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乃立身之本。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一个人若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极大的益处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单单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这些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
“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中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辞。咸丰三年正月，他在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曾国藩简直把“血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身心憔悴，就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时，曾国荃急坏了。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恳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但是，尽管曾国藩处处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鹤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鹤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分别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
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对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导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叫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于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敞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唯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严于律己重声誉。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的身份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刻的认识和无尽的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