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军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星星》当编辑，那时候大家吵架，是为一首诗好不好。鄢家发为某首诗该不该发表，跟人吵了大半天。他们甚至为一句诗后面的“啊”字，是要口旁还是不要口旁吵架。吵过了，大家依然是同事，是朋友，以后遇到分歧，再吵。更有甚者，为布罗茨基该不该得诺贝尔奖，是布罗茨基更优秀，还是米沃什更优秀，两人意见不一致，就可以断绝友谊。沙汀、艾芜时代，有规定，在作协里，一律不许称官职，出于尊重，最多喊他们沙老、艾老。后来的陈进、唐大同，有人在背后叫一声陈书记唐书记，他们会认为自己在什么时候得罪了你。陈进在《四川文学》当主编，至今在档案里还留有他批改的稿件，密密麻麻都是红笔字，工整的楷书（尽管这种编辑方法我很不赞同，但态度摆在那里，让人敬佩）。——现在的作协，是为利益吵，为官位吵，作协的钱，大部分用于行政办公，用不完，到年底就吃掉，旅游掉，想尽办法花掉，却不愿给几家刊物多拨一分办刊费。干实事的人，没有机关人员收入高；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不再是文学，而是机关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