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是成功的基石。
做人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在想象上不一样，而且在事实上也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颓废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在温柔富贵中，他都能够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唯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与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国藩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却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地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那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不能忘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在他心中他一直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诗书文章展露雄心。
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也以诗文表达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诗》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之宝无伦比。”还说：“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负白铁悔因循。”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军，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做一个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
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战，最终完成了凤愿。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得住的。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作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诗作。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少年得志，考中进士。
每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而缺乏去改变现实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而曾国藩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并且因为自己所处在这样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
曾国藩六岁时，祖父曾玉屏便为他请了个姓陈的先生教他识字。第二年，父亲曾麟书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有十几个儿童入学读书，曾国藩也就随父读书了。
曾麟书因为自己天分不高，认为自己求取功名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满腔热血都灌注在儿子身上。他在读书方面也没有高招，只是在儿子身上用苦功夫，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囔囔，爷俩相互提示，背诵诗书，议论文义。
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曾国藩也苦下功夫，他的天资很高，记性也好，到九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读到十四岁时，在当地的读书人中已初露才华。那年，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资历高的老秀才）欧阳凝祉（字沧溟）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到了曾国藩所作的诗文后大加赞赏。欧阳氏是衡阳、湘乡有名的学者，尤其诗文作得好，功名虽不高，但平日自负得很，值得他称赞的实在不多。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欧阳凝祉当场出题考问曾国藩。曾国藩对答如流，据题赋诗，使欧阳凝祉大为惊奇，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前程，当即与曾麟书议婚，成就了曾、欧阳两家的儿女亲事，欧阳之女便是后来曾国藩的结发原配。
曾国藩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参加长沙府举行的童生府试，他考取了第七名，是年为道光六年（1826年）。曾麟书看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才华，再看看自己，连考多年秀才未中，如果让儿子跟着自己读书，怕误了他的学业，不如给孩子另请名师。于是，曾麟书跟父亲商量找个教书先生，他们听说衡阳唐氏家塾有个汪觉庵老先生，八股文教得极好，可以送去就学。于是，曾国藩在十九岁时赴衡阳读书。天资聪颖的曾国藩在衡阳只读了一年书就学完了该校的课程，于是他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就读。
经过学习，随着年龄增长，曾国藩渐知自己过去各方面的幼稚，许多想法也不对，必须从新做起、奋勉不懈，才能真正有所长进。为此，在涟滨书院读书期间，曾国藩特为自己取“涤生”为名号，即有洗涤过去、从新做人之意。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二十三岁，其父于前一年考取了秀才，便也让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曾国藩一举成功，中了秀才。这一年，家人为他与订婚已九年的欧阳小姐成亲，二十三岁中了秀才才结婚，这在当时是突出的晚婚了，也见得曾家对曾国藩的读书和功名要求极严格，没有功名不能成亲。
考上秀才后，曾国藩于1834年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藏书宏富，名人辈出。岳麓书院在湖南全省范围内招生，其山长（相当于校长）、主讲是名声很高的欧阳厚钧，他是嘉庆四年的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以母老告归主讲该书院。他为书院主讲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前后教出当时知名的学生三千余人，因有“弟子三千”之称。在校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官出题，有时甚至由巡抚亲自出题。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官府对岳麓书院也相当重视。据曾国藩的年谱说，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曾国藩在该校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满一年时，于1834年秋天参加了省城乡试，得中举人。两年连中两级，成了“举人老爷”，这对曾家来说，已是破天荒了。全家喜庆尚未结束，曾国藩便打起行装，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
第二年，曾国藩就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是没有成功。可巧，道光十六年（1836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一次。曾国藩为了节省路费、减少舟车劳顿，决定在北京等一年。于是，曾国藩写信回家说，湖南至北京，千里迢迢，往返一次太困难，路费也太多，不如留住北京，等着来年的恩科会试。家里回信勉励他不要灰心，也别太节省了，多多保重，好好准备。于是他住在北京的“长沙会馆”，那里住着不少湖南的举子，花销不大。
在北京等候考试的这一年里，曾国藩除准备功课之外，还目睹了京华文物名胜，这使他大开了眼界，不再是蛰居湖南山乡的寒门儒生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喜欢上了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艾词自此始”。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词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在此时就奠定了。再一年，1836年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一个乡下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师读了一年书，此时已是囊空如洗，只好打道回府。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了金陵这个日后与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有重大关系的城市。
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二十三史》，对它爱不释手，但是曾国藩没有钱，就向一位在江苏任曹的同乡借，又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父亲问明原因，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典衣买书，这不是坏事，我只望你细心研读，能把此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曾国藩牢记此语。自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曾国藩研究历史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
又过了一年，即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举子们进京会试的年头。曾国藩要上京城参加考试，可是家里却拿不出足够的路费，只好向同族和亲戚家借贷。曾国藩携钱三十二缗上路，到了京师，只剩三缗。《曾国藩年谱》的作者感叹道：“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三月春榜发布，曾国藩取得礼部会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又连续进行殿试、朝考，成绩越来越好，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朝考取得一等第三名。他朝见皇帝之后，被钦点了翰林，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红翰林，是科举试途中的巅峰了，中央的极品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绝大多数是从翰林里选拔的。
曾国藩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