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云，这一“中历史”阶段，中国大陆是先左（1978年之前）后右（1979年之后）的。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26年的“小历史”阶段。
1980年底，改革开放未久，经济就开始活络了。这不令人意外，但让人头疼的是，诸如物价问题、失业问题、贫富问题、腐败问题……这些在计划管制下不明显的困扰随市场经济俱来。当时流传一时的顺口溜是：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这使得人们对右开始产生质问甚至反感，于是一场左右路线争辩在所难免。然而，症结何在始终没有争清楚。于是，不是接下来的“一乱就收，一收又死”，就是让问题持续恶化下去，能量不断累积，终至发生社会政治的巨大震荡。但一旦左转，经济马上缺乏活力，邓小平用“南巡”把方向再度拉回向右，又过了十年。
这十年，经济一如预期地活跃起来，但失业、贫富加剧、腐败问题不仅再生且变本加厉。日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九十八名政府及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显示，98名专家当中，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
这些2010年前中国发展的社会经济风险归纳为十项，包括：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问题、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与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问题，各有其性质及产生背景，但都有如下特征：（1）是当前国家发展的深层危机；（2）多数造成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危机；（3）部分形成了市场经济运作的困难与危机。
向左走？向右走？向“制度”走！
为什么每次向右走，都会走出这样那样的困扰或难题，难道“活”就必须付出“乱”的代价吗？能不能“活而不乱”呢？
其实，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早已找到了答案了。关键在两个字：制度！
前文提及的西方对资本主义的修正，其思路是：通过“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矫正市场经济这一只看不见的手造成的“市场失灵”，以兼顾市场经济创造的效率和市场经济照顾不到的社会公平。
而政府矫正市场经济之道，即是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制度，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市场经济中的充分竞争创备了一个公平完善的环境；社会体制的建立，是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经济参与者确保其生存与生活的最低权利与尊严，即确保社会公平与正义；政治体制，则是为理顺市场经济运作下出现的利益多元分化，同时，亦对在市场经济中司职的“看得见的手”——政府——进行必要的权力制衡。
必须指出，经过了100多年的摸索发展，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已累积了丰硕的经验。不少中国领导人物访问欧美国家，往往发现这些国家虽无社会主义之名，却有社会主义之实，本质上，它们又都是不折不扣的市场经济国家。可见，在向左走向右走的摸索中，其实人类已经摸索出了第三条路，也就是：基本尊重市场经济（换言之右是主旋律主基调），但通过政府职能，以良好的制度对市场经济加以规范，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浓缩来讲，就是一句话：制度化！
向左走？向右走？答案很清楚，向“制度”走！
现在，胡温体制默察大势，做出凸显社会主义即向左倾向的调整，应为历史必然，也应予肯定。然而一如前文分析，为中国的现代化从长计议，现在仍应撷取发达国家经验，在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同时启动并全力以赴于相关配套体制的革新。只有如此，中国才可望真正跳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也才真正能在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两条大道中左右逢源。
对胡、温这一代的领导团队而言，戮力于现代化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革新与建设，不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一种历史责任，最后还是千载难逢的契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将对此有所期待，并成为胡、温推动改革的最大助力。就国际而言，亦将因此树立胡温体制及整个中国的良好形象，这何尝不是胡、温推动改革不可或缺的国际有利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