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演兵杀宠姬之事，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的是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阖闾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杀一儆百、训练女兵的故事。孙武原为齐国人，精习兵书战策。吴王阖闾读过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对孙武十分钦佩，便想拜他为将军。但他又有些信不实，就对孙武说：“你的兵书我都看完了，可以当场试验一下吗？”孙武说可以。吴王想难为他，又问：“可以用妇人来操演吗？”孙武又很爽快地回答说：“可以。”
于是，吴王阖闾就在宫女中挑选了180人，交给孙武。孙武把宫女们分为两队，命吴王的两个宠姬做队长，令她们每人持戟，站好队。孙武问宫女们：“你们都知道心、左右手和背的方向吗？”宫女们答：“知道。”孙武说：“心在前，左手在左，右手在右，背在后。”
部署停当后，孙武又设下执行军法的斧钺。然后传下命令，一通鼓响，令其向右。号令一出，众女掩口嬉笑，哪里顾得前后左右。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这次应由将帅负责。”令军士再次告谕众女，然后再击鼓呼进，宫女们愈发笑个不停。孙武三令五申，又传令向左，宫女们仍然不听调度。孙武变了脸色：“申令不熟，将之罪，现在已经三令五申，仍不执行，罪在吏士。”立刻传令将左右队长斩首，以正军纪。
吴王正在台上观看操练，见孙武要杀他的爱姬，急忙派人传话，说：“我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爱姬，我连饭都吃不下，请不要杀她们。”孙武正色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当即把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依次派另外二人分任队长，接着击鼓操练，宫女们见此情形，再也不敢怠慢，确认左右前后，无不严格听从将令，连声都不敢出。
于是，孙武命人请吴王下台阅兵，说现在宫女们可以参战了，即使赴汤蹈火，她们也会勇往直前了。吴王虽心痛两个宠姬，心有不悦，但毕竟知道了孙武善于用兵的能力，终于拜他为大将。孙武率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使吴国显名于诸侯各国。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多次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但李元度丢失徽州以后，仍被曾国藩弹劾而去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徽州。徽州是祁门老营的屏障，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因其擅长文学，不精于兵，曾国藩恐其有闪失，特与他约法五章，一再告诫他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然而，当太平军李世贤部来攻时，李元度却违反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结果一败涂地，丢失徽州。曾国藩悔恨交加，为严肃军纪，决定上疏劾之，一班文武参佐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指责他背离恩义、有失恢宏之气。李鸿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争”，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像李元度这样与曾国藩交情深厚、且有过大功的将领一旦违反军令，也丝毫不予姑息，这一轰动事件传出后，众将为之凛然，盖知军法无情，不容苟且。
同时，他对有功将士有才良士也倍加爱护，有功即赏。雷嘉澍是已被革职了的一个知县，因为失守德兴县，被江西抚臣毓科弹劾罢免了官职，他其实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难得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奋而又严谨，奉公守法，爱护百姓，深得民心。
离职后，恰逢太平军的一支赖文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颇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围剿匪军，断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最终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后就上奏咸丰皇帝，陈述其事为雷嘉澍邀功，同时请求圣上取消对他的处分，并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成大事者统率团队需要铁的纪律。要想使得某项主张得以贯彻，必须抓住两点：首先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道理、做法，让人们知道如何行动；其次便要照章办事，如有违抗或玩忽职守者，便拣其首恶者，严加惩治，以收惩一儆百之效，而对执行得好的则需加以表彰与奖励。
施恩是要讲究技巧的。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一体，让僚属感到自己对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官长负责，否则我就对不起他！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官长对僚属施威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建立在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也即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到利害关系，官长们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趋利避害。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
例如北周赵善做尚书右仆射，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赵）善之咎也。’”功归下僚，罪责自己承担。不过推功与揽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某些人以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先说推功。西汉赵广汉做郡守，经常“推功善归下”，常说：这是某某曹掾所为，非我所及。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东汉的刘宽为南阳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张汤也精于此道。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就会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僚属主动积极的再创造过程。它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性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笼统的“大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见知的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
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入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判定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训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推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力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但精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硒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只是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将之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陆象先，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宽仁为政”。同僚司马韦抱真劝说他：“希望您厉行杖罚，树立威名。否则，一旦下僚懈怠起来，却没有震慑他们的东西。”陆象先说：“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宽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
一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愧而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干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既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了不得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声名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了。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陆象先把大肆杖罚看成不会得一日安宁的“繁扰”下策，以为一施杖罚就会造成“打而不胜打”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不用杖罚是“安静”“简化”的根源，也即开始不打板子，最终也就无人可打了。其实不罚示恩的功效也在于此，它能使官与吏的关系呈良性循环状态。
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他还必须巧妙地对下属施以恩惠，做到投之以桃李，而报之以琼瑶。
伯乐相识千里马。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可以说是他平生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建昌大营。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是在京师做官时认识李鸿章的。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
1843年，李鸿章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的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悉心指点，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
因为有这层关系，当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就想起李鸿章，让江忠源到安徽后与李鸿章联系。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当时曾国藩还在衡阳训练湘军，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已入曾国藩幕府，为曾国藩管军饷，等于是曾国藩的财政大臣。曾国藩在写给李瀚章的信中说：“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年、1846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他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现在是专门投靠曾国藩来的。曾国藩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对他委以重任。不久，李鸿章便成为曾国藩门生中的第一人，步步高升。
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顺流东下，攻占当时安徽的省城安庆。咸丰帝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奉命随同帮办。此时的李鸿章刚到而立之年，满腹经纶，又兼血气方刚，非常想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不料，在安徽的几个带兵大臣都不是成事的材料，马贤基是书生出身，根本就不懂带兵打仗之道，对军队调度无方，不久便兵败身死；江忠源刚到安徽，还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就遇到太平军围攻，也兵败身死；其他领兵大员则多是带兵打仗无能，互相倾轧则绰绰有余。李鸿章辗转数年，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
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问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棉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méng chōng）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
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目的是要稍挫李鸿章的傲气。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方法。
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载，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新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闿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曾国藩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们的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