地重复历史，因为今天的法律比原来更健全了，但是今天法律当中哪些不健全的，属于错误系列，有违规、违规再往下叫做违反道德，违反道德这是一个软性质，违规、违纪、违法、犯罪这一系列的，违反道德是受到谴责的，是软约束，最终会形成大家的抛弃。
但是违规，这个“规”经常是在变，今天可能是错了，明天就是中性，后天就是对的，在这个“规”以下的事情是弹性部分，在中国改革部分规定部分是非常弹性的。
违纪是党内的东西，这个部分有硬的也有软的，不大吃大喝这是软的，大吃大喝了也没抓起来反正就批评了，但是受贿这个就是硬的了。到了违法这就比较硬了，这个不能碰了。中国社会回归到正的方向上来，我们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范围内给的空间创业，这是正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功，如果你今天仍然抱着明知这个东西违法违纪非要弄的话，今天跟过去环境不一样，过去法律少，相当于都是一片平地没路，我们这些人折腾着走多了就形成路了，今天有路了，你还在地上撒野，就是你找麻烦。
主持人：不要做违法、超越法律允许的事情，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有道德准线？
冯仑：道德比较难讲，我们当然要守道德，特别是80后。道德这件事在今天的中国的确是争议最多的，今天好像众说纷纭，你看蜗居出来以后，讨论什么的都有，前一段鲁豫为了这件事还发了微博，同情小三、最后被大家批评。
在今天中国是不一致的，我希望大家坚守未来的道德和现在朝着未来方向发展的道德。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独立和言论自由，这是未来的自由。
你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主持人：有一位网友米粒丢丢的说：到了结婚的年纪突然发现女孩子变得史无前例的物质、没房不嫁，80后还怎样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婚姻呢？
冯仑：房子的事情80后不用太操心了，虽然你们结婚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但你们上面几代人都有房子，他们没了的时候，这个房子都出来了。因为独生子女，特别是90后，那时候你们房子都富裕，只是说那个时候房价维持不了现在这样，说不定房子反而就落价了，这是金融公司首席分析师的观点，他按人口的发展模式，中国是倒金字塔，再过十年二十年老人就多了，剩下的房产都落到底下少数人身上了。所以从长远来说，你这一生不会缺房子。第二点：政府这么爱大家，不断地推动大家保障房子的增长，你们也一定能够解决房子，有房子住，看你们努力不努力，而不是看政府管不管你，如果说你不努力，房价到4000你也买不起。至于结婚这些事情，这些都各安天命了，今天中国还有很多娶不上媳妇儿的，我们不可能保证每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人都幸福。
我以前住在筒子楼里面，一个香港人来就嘲笑我，怎么这么可怜？楼道里面用煤油炉子做饭，我说这一切跟我能力没有关系，这个制度下我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跟别人有差别。今天我们有奋斗的环境，让你的能力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你的福利开始有差别了。你们也许今天还觉得挺好，我建议你们去周边的一些地区和国家去体验一下，你们立即就知道了，当人已经没有空气的时候，你才知道空气的宝贵，像大地震西方老唠叨一句话：你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比如说像我，我如果再失去了自由创业的环境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宝贵，你一开始就在这个自由环境里面你不知道这个多么宝贵。
现在我们中国民营企业容纳了70%的就业，70%的就业者都是自主独立的生活、创业判断当中，都不是组织分配的，否则你想这70%人，如果30%在民营，剩下的70%的都是政府安排。你想这个经济可以成为全球第二吗？不可能的。所以大理说，你们背了20年贷款，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成长。
主持人：80后这个群体是20-30岁的过渡期间，全世界都在发生种种的事情，通过信息的传播平台很快让人们知道，对于80后这样一个价值观和是非标准的判断也是一种冲击，每天都受到不同事件的影响，如何来辨别？
冯仑：让大家接触信息，而不是减少信息，这个避免单项传播，而应该多项传播。社会开放和发展以后，不管是80后还是未来的90后，应该是在更多的信息当中，让他们自己去判断，逐渐地形成一致性的价值观，这是开放的情况下形成的，越开放大家越独立判断，我老问台湾一些人，开始我也不懂，你们怎么投票的，是不是谁说了什么东西，怎么可能呢？台湾人每个人判断能力非常强，比如说我判断喜欢某一种观点，其他的观点再说基本上进不了脑子，所以多元社会充分表达带来了一个结果是价值观反而在深层次趋同，在言论上更丰富。这是很有意思的，举一个简单的事，开放初期大家说中国人都穿牛仔裤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越开放，民族的东西越多了。所以言论也是越开放，一致性的东西越多。这个一致性的东西是扎根了的，我们现在越开放，中国什么庙会、传统都回来了，而不是越西化。
观众：现在很多媒体工作者尤其是80后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生活提高而选择向一些企业和下属的单位进行变相的采访或者参观，用金钱的代价换取事件的真实性，你对这个事件怎么看？
冯仑：这个是非常不道德的，媒体是中间状态，你可以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不一定做交易。你得用公众的利益做交易，你任何传达出来的信息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和公众的利益，所以这种事情是决不道德的，不符合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道德和良心。
观众：在现场对你的感觉是非常的真诚、儒雅、亲切，我周围的人很少看到任总笑的一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他笑？当下属碰到这种比较严厉或者性格比较各色的上司，该怎么处理呢？
冯仑：首先任总不是这样的上司，他已经被封为女人最想嫁的男人。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的确很不幸，如果上司很各色，然后脾气又拧巴，比较好的办法是回避，碰到这样的领导的确是很难受的事情，回避是唯一的选择。
25-35岁是创业的好年龄
观众：成天关注房子和汽车的人成不了大事，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好，给我们把这些人甄选掉了，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冯仑：我是赞成你的，市场竞争用不同的门槛在挑选大家，政府真的不应该一管到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一个政府能管到25岁到35岁的人一定买得起房，现在我们首次置业的年龄是27岁，为什么不管呢？不是政府不好，而且市场经济当中最重要的是流动，25-35岁是最好的创造、创业、创新的年龄，这个年龄最好要流动，你背着房子怎么流动？这也牵扯到我们市场经济这部分参与者和劳动力是不是有流动的条件，如果你结婚政府给你一个房，你基本上就拴十年，你就不能流动了，这个从北京到上海的话你肯定就不想去了，你说得非常对。这个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化的方法解决住房的问题，这样可以筛选掉适合创业的不适合创业的，适合娶媳妇儿的，不适合娶媳妇儿的，适合在外面折腾的，不适合的都分开了。
主持人：我们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废除了13项经济性犯罪的死刑，也有网友说废除死刑可以震慑贪官吗？
冯仑：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国际上来看，我们现在就废除一部分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类的死刑，从人类文明进步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14亿，每年死刑执行的人数和地球上其他国家加起来差不多，执行的人数太多了，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成长中的经济体和大国，我们也需要社会和人类文明来同步，从这个角度来看减少是一个趋势。另外一方面民众对贪官有非常大的义愤，又不希望他们占了这么多便宜最后不死，这是道德上的权衡，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一个权衡是社会进步、法律和道德上的情绪两件事的平衡，所以我觉得惩治腐败根本的问题不是靠死刑，第一公权力要大大的减少，政府不要管那么多事，管得越多，被大家搞定它的机会越多，想搞定他的人越多，公权力退回到它的边界。
第二舆论充分的透明，舆论监督比任何监督都好，你比如说现在戴一个手表就可以把这个房管局搞定，网上人肉搜索就可以把他搞下去，哪一个贪官难免得罪人，你得罪了人就在网上弄你，现在我们涉及了很多禁忌，什么样的人媒体不能讲，犯了什么错误只能内部讲，我们现在一些高级领导都是属于你们媒体不能批评的，所以只要舆论充分监督，媒体更加公开透明，再加上公权力退回到它应在的地方，大规模的腐败就能够大规模的减少了。
纽约的市政府怎么做事？第一政府不管什么事，公权力很小，不管企业投资，什么都不管。他就管公共的事情，纽约的市长为了选上这个市长，大家知道是彭博社的老板，自己掏了3.2亿美金，选了三界市长，他拿多少工资？一年拿一块钱，他每天坐地铁坐了七年。为什么要这样？他挣着钱了也绝对不会贪污，这个公权力没有办法让你贪污，有法律管着，有媒体管着，你稍微拿一点什么事，媒体一棒子你就选不上了。我去台湾看也一样，台湾叫官不寥生，人民幸福：第一全家人就要被媒体天天说，你想你们希望父母当官吗？所以一个人要当官首先争得全家同意，第二如果你一当官，你的收入百分之百全晒在网上，这个时候万一你有一件事情被抓住，选票就没了。所以这两件事放在这里没法腐败了。所以根治腐败不在于死刑，而在于公权力回归到本来的地方，他退化了，另外舆论要更加公开透明给予监督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