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恩格尔系数这个衡量指标并不是万能的，它有时会制造一些假象，出现失灵的情况。例如在我国特别是贫穷地区，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勒紧腰带过日子”的习惯。这种习惯会降低恩格尔系数，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众所周知，在家庭收入不增加或增加十分有限时，家庭总支出规模基本不变，但由于诸如学费、电费、水费、医药费、燃气费等刚性支出的急剧增加，一个现实的选择就只能是压缩食品支出。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尤其普遍，为了应付急速增长的学费、药费和电费等刚性开支，“省吃俭用”成为中国百姓的通常选择，与其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正是这种无奈，直接导致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双低”现象的产生。此外，不同地区的消费习惯也影响恩格尔系数。“穿在上海，吃在广东”，是对上海和广东两地消费习惯的高度概括。广东的恩格尔系数较高，与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消费习惯不无关系。恩格尔系数恰恰忽略了消费习惯的差异。
因此，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作相应的剔除。
经济学家建议：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经济指标。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发展的趋势。
物价是涨了还是跌了——CPI
从2007年开始，CPI如同脱缰野马一般，一路疯狂上涨，令几乎所有人尤其是普通百姓都目瞪口呆。于是，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经典名言：“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必须跑赢CPI。”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突然发现CPI这个曾经陌生的经济指标，已然和自己每天花出去的“银子”息息相关。CPI的涨跌，牵动着越来越多人的心。
CPI随着其数值连续不断地升高，已经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被它牵动着，人民币升值了，粮价涨了，肉价涨了，油价涨了，房价涨了，似乎一切都在上涨！人们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财富在缩水。
的确如此，你可以不喜欢运动，但你的财富一辈子都在赛跑，这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 “马拉松”，这场比赛进行的悄无声息，甚至不管你愿不愿意参加，而你的对手就是CPI。
CPI全称为Consumer Price Index，中文意思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其反映的是根据和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动力价格所统计出来的一个指标。其作用是对通货膨胀水平的一个量化体现。通俗地说，现在我们吃的、喝的、用的一些物品，很多价格都在涨，那到底涨了多少呢？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尺来衡量，这个标尺就是CPI。
我国的CPI是按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这八大类来计算的。这八大类的权重总和加起来是100。其中，食品所占比重最大，包括：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鲜菜、鲜果。
在每一类消费品中选出一个代表品，比如大多数人是吃米还是吃面，是穿皮鞋还是穿布鞋等。国家统计局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品，把这些代表品的物价按每一月、每一季、每一年折算成物价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布，就是我们所说的官方的CPI。
CPI作为一个固定的价格指数，不反映商品质量的改进或者下降，对于新产品也不加考虑，它所考量的只是和居民生活相关的一些商品及劳务价格。
当CPI升幅过大的时候，表明居民生活成本较之以前变高，如果你的收入没有增加那么相对于社会环境来说你的收入实际是降低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去年你得到100元没有花掉，而今年CPI上升了6％，那么你现在用这100元其实只能买到相当于去年94元就能买到的商品及劳务服务。
因此CPI的大幅上涨，即最通俗的说法“涨价”，是不受欢迎的。如果CPI升幅过大，则通货膨胀就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央行即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继而导致经济前景不明朗。
CPI的变化会对股市产生一定的影响。CPI增幅过大，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央行为了抑制通胀，会采取加息等紧缩策略，继而导致股市流动资金的减少，而减小股票的买盘。根据供求关系，股票买盘小的情况下其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如果CPI降低，则股市走热，股票上涨。
CPI计算体系是1993年确立的，但一直以来，不为人们所重视。200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设定了3％的CPI目标，这一底线，也被认为是央行加息的“警戒线”。但自2007年5月开始，这条警戒线，却被轻松突破。
2007年5月，CPI增速首次越线，达到3.4％，6月再上新台阶，达到4.4％。到了8月，已是“连升三级”，达到了令人瞠目的6.5％。8月8日，曾经一心力保3％的央行甚至发出了“防止物价全面上涨”的警告。但是，CPl只稍微放慢了脚步，9月降到6.2％。随后又急速上涨，直到2008年2月份的8.7％，达到11年来新高。以食品类价格为例，食品类商品价格同比上涨23.3％，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3％（其中猪肉价格上涨63.4％）。难怪大连动物园内很多老虎都吃不饱了，看来CPI的增长要让老虎吃素了。
细心的人士会发现，从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开始快速上涨，那些不断涨价的产品总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粮食、蔬菜、食用油、煤炭、电、自来水、天然气等，为什么这些生活必需品会涨得这么快呢？
粮食、蔬菜、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我国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粮食要等上一年半载才能收获，而打下的粮食还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能上市，所以说靠耕种土地赚钱很慢，于是越来越多的土地变成了住宅或厂房，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工业是快速致富之路，这也是全球性的趋势。所以，在稀缺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也就变得稀缺了，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米、面、油等必需品也就不得不涨价了。我国的物价指数虽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但真正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CPI指数实际上更高，只是总体数值被那些降价促销的耐用消费品摊平了。
经济学家建议：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将进一步增加生活成本，影响居民的幸福水平。房价不断上涨，让有些人发现，买房不如买房地产股划算；黄金价格不断上涨，于是买不起实物金还可以买黄金股；吃不起猪肉可以买农业股。通胀环境中，人们可以想到什么产品价格上涨就买产销这种产品的企业股票，这样就能够做到“跑不过刘翔，但总能够跑过CPI”，不过要注意的是，要把握好通胀概念然后再投资。
天堂与地狱的差距——基尼系数
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贫富差距的形象描写。确实，现实中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非常大。当然，绝对平均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差距也是一种动力。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竞争是普遍存在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有竞争就会有差距，就要有先进和落后，就要有富有和贫穷。这种贫穷和富有的差距就形成了一种无穷的动力，促使贫穷者不断地向富裕的方向努力，小富的人不断地向大富的方向拼搏，大富者向巨富的目标奋斗，永无止境。但是，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过大，差距过大社会就失去了安全的保证。所以，人们对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关注的，发明了很多评价贫富差距的指标或者参数。基尼系数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了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指：在全部的居民收入结构里，不平均分配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基尼系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绝对平均，没有任何差异。这是两种理论上的极端情况，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基尼系数的数值是介于0到1之间的。通常把0.4作为国际上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超出0.4会发生社会动荡。一般来说，按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基尼系数的数值低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到0.3表示比较平均，0.3到0.4表示相对合理。0.4到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现在，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目前而言，有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有的人却认为我国基尼系数根本没有那么严重，根本无须大惊小怪。其实，我国当前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这点不用多说。中央已多次开会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分配秩序问题，花力气构建科学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我国地域辽阔，人数众多，所以测算基尼系数比较复杂，而且基尼系数毕竟只是一个静态指标，所说的0.4的警戒线也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国际上有些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的国家也并没有发生动乱。所以基尼系数也不过是测算贫富分化的一个数字指标，大家对它无须产生恐慌。尽管如此，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国家的收入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最高收入的在最上面，是人数最少的，最低收入的在最下面是人数最多的，而西方国家的收入结构都是椭圆型的，属于中产阶级占有了大多数，而我国却是穷人占有了最大多数，椭圆型的收入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从我国情况来看，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就业规模逐年扩大、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197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有2.5亿，可是到2006年的时候，这一数字降到了2148万。收入差距虽然扩大了，但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在逐年上升、提高的，而不是停滞和下降的。这些年政府加大扶贫力度，扩大就业规模，“十一五”规划更明确提出，“要更加关注公平”。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在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