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现代中国学术界是占有重大的坐标值的。他在执长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等期间，更关心和注切图书馆事业。
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聊城，明清为东昌府治，学人辈出，刻书业、制笔业发达，还有誉满海内的藏书楼“海源阁”，傅氏家族又是当地书香世家，因而他少年时代即沐浴于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所受薰陶的环境即是所谓的“开代文章第一家”。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毕业。
大学期间据他的同学聂湘滨回忆说：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得到蔡元培的器重和全校师生的赞扬。其间，据我了解他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上他的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①
罗家伦也回忆了傅斯年因为常泡在图书馆，对于古文献的博学与精通：“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教。蔡先生自己对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以小见大，由此可见傅斯年早年所具有的学术功力，而他的功力多半来自图书馆的勤学苦读。
傅斯年在北大的后期，随着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他也一度走出图书馆和课堂，主编《新潮》杂志。
在海外，如要找傅胖子，唯有上图书馆
1919年暑期，傅斯年于北京大学毕业，随即参加了山东官费留学生的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赴欧留学。先至英国爱丁堡，嗣入伦敦大学研究院，1923年再转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到1926年学成回国，在外攻读7年，但他并未取一个学位。
他在北京大学主修史学、哲学，到英国则选择了实验心理学的专业，这是与五四运动时期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社会背景相一致的。傅斯年所以由社会科学转向文理兼治，一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二是探求学术研究的方法，因而他在主攻实验心理学的同时，还研读了物理数学、逻辑学、英国哲学、史学、政治学、文学；对萧伯纳的戏剧也很感兴趣，几乎每本都看。到德国后，先后涉猎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德国哲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比较史学，以及力学、地质学、人类学、梵文文法、普通语音学等十几门学科。这么多的学科知识，除了在课堂学到，更多的就是靠蹲图书馆坐冷板凳学来的。
傅斯年如饥似渴地攻读，却没有申请到一个学位。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寻求真正的知识，由博返约，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正是当时青年学子留学的一个时尚，即寻求知识，探讨学问为主，而不重视专攻，亦不重视学位。和他同时的陈寅恪也以同样的心态，同样未获取博士学位。
我在翻阅《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时发现，傅斯年后来成为大家，是得益于当年伦敦大学图书馆、柏林大学图书馆所恩赐的。今天我们从他那些遗留下来的借书记录和所作的读书笔记中，是不难看到他的读书万卷，好学深思。那时候陈寅恪、俞大维、赵元任、朱家骅、徐志摩、陈翰笙、金岳霖、罗家伦、毛子水等一代中国学子都同时在柏林留学，同学之间几乎形成一个共识：如要找到“傅胖子”，惟有到图书馆才能见到他。当时，在同学们说到读书的用功程度，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推崇陈寅恪、傅斯年。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说，人们戏称他两位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1926年，胡适到法国去学术访问，傅斯年时在柏林大学，特地赶去巴黎会晤。两人白天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看书，晚上则在中国馆子吃饭。饭后还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经常讨论到夜间一二点钟。胡适感到傅斯年的学术造诣和思想境界都有迅速的提高。
“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同时决定扩大研究领域，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该所筹备员。傅斯年在筹备期间，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且呼吁“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任所长长达二十三年，工作忙碌，但他仍很注意图书馆，当时由洪业主持的“引得”在学界颇有影响。但他读了几部“引得”后，却不以为然；且举《水经注引得》为例，说书中讲到见某卷某页，找不到，可能是所用版本不同，却没有注明所用是何家版本。可见他熟悉制作索引的规律。
傅斯年重视图书馆建设是出了名的，他有个响亮的观点，认为一个第一流的研究机构，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图书馆。素来以搜求新史料为学术宗旨的傅斯年，尤其注重图书馆的建设和图书资料的庋藏，且要求采购每册图书必须由他亲手审批。即使在战乱时期，他与图书馆的情结也是始终不变的。
抗战时期，傅斯年率领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南京迁湖南、云南，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栗峰山村，租用当地大族的四座大院子。第一院七大间尽是中文书库，后一进是外文书库；还有善本书，共有中文书十三万册，外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据称它是大后方文史书籍最为完备的图书馆。这些书刊能够辗转万里了无损失，正是体现了傅斯年的精心安排。
傅斯年不论主持史语所还是执长北大、台大，就聘任图书馆馆长的人选却是相当挑剔的。在他任所长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图书馆长因为缺乏适当人选，空在一边。有人向他推荐，他抱着宁缺不滥，不予采纳。后来毛子水从德国学成归来，毛是傅斯年北京大学同学，又是新潮社同侪。毛子水在德国留学时，以博学嗜名于友朋，且与俞大维、徐培根同称为“中国三怪”，以至老师北大校长蔡元培称他是“东方秀才”，胡适更称他为“东方图书馆”。据后来毛子水回忆：“我十九年（1930）春天回到国内，孟真早已在北平了，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设在北平北海公园内。我回北大后，在史学系任教，二十年（1931）春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这个兼任，是由于孟真的推荐。他知道我教书非所长，对于网罗文献，则向所爱好。那时北大正缺一图书馆馆长，他便极力推荐我来兼任（抗战后北大复校，在胡先生由美回国前，孟真任北大代理校长，嘱我再兼任图书馆长，当亦由于同一心情。）”①
人文科学的图书馆长，应该是博学。傅斯年以毛子水为馆长，因其所长，堪可称为知人善任了。
傅斯年也很关心图书馆建设，其中之一就是采购，据长期任傅斯年秘书兼管理图书的那廉君回忆道：“在史语所时，从上海收购‘群碧楼’的藏书开始，以后在北平、南京，以及抗战期间所迁到湖南、云南、四川，均随时随地替史语所就近或设法访购书籍，尤其在四川收集地方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孟真自己收藏的书，很少善本，但一般常用的差不多都有，小至‘一折八扣’的《枣林杂俎》，也都保存着。史语所到昆明后，没有地方把图书馆的书籍开箱，于是大家便利用孟真的私人藏书使用。”这里有一个插曲，那时，那廉君管理图书馆，一时兴起，检了孟真的一个“独嘉草堂”的图章，正在开始往图书上加盖时，傅斯年看到后哈哈大笑，他说：“这个图章是我没有结婚的时候，朋友们笑我是个光杆，开玩笑替我刻的，最好不要再盖下去吧！”于是这件工作便行结束。
傅斯年接长台湾大学后，在万端待理的情况下，并没有忽略充实台大的图书馆。当时台大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多数是接收日文和德文书籍，而中文史籍不多，于是他东拼西凑经费，添置不少经常需要的中文书籍。有时还自己出马访书。他还拟定了“图书委员会办法”，对台大图书馆进行整顿，建立条条块块的图书管理制度，自己也带头执行。有一个故事，据说傅斯年有常跑图书馆的习惯，喜欢自己进库翻书、查书、找书。这对教授是允许的。但书库也有种种对入库者的制度规定，比如不准抽烟，而傅斯年却嗜好抽雪茄。有时他进了库，还是忘了把嘴角边的雪茄取下，熄灭，遇到管理员，蓦然发觉自己又错了，急忙取下雪茄熄灭，嘴里连连说道：“糟糕，糟糕，我又忘了”。
①李裕恒：《聂湘滨谈傅斯年》，台湾《联合周报》1994年11月24日。
②毛子水：《我与盂真的交往》，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高增德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守芬）
链接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时，经常赴台北南高街两家书店，和那儿老板混得火热。他还替一家书店写了幅中堂：“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余思你认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称职的图书馆馆长，应该具备哪些专业系质？
蒋复璁终其一生从事图书馆事业，他自己也称有“60年的图书馆员生活”，“愿以图书馆员终其身，尽到一个人对人类文化，尤其国家民族文化服务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