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记得亲自送孙维世离开北京，让她去大庆体验生活时的情景。
那是1964年的春天，西花厅窗外的树枝刚吐出新嫩的幼芽。一个周末的晚上孙维世回来了，周恩来夫妇问起她最近的工作情况，孙维世谈了剧院里正在排练的一些国外的戏剧。
周恩来听后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孙维世能到大庆油田去体验生活。
当时，为了“将贫油国的帽子甩下太平洋”，为了“反对帝（帝国主义）、修（修正主义）、反（反动派）对中国的封锁”，独臂将军余秋里受命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正在中国北方大庆的茫茫荒原上开展一场石油大会战，涌现出了铁人王进喜等一大批“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与此同时，大庆的职工和家属在物质条件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为了让建设大军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站稳脚跟，也开展了一场自力更生的生产自救。如何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他们这种顽强奋进的民族精神，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所关心的事情。
1964年，毛泽东主席对中国的戏剧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要求中国的戏剧舞台上不能让死人洋人统治着，要表现工农兵和广大的劳动人民。
大庆工人的创业事迹深深打动着孙维世，周恩来提出的建议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孙维世对此表示同意，可是到底在未来的舞台上表现什么好呢？
周恩来说，你去了深入下去自会明白。
周恩来看看养大的女儿，现在她已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事业，又要求到冰天雪地的大庆去体验生活，这说明她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周恩来高兴地拍着孙维世的肩膀说：“去吧，好男儿好女儿都要志在四方。”
孙维世的愿望得到了大力支持，她感到非常高兴。
那是春天的一个黎明，孙维世来向周恩来夫妇告别，说自己已动员了金山，要将家都搬到大庆去，在那里与工人和家属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要爸爸妈妈在北京好好地保重身体。
就像当年在延安的时候送孙维世去河北参加土地改革一样，周恩来夫妇站在西花厅的大门前，依依不舍地向女儿挥手告别。
从那时起，孙维世牢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教导，在大庆与职工家属们打成一片，在共同的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的创作也同时获得了丰收。孙维世到了大庆，立刻就要了一套工人的工作服，跟着工人一起到现场，一天下来浑身都是泥浆。
她在钻井现场见到了铁人王进喜，王进喜用那双中国工人粗大的手握着她的手说：“别人不说，我还以为我们队里新派来了一名女同志哩！”
在她住的干打垒土房旁边，住着一户姓薛的职工，这家的女主人大家都叫她薛妈妈。薛妈妈见孙维世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每天身上都被泥浆“糊”着，有些心疼她，时常给她送些热饭热面来。
由于是会战，千军万马进来了，可物资却无法跟上，生活的艰苦自不必说，就是想要吃上一口热饭热菜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薛妈妈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孙维世，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与薛妈妈坐一起长谈。
薛妈妈参加了大庆家属队，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荒原上开荒种地。孙维世跟着她一起下地干活，有时用镢头开荒，有时下地里锄草，秋天收黄豆的时候，她又跟薛妈妈一起下地去拾黄豆。
就这样，孙维世一张漂亮的脸蛋，在中国北方冬日的寒风中和夏天的骄阳下一点一点地变黑了，变得粗糙了，而她与大庆工人和家属们的心却越贴越近。
薛妈妈看着她的脸，心疼地说：“你是哪家的女儿，看这脸蛋被晒成这样了？”
孙维世说：“我是大庆职工的女儿呀！”
薛妈妈不信，摇着头说：“咋没见你爹妈来看你？”
孙维世说：“他们的采油队离这里很远，没有时间来。”
会战的大军一批一批进来了，房子不够住，孙维世又跟李长荣等工人一起去筑“干打垒”，为新来的职工准备住房，她握笔的手打出了一个个的血泡。
她后来又认识了大庆职工家属卢菊。卢菊非常能干，为了改善职工的生活，她一个人在大草原上放牛。狼来了，她就举着手中割草的刀与狼搏斗，成了人人称赞的“假小子”。
孙维世找到卢菊，要与她一同去草原上放牛。卢菊看看她秀气的面容，问道：“孙同志，你能行呀？”
孙维世说：“你能行，我也能行。”
于是，两个人便每天赶着一群牛到大草原上放牧。
为了让牛吃到带露水的草，两个人起得很早。当她们将牛放在草原上时，太阳才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那红艳艳的太阳带着光，带着热，带着对大地的深情，将万束金色的光焰洒满原野，于是，整个大地便在太阳的照耀下复苏。一排排钻井塔，在阳光下如巨人般挺立，那是祖国的希望，那是民族的明天啊！
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在孙维世的心中涌动。
她在1964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到萨尔图已快二十天了，时间过得真快，也过得很充实，这些最可爱的人，平凡的英雄，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歌颂他们，写他们，演他们。为这个，我应好好扎下根子，到一个具体的单位，今天来到了三矿……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一些大庆职工追忆说：
我们的孙维世同志一到大庆，就满腔热情地深入到职工、家属中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架子都没有。她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热情，走遍井队和家属基地，和各种不同经历的职工家属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斗争，还热心地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的维世同志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和臭。她和家属们一起锄草、捡大粪，一起打“干打垒”，还同“假小子”卢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大庆家属干啥她干啥，大庆家属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她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们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庆的职工、家属们都尊敬地称她为“孙大姐”。
就这样，这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夫妇的养女，这个来自北京的“红色公主”，与大庆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凡是大庆职工、家属们能做的事，她都努力去体验、去实践、去感受，很快取得了大庆职工和家属们的信任。他们时常在一起交谈，谈着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与不同经历，谈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孙维世记下了厚厚的几大本创作素材。
孙维世在大庆体验了一年半时间的生活，剧本很快写出来了，她将这个剧本取名为《初升的太阳》。
《初升的太阳》反映的是大庆职工、家属破除传统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五把铁锹闹革命”的精神，积极参加石油会战，开展农业生产的事迹。热情讴歌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建设方针”。
她将剧本拿给王进喜看，请他提提意见。
王进喜一看剧名，用手拍着本子说：“《初升的太阳》，这个名字太好了，太好了！”
王进喜将剧本带回钻井队，与队员们一起仔细阅读，提了不少的修改意见。
孙维世将这些意见一点一点做了记录。
王进喜见孙维世如此认真，就忙说：“你可别记，咱大老粗，说的不一定都对。”
孙维世一边记录一边说：“这样好的意见，除了你们大庆职工，我看谁也提不出来。”
王进喜连声说：“那倒是，那倒是，因为你写的是我们大庆人的生活嘛！”
王进喜的意见孙维世后来在修改剧本时大都采纳了。
她不但将剧本送给王进喜等大庆职工提意见，也送给家属提意见，对于一些不识字的家属，她就利用做工后休息的机会，在场边地头读给她们听，问她们能不能听懂台词，明不明白剧情。
这样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和修改，中国第一部由专业戏剧工作者与大庆职工合作，反映大庆石油工人和他们家属艰苦创业的话剧的剧本写出来了。
可是，问题也接着来了，到底由谁来演这部剧呢？
孙维世学的是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由专业演员来演当然好，但演员都必须到大庆来体验一定时间的生活才能排戏，因为这是一段所有专业演员都不太熟悉的生活。
孙维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由自己和金山来担任导演，让大庆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自己来演。
这种选择对于任何一个知名导演都是有风险的。这些每天在工地与草原上劳动的职工与家属，根本就没有表演的基础，搞不好就会让整个剧“砸锅”。
与大庆职工、家属打成一片并成为朋友的孙维世相信他们，认为他们就是生活在剧本中的人物，剧中的生活他们最熟悉，里面的人物他们最清楚，里面的场景他们最热爱，还有什么比爱所产生出来的力量伟？大呢！
孙维世决定进行一次原生态演出的大胆尝试。
她开始在职工和家属中挑选演员。一个个地看，一个个地选，从外表气质到内在素质，一个个地进行排队，到最后确定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些被选中的演员大都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职工、家属。
关于孙维世如何在大庆的职工和家属中选演员，当年给孙维世担任“秘书”的油田技术员杨达生回忆道：
铁旦妈的扮演者选中了曲淑琴，曲淑琴本人就是五好家属、生产队指导员。郭德英的扮演者选中了范桂林，她真的就是三进大庆的家属售货员。最有意思的是质朴、执拗、对家属种地持质疑态度的“王主任”的扮演者，挑了几个都不满意。有一天两位院长（指孙维世和金山）看报捷队连排，忽然跑上一个人给演员送道具，他搬着一个刚做好还没来得及涂黑的小黑板放下就跑了。没一会儿他又跑回来，脱掉自己的黑棉袄披在白茬的小黑板上，对台下说：“黑的！”两位院长笑得前仰后合，问我：“他是谁？”我告诉他们是采油指挥部供应站的牟荣昌师傅，他们说：“王主任就是他了！”
要将这样的一支队伍训练地达到专业演出的水准，孙维世花费了大量心血。她一句一句台词地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做示范，有时为了说戏，常常是忘记了吃饭。令她感动的是，那些职工、家属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悄悄地让家里的孩子做好了饭给她送到排戏现场来。
关于排练，当事人杨达生回忆道：
第二天两位院长来了以后先让“对词”，作出了很多指导，诸？如：“一听就不对味儿，台词腔！小杨（指杨达生）教的吧？别拿腔拿调的，都用自己的话说，怎么舒服怎么说！”“舒服了吗？站起来走着说。”“不会走？那你怎么到排练场来的？你就从推门、进屋、摘头巾、脱大衣、坐下来……给我们重来一遍。”“这不是挺好吗，多自然啊！”
孙院长索性就在台上和家属们一起摸爬滚打，随着剧情进入角色，你不笑她笑，你不哭她哭。她哭带着你哭，一场戏排下来她能和家属们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搂抱着瘫倒在台上。
这是多么真切的回忆啊，将一个热爱生活、热家艺术、热爱大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艺术家孙维世，非常平民化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孙维世将自己的心血一点一点地用在中国现代话剧的舞台上，盼望着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她成功了，这部剧一开始演出就受到观众的欢迎，很快便推向全国！
1966年新年的日历刚刚翻开，几辆黑色红旗牌轿车驶出北京新华门，向着工人文化宫的方向开去。
这时已是傍晚，北京城华灯初放，长安街车水马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穿一件黑色长呢大衣坐在车里，向旁边的工作人员问道：“今天晚上的戏听说不错，全是由大庆职工自己演的。”
工作人员说：“是的，演员全是大庆在职职工和他们的家属，编剧与导演是总理的女儿孙维世。”
周恩来笑着说：“这孩子现在有出息了，戏好不好得等看了再说。”
周恩来等人坐下之后，起幕的铃声就响了起来。
舞台上，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望无垠的东北大平原。天苍苍，野茫茫，在这片苍茫的原野上竖起了高高的钻塔，一排排干打垒的房子和帐篷，许多工人正在忙碌。
全新的画面，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人群，全新的生活，随着剧情的展开，深深地将所有的观众吸引，可以说，孙维世编剧和导演的这部话剧，是中国当代较少的原生态演出。当主题曲《大庆家属闹革命》在舞台上响起的时候，被理想、激情与自豪感所激发起来的观众都站了起来，全场掌声雷动！
演出结束，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
后来，这个剧又多次在中南海演出，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人再次观看。关于在中南海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接见的情况，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杨达生是这样回忆的：
剧终，大幕刚落，孙院长（指孙维世）箭步跑上台，叫我把所有的演职人员都喊到台上，站好队。她说：你们看谁来了？顺着她的手看过去，周恩来总理在石油部所有在京的部长陪同下，兴致勃勃地从台下走了上来。这回大家一下子乐疯了，忘形地冲过去抢着跟总理握手。金山喊我去维持秩序，我哪里做得到啊。总理特别理解，跟大家一个一个地、长时间地握手，一边握手一边唠家常。人的感情真是很奇怪，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一个个都哭起来了，哭得涕泪双流，情绪无法控制。总理想缓和气氛，说：“咱们一起唱支歌吧，我起头大家跟我一起唱——我们走在大路上——预备唱！”总理指挥我们唱了起来。一首唱毕，大家哭势有增无减。后来总理看时间不早了，就跟孙院长嘱咐了几句，然后动身离开。路过我面前时，孙院长顺便向总理介绍说：“小杨。北京石油学院的毕业生，跟我一年了。”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大学生，好啊，要向你们孙院长学习，扎根大庆、和大庆人交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成绩来！”后来听孙院长说，按原计划总理是打算请大家吃夜宵的，见大家总哭，他只好临时改变主意了。等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一个个肠子都悔青了，恨自己怎么就那么没出息，眼窝子浅，哭个没完！
孙维世十分珍爱周恩来与《初升的太阳》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的照片，这体现父亲，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总理对自己工作的肯定。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接见剧组人员的这张合影，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竟成了江青手中的一张“王牌”——这是后面将要写到的事情。
回到西花厅，周恩来的心里还不能平静，他希望邓颖超也去看看女儿导演的这部话剧。
邓颖超于是“慕名”去看了一场演出，回来后对这部剧也很称赞。后来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观看演出。周恩来曾三次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并挥动他那受过伤的右臂，指挥大家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初升的太阳》主题歌——《大庆家属闹革命》。他还把这出戏推荐给我国驻外使馆的家属们去看，让他们感受中国职工家属的风采。叶剑英看了以后也指示说：“军队的家属也要向大庆家属学习。”这部戏从1965年冬到1966年11月，先后在大庆、北京和山东等地演出210多场，观众达25万多人次。
看到孙维世导演的这部戏如此成功，如此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最感到高兴与欣慰的当然是周恩来和邓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