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四部委联合医改小组委托七家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世界银行、世卫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麦肯锡公司）提出医疗改革方案。
据了解，全国医改大讨论的最大焦点，是政府和市场如何定位。北大中国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一向力荐“政府主导”的改革思路，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刘国恩教授则坚决捍卫“市场竞争”模式。事实上，这两大不同改革思路的领军人物的争议，也正是七个课题组争议的缩影，也同样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缩影。
与住房、教育改革一样，医疗改革也启动于1998年，迄今正好十年。遗憾的是，三个改革如今都面临着类似的批评，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成了老百姓最头疼的三大民生问题。
讲到“民生”，不外食、衣、住、行、育、乐、医。这七项需求，以前两项最容易实现满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十三亿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基本上应该已解决了吃饱饭跟穿暖衣的问题了，少数凭本身力量仍解决不了的，得靠政府或社会提供协助。这个做法，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原则上，在市场经济下，人人各自努力求活求好，政府不管；但如个别因素，单凭本身力量仍达不到“最低生活水平线”的，政府责无旁贷地应给予协助。所以，前者是市场经济，后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释放生产力，但顾不了公平与正义，这部分缺陷就有赖政府职能的发挥，这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食”与“衣”这两个项目的分际上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在其他项目如住、行、育、乐、医等的处理上，就比较模糊易生混淆了。因为“食”与“衣”是不折不扣的“私有产品（财）”，住、行、育、乐、医等则已是所谓的“准公共产品（财）”了。“准公共产品”是介于“私有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模糊地带。依经济理论及公共财政理论，私有产品的生产完全交给市场就可以解决，公共产品如国防、治安、铁公路基础建设等则有赖政府提供。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既然是中介模糊地带，所以通常是部分由市场提供，部分由政府提供。现在大家关注的住房、教育、医疗正是标准的“准公共产品”，所以，其生产与供给，应该是既非全交给政府，又非全交给市场。全交给政府，就成了计划经济与公有制，肯定缺乏效率与生产力，如1998年以前的情况；全交给市场，就是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可能实现了效率与生产力，却兼顾不了公平与正义，1998年之后的住房改革就犯了这个毛病。
“准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市场与政府双管齐下，相辅相成，但这只是笼统与原则性的说法，需要知道的要害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界线该如何区隔？分际该如何拿捏？这就在不同的“准公共产品”上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了。现在仅就医疗产业这部分来谈谈。
1998年之前，中国医疗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普遍缺乏效率与生产力，1998年开始改革，严格地说，没有改多少，目前医疗系统基本上仍未脱离公有制
及计划的做法。生产力与效率仍低，所以成本高，看病难，这就必须更大魄力、更大幅度地走向市场，引进私有医疗企业，强化公平竞争。然而私有医疗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因此对无利可图的偏远地区及公共卫生、基础医疗系统缺乏兴趣，这就必须辅之以政府的投入，这样的双轨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个完整的医疗体制，还必须包括医疗保险机制的完善，其要旨仍不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可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