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学者，他的学问堪称博大精深，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但他在图书馆、版本目录学领域的业绩却从来鲜为人知。
第一个向国人介绍“世界图书馆史”
20世纪初期治国学的，必然要依靠藏书楼和图书馆。
辛亥革命前，清政府推行所谓“新政”，王国维就在张謇主持的学部图书局做编译、名词馆协修，从事西学东渐。在此期间，他努力介绍西学，如当时中国尚未见有的辩学（逻辑学）、心理学；而在图书馆学领域，就是推出了《世界图书馆小史》。
王国维据《英国大百科全书》第9版《图书馆》编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1910年始连载于《学部官报》。其原稿后在整理教育部档案中发现，又发表在：1935年《图书馆学季刊》第9卷第3、4期上。它离开王国维跳昆明湖自杀正好是第九个年头。
这是西学东渐介绍西方图书馆史的第一篇有系统之作。
它开明正义的点明图书馆的定义、功能，“近世所谓图书馆，谓搜集印本及抄本书籍之所，实文化进步以后之事也，如推广此语而用之于一切搜集文书之所，则自文化初兴时殆已有之”，“唯科学与文学日益发达，而其著作亦日多，及文学之徒，自成一阶级后，于是始有近世之所谓图书馆，此书所用图书馆一语，皆指其近世之意义也。”
在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后的图书馆，是很可与人借鉴和学习的。编译者介绍了它在各个时期的图书馆，而在近世更是全面地谈了欧洲各国、日本和印度以及美国等图书馆。即使它在20世纪30年代公开发表，也为当时中国图书馆开拓扩展视野。
图书馆学在20世纪初是一门新兴学科，王国维这篇编译，虽未能及时发表，但却为他能超越国人认识图书馆的性能、任务，如图书管理法、图书馆建筑、设备，分类和书架的排列，目录和编纂，参考图书馆与通俗图书馆的区别和图书馆行政、馆员、选书和购书方法、版权条例，等等。
王国维因熟悉西方图书馆，由此也为日后著书立说，以至1923年在故宫景阳宫清理皇宫图书带来了便利。
一部《密韵楼藏书志》，足见功力
王国维在20世纪初近30年的治学生涯中，撰写了一百多篇版本目录学专论；并为藏书家蒋汝藻整理、研究其全部藏书，编著《密韵楼藏书志》这部早期版本目录学著作。
王国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从何而来？除了他的勤学勤思外，主要是依靠大图书馆。
王国维晚年任学界重镇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为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他经常上清华图书馆读书用书，但对它的藏书很不满意。在致蒋汝藻的信中说：“此间书籍号称五万册，然欲用时甚感缺乏。”
王国维所青睐的，乃是蒋汝藻的私人藏书。蒋汝藻，浙江乌程人。与同邑张石铭（钧衡）、刘翰怡（承干）均以藏书名播大江南北，而蒋独走京师，故而所得最多，藏书故家如四明范氏（即宁波天一阁）、钱塘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流出之佳书多归其手，缥缈之盛，一时无两。所藏经史子集，竟在五千种上，其中约一半，记入藏书志。蒋氏藏书处，称密韵楼，在上海，学者盛称“蒋氏藏书甲于海上，而先生所撰《密云楼藏书志》亦精审无二。”
蒋汝藻礼聘王国维编藏书目，自1919年秋至1923年冬，他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其间还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编辑《学术丛编》），整理和研究了蒋汝藻的全部藏书，撰写了《密韵楼藏书志》。
王国维成功地编纂《藏书志》，蒋汝藻付予高额报酬，还出资为王国维印行《观堂集林》。
大云书库的学者生涯
王国维曾尽兴阅读过英人哈同藏书，经常借阅刘氏嘉业堂、求恕斋的藏书。嘉业堂藏书全数流失到国外。王国维另一学界朋友江阴缪荃孙辛勤搜寻三四十年的书籍拓本，因子孙不肖而散出，王国维还买回其原藏之光绪四年（1878）吴兴陆心源十万卷楼刻本《尔雅单疏》，以蒋氏密韵楼藏北宋本校之。王国维终身清贫，善本珍本无力购置，只能买些零星普通版本。而其目睹著名藏书楼之毁灭，心情当是极为沉痛的。
与此相比，王国维借阅时间最长、得益最多的《大云书库》能得善终则最为不易。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亡命日本。在日本的四年中，他研读经史，但无力购书，罗振玉将自己藏书中的经史名著及重要著作，凡有复本者悉数赠予王国维；又随身带到日本，寄藏于京都大学的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其他古器物千余品，全让王国维随意借阅、研究。罗所藏之甲骨，海内外可称最富，王国维得以亲睹、摩娑原件。罗又介绍他结识诸多国内外一流学者。斯坦因、伯希和等从敦煌盗去的珍贵原件，路过北京时都开箱给罗、王鉴赏，或从英、法寄来影印复本。王国维在日记中说：“客中书籍不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于取诸宫中无异。”意指罗氏的藏书之富、之精，可与故宫相比。1922年3月，罗振玉购进内阁大库全部的旧藏文书共9000袋，15万斤。我们总结王国维20世纪初中国的史学之所以能取得开创性的成就，主要是借助于世纪之交重见天日的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石窟和元明清三朝内阁文书。而能尽兴目睹此四大发现者，仅王国维一人。收藏者罗振玉本人诚为冠盖京华之学者，但他未能及王国维心无旁骛，一心搞学问。大云书库对王国维治学所起之功绩大矣哉！
记述藏书楼的两篇文章
王国维有两篇文章，记录、描绘了蒋氏密韵楼和罗氏大云书库，是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私家图书馆的传世之作。
《传世堂记》先叙蒋氏藏书的历史，接着又历叙浙西私家图书馆之简史：“西吴藏书，盖有端绪。自宋初沈东老父子始以收书知名，南渡后，叶石林退居弁山，复以藏书雄东南；其后若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直斋陈氏，随斋程氏，草窗周氏，藏书多者号十万卷，少者亦三四万卷，视行都蔑如也。有明一代，若茅顺甫之白华楼，沈以安之玩月楼，姚翔卿之现画斋，并有簿录，犹有陈、程诸氏遗风。国朝自蠡舟董氏，疏雨刘氏，芳茮严氏，尤不易更仆数，而姚彦侍方伯之咫进斋，陆刚父观察之百宋楼，实为之殿。光绪之末，陆氏书流出海外，姚氏之藏，归京师图书馆，浙西文献，为之俄空。而孟蒴与其同里张石铭观察、刘翰怡京卿，崛起丧乱之际，旁搜远绍，蔚为大家。海内言藏书者推南浔顾，或举欧阳公，语谓‘物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疆’。”历叙浙西藏书史况，如数家珍。
《库书楼记》介绍：“独内阁（元明清三朝）文书，除宋、元刊写本书籍，入京师图书馆外，其余十三年间（1910～1922），几毁者再，而卒获全者，虽日人事，盖亦有天意焉。案内阁典籍厅大库，为大楼六间，其中书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案卷则有列朝之朱谕敕谕，内外臣工之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盖公之内阁，自明永乐至于国朝雍正，历两朝十有五帝，实为万几百度从出之地。雍、乾以后，政务移于军机处，而内阁尚受其成事，凡政府所奉之朱谕，臣工所缴之敕书批折，胥奉储于此！盖兼宋时宫中之龙图、天章诸阁，省中之制敕库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事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地隘不足容，具露积库垣内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大臣“阁议概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已获批准，幸罗振玉偶然发现，力请保存。10年后，保管这批文档的历史博物馆，因经费极度匮乏，无法生存，即将其中四分之三抛售给故纸商，又幸罗振玉及时发现，尽力购回，又特筑库书楼以作收藏之地。由于王国维任职宫中，故而熟悉禁中文档旧藏之地和流出之因，写出此文，为三代文献保存之艰险，立传存照也。
王国维逝世后，他的学生——北京图书馆赵万里与王国维之子等整理遗书，共检得手校手批书190余种。这些有王国维手迹的藏书，全由北京图书馆收购，书费归家属作赡养费。这批书籍现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还收藏了王国维的大量书信。《密韵楼藏书志》稿本，一原藏蒋家，一藏国家图书馆；藏于蒋家之稿本已由台湾影印出版，并编入《王观堂先生全集》。其用多年功力批校之《水经注》是研究者珍视的一部现代学术经典之作，原本共二部分别藏于吉林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花溪志补遗序》及原件手抄本藏浙江图书馆善本部。《丙辰日记》稿本，藏北京图书馆。《观堂家书编年》稿本，藏于华东师范大学。
王国维生前得益于图书馆，王国维逝世后则图书馆得益于王国维了，他的手批诸书和书信、稿本成为镇馆之宝。王国维在图书馆学方面还有译作、论文、专著和记叙文。
（上海市艺术研究所周锡山）
链接王国维写过《曲录》，郑振铎说，这是一部黎明期著作，而不是一部完美无痕的目录。1909年王国维进入京师图书馆任编辑，后为《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
余思你知道王国维借宋词提出的治学三境界吗？近年季羡林又提出治学还有第四境界，那又是借用了什么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