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徐中玉，30年代已多有著作，现今仍写出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几乎在人文领域，无不涉猎。有趣的是，图书馆在他的治学道路上也助成了一臂之力，带来了不少帮助。
小山上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图书馆
1915年，徐中玉出生于江苏江阴县华墅镇，自幼爱好文学，家中的许多小说书几乎都被他翻阅过。1934年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在老舍、洪深、台静农等教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发表了不少小说、论文、杂感。抗战爆发后，山东大学迁到内地，徐中玉也随校来到四川的万县、成都等地。1938年，山东大学与中央大学合并，校址建在重庆，于是他就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读书。
据徐中玉回忆，由于当时处在抗日的动荡年代，生活极不稳定，校舍也都很简陋，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就建筑在沙坪坝的一座小山上，那是几间极为普通平常的平房。他上完课，只要有空，便常走上小山，在这些平房内静心读书。
别看这些小平房设备简陋，很不起眼，又坐落在小山上，看书还得费力爬山，但由于中央大学底子好，图书馆的藏书也相当丰富，各种图书报刊资料也相当完整。这对于求知欲甚强而又有着报国热情的徐中玉来说，无疑是一个有相当吸引力的地方。在抗日救亡时期的大学生都普遍有着一种爱国救国的热忱，徐中玉也想通过做学问、写文章来报效国家。他经常来图书馆查阅资料。这里的图书馆制度也相当宽松，开放时间奉行早、中、晚三班制，即使是深夜二、三点钟，小山上图书馆窗里依然灯火通明，仍能查阅图书，因而很受学生欢迎。徐中玉那时在老舍推荐下已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与进步同学一起建立了中央大学文学会，且担任领导人，有时读书之余，干脆就在里面写文章。凭借图书馆的书刊和理想的环境，那时他着实发表了不少有关宣传抗日的随笔和杂文。
云南小县城上的城楼
一年以后——1939年，徐中玉考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
那时，中山大学研究院从广州迁移到昆明南面的澄江，条件也是同样的简陋艰苦。徐中玉到那儿一看，文科研究所设在一座陈旧的小庙里，而图书馆的书也是临时找个临时地方堆放，一年后才迁到县城的古老城楼上。城楼下面则是熙熙攘攘的集市。
过去是爬小山，现在是爬城楼，很快，徐中玉便成了城楼上的常客。那时，徐中玉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宋代诗论，开始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而专题研究只能看与专题比较相关的书。大约也是从这时开始，徐中玉养成了看书做卡片的习惯。这一时期他经常上城楼看书，要看大量不易借阅的线装书，如不做卡片，时间稍久，便容易忘却；有时碰到一些十分难得的资料，见于当时条件，不可能雇人代抄，而要自己动笔躬行，内容稍多，就易杂，杂了，就容易乱，找起来费力。为了使自己的资料积累更有条理，运用方便，于是，他每看一部书，就在卡片上特别要注明是何家刻本或版本，有关内容或所摘文字又是出于第几卷或第几页。有的书本甚至要抄到一二百张卡片。
每次从城楼上的图书馆回来，他都自己先作梳理、加工，根据所研究的主题分门别类，把卡片一一编号，并把卡片用红笔标题，一看就知道论述的是什么问题。以后用起来，只要根据编号和红笔标题，即可索得，十分方便。
徐中玉此后，养成了做卡片的习惯。即使后来毕业留校任教，在中文系任讲师、副教授期间，他仍坚持看书做卡片。当时的卡片不像现在纸质这样好，完全是用云南地方做的土纸卡片。由于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且阅读得法而有条理，事半功倍，所以这一时期他在《新建设》、《文艺集刊》、《当代文艺》等杂志上曾发表了不少文艺论文，并出版了《抗战中的文学》、《民族文学论文初集》等论著。
他在这座小县城足足呆了六七年时间，这座古老的小城楼上的图书馆，为他度过了难忘的年华。
出任沪江大学图书馆馆长
徐中玉在广州工作没有多少时间，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招聘他去任教。徐中玉想到山东大学是自己的母校，又喜欢青岛，便欣然前往。没想到他在山东大学只任教了一年多，官方却认为他有嫌疑，密令解聘。于是他只得回上海，又到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去了。
当时朱东润、施蛰存、余上沅、朱维之等许多文化名流都在该校任教。徐中玉在中文文系任教授，同时还兼任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据他回忆，由于沪江大学是教会办的学校，其中图书文字多以外文而内容又以商科为多，不如中央大学图书馆藏书那样全面和完备。在兼职期间，具体的工作都由图书馆实际工作人员去做了。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教学上，只是给图书馆搞了一些资料，建立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
也许正是有过这段经历和这个兼职，后来徐中玉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时，学校图书馆举行一些什么评奖活动，也总要把他请去，或主持一下，或讲两句话，以示对图书馆工作或读书活动的支持和鼓励。
把书看得越看越薄了
徐中玉在沪江大学任教四年多。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才卸下了该校图书馆馆长之职，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徐中玉继续从事着文艺理论的研究，经常出入图书馆，进行资料积累。在1966年之前的十多年中，他共看了700多种与专题有关的各种鲜见的图书，做了几万张卡片，即使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仍坚持不懈。笔者曾在华东师大任教数年，一度也曾专门出入该校教师文科阅览室，里面曾排列着几大架四库丛刊，成为该阅览室里显著的风景线，二十年前很少有人问津。笔者有段时间曾专门遍阅该套丛刊，凡数百种，每种书后的书卡上都签有徐中玉的名字，而且是唯一的签名。可见徐中玉很早就已注意并翻阅了这些久被冷落的线装书。
若干年后，当徐中玉回顾自己看书做卡片的行程时，曾公允而平心静气地说：“当然，有些卡片现在回头来看，用处不是太大，但有些很宝贵的资料和东西，也就靠卡片保留下来了。看书，特别是看一个领域中的书，应该是越看越薄了。而做卡片，却是越做越厚，它对我来说还是起作用的。”
徐中玉后来曾担任许多与图书馆毫不相干的职务，如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但当他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与图书馆的关系时，仍是感慨良多，并提出了不少他对图书馆工作的看法和建议。
在他看来，个人的藏书和图书资料总是比较有限的，要进行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总离不开图书馆。而要找一些比较好的图书版本，也只能从图书馆来。
他对我说，图书馆不仅有着保管图书的功能，更应该充分利用，发挥图书的功能，否则让它们堆放在架子上又有何意义？在美国、以至在我国香港，许多图书馆半夜还在开放，以便让那些白天打工的学生能在夜晚读书学习。这就使图书得以充分利用。在可能的情况下，图书馆也可以解决一些读者的吃饭问题，这就会使读者感到更为方便。
他还对我说，图书馆除了保存图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开展活动和学术交流的地方，可以举办一些讲座。他记得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曾举办过苏联文学的讲演报告会，偏重作品欣赏分析。也参加过几次，印象很不错。
（上海社会科学院孙琴安）
余思图书馆开办讲座是藏书的开放和功能延续，你能就聆听讲座的体会，写出500字的短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