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这是特别针对公共博物馆提出的一项政治要求。私人博物馆或者其他展览机构则缺乏显示和促进这项要求的条件。制约着博物馆内部的再现实践政治要求的某种再现比例原则，也属于这种情况，即不同群体的文化在博物馆内应该得到同等再现，要么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张再现，要么根本就不再现(“不要将我们包括进去”这种观点支配着土著居民向澳大利亚博物馆提出归还文化财产的要求)。[12]这是由以下这种矛盾造成的，一方面，再现空间的塑造是与公共博物馆的构成原则相联系的——公共博物馆的目的在于讲述人类的经历，因此体现了一般的人类普遍性原则——而实际情况却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任何特定的博物馆展出都有可能被认为存在不足，这是由于它对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或民族的排斥原则和偏见造成的。正因为在这方面塑造了一个无法得到满足的再现标准——人——博物馆本身才引发出对它无休止的批评。因为按照这个标准，任何实际的再现都不能说是充分的，可以认为，博物馆的每一次展出都需要某种形式的补充，从而产生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再现政治，在并非以人类普遍性原则为基础的以前的收藏中——例如皇家收藏或古董储藏——这种再现政治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当然这些只不过标志着不同文化技术焦点恰当的谱系，对标志着其特点的当下构成和功能特征的政治理性的说明。尽管如此，前面所说的内容已经足以证实我在这里提出的一般观点了。因为霸权观念所意味的那种政治类型——例如重建博物馆的再现实践以便促进反霸权的对立主体的出现——并没有提供与那些特定制度和话语状况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这些特定状况包含来自内外对博物馆施加的政治压力，决定了具有明显影响博物馆实践能力的那些力量(agents)的可以测量的形式。
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的对话
我们由此论及所论观点的最后部分：如果说，在把特殊的文化技术功能所特有的政治冲突和关系形式加以理论化的方面，葛兰西式视角的能力是有局限的，那么它们在促进实际上的政治形式的发展方面也同样具有局限性。这些政治形式在那些文化技术形式内部影响能动者的行动。最后，这就提出了我先前提到过的能动作用(agency)问题，而用布莱希特的话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不无裨益，即仅仅写出真理是没有用的；他认为“人们不得不为别人和给别人写出真理；有人可能利用真理而有所作为”(转引自斯拉特，1977)。当然，布莱希特在这里指的是无产阶级。在葛兰西看来，它指的是被认为处于从属地位的总体社会力量的“人民”，他们汇入一个临时统一体，通过以修辞和话语为主要手段表述的政治集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对文化研究中后葛兰西阶段来说，布莱希特的“有人”应当指的是一切从属社会力量的整体，比之他们自认为抵抗的同样在修辞上建构的权力集团，他们还没有集结在无产阶级或任何其他特定的社会力量的周围，而在修辞上为自身夺取霸权。
然而，如像巴里·辛得斯(1988)所认为的，即便社会阶级也不可能被理解为能动者(agents)——也就是说，正像他界定的那样，他们不能被理解为能够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的实体——很明显，无论是葛兰西式的还是后葛兰西式的对“人民”的解释，都不能符合这条检验标准。人们会发现，无论是阶级还是“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种族和性别——都不是明显活跃在博物馆政治领域内部的能动者，人们易于发现的当然是代表阶级或大众利益的主张，这些主张很可能是各行各业有影响的社会代言人(agents)们提出来的——博物馆批评家、妇女遗产与博物馆协会等局部压力团体、管理委员会、设计师团体、博物馆长，有时候甚至是由董事会等提出来的。[13]有些人还能指出，这类代言人打算在哪些方面将阶级、种族或性别作为他们的目标，意思是说，他们有意促成蓄谋已久的行动有益或有害地影响特定阶级、种族或者性别的生存状况。不过，尽管“阶级”和“人民”以及一些类似建构无疑既作为特定政治方案的目标又作为再现而真实存在，这些再现贯穿于社会能动者的说服策略，但它们自身却不是这样的能动者。
这肯定不是据理反对政治过程的那些修辞方面，这些方面想方设法促使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人们拥有共同的观点，或在不同的从属社会群体进行的政治斗争中组织同盟军。它也不反对以阶级、或妇女、或黑人、或这些人特定的结合为目标的、致力于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各种政治行动。它所反对的是使得政治进程的这两个方面得以施行的方式，和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这些方式预示了一个统一的阶级、性别、民族或种族作为社会能动者的产生，并为这种产生铺平了道路，这个社会能动者很可能最终从政治上在完成使他自身得以产生的过程中，采取决定性的行动。[14]这恰恰是因为，促动这些政治进程的政治计划和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更独特和更直接的政治设想和行动的发展，而这种政治设想和行动却有可能改善所论各种因素的社会状况和其他可能性。向大多数文化理论的虚幻能动者招手的马路上充满了已经错过去的政治机会。
我回忆布莱希特的实用原则的目的在于表明，一种需要，必须更审慎、更详尽地计划，知识应该怎样和在哪里显现才能保持其重要性。福柯(1981)曾经辨识出，他所关注的内容就是我们通过特定真理管理制度的生产和流通而受支配和支配自身的方式，这些管理制度是在不同的社会约束领域内以特定方式组织知识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观点以及根据我先前提出的观点，即，需要把文化领域看作管理构成的，来应用布莱希特的原则，就等于表明对文化理论和政治形式的需要，本身涉及知识形式、功能性真理的形式的生产和定位，这会具体地影响那些独立实体的议事日程、计划和程序，这些实体就是人们认为在相关文化领域内部操作或与之有关的能动者。
这可能有多种含义。可能指服务于特定文化行动群体的细致和集中的工作。可能指计划在特定文化制度内操作程序和政策过程内部进行更多的战略干预的知识工作。可能指用以使某些问题变得可见的艰难的统计工作，这种艰难的统计工作以某种方式使这些问题在政治争论的层面上出现或影响决策进程，以促进能够提出这些问题的行政管理程序的发展。可能指为私人公司提供这类信息。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这将意味着与过去被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东西交谈或共事而不是一开始就否定它们，也不是当它们似乎证实人们最可怕的功能主义预言时，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批评它们。
我必须承认，与其他为文化研究的不同未来可能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号角相比，这些并不是令人陶醉的前景：在后现代主义走向毫无节制之前，或者像猎犬那样在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搜寻颠覆实践的机会时，也许还需要与后现代主义进行几年的激烈战斗。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脱离那些庸俗形式，在一些地方，这些庸俗形式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主导，尽管同时也抵制那些争论的诱惑，其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复杂性的做作外表使这些争论成为实际思考的致命陷阱。
(赵国新 译 罗钢 校)
注释
[1]“表现的总体性”是阿尔都塞批判黑格尔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据此看来，社会整体的结构被认为决定于一种最根本或单一的矛盾——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和政治矛盾被看成是对最基本的决定性矛盾的“表现”——即是它的特殊的呈现方式。——原注
[2]我应当说明，我认为文化研究现在和过去从来不可能被界定为一个特定的民族传统，或是植根于一个特殊制度场所的思想流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佯称由于某种原因文化研究产生于伯明翰，那么就不可能理解比起源神话更分散和样式更繁多的首创了，即便在英国语境下也是如此。这种谱系也无助于我们理解现在被置于“文化研究”标题下的一系列争论。这个术语现在不得不被确认为主要用来暂时标识一整套研究方法的标签，尽管这些研究方法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分歧，然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从它们与权力之间的错综复杂联系以及它们处于权力关系之中这个角度来检验文化实践。相应地，这可以解释将这些研究方法所关注的内容与审美化的、道德化的或形式主义文化分析内容区分开来的更深一层的属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构成文化研究的是一个特定的理论或政治传统或学科，不如说是一个引力场，许多知性传统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临时汇合点。它指定了一个争论领域，其中，有些事物被视为当然，对话更能集中地进行。唯其如此，这些争论中唯一亟待解决的实质性内容涉及到发展将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理论化的方式，而这将有助于这些关系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实际论战。
既然文化研究吸引了历史学家，那么，就需要思考最有助于实现这种目的的历史类型。仅就英国文化研究的描述而言，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至少曾经有过这种情况，这类历史过于详尽重复文化研究形成的那些纯粹理论描述，追溯了文化研究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变——从文化主义中经结构主义到霸权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见斯图亚特·霍尔［1988a］，以及本书所集他的文章。)它们倾向于一种英雄体的叙述模式，将文化研究转变为一个全面的、(似乎)能够代表自身投入战斗的学科，除此之外，这类描述最明显的弱点在于它们忽视文化研究在学术中的地位。只有当注意力从关注这类思想史转移到关注文化研究的制度条件，尤其是变化着的学生和教师的社会构成，才能产生更有趣和更有用的描述。就一部更有批评精神的文化研究史提出的问题和出现的种种可能进行的一些有趣反思，可见格罗斯伯格(1988a)。
[3]文化政策研究所建立于1987年，目的在于组织研究、出版和召开会议等活动，以便在澳大利亚文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迄今为止，它已经同在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和教育政策等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地方和全国性行政部门或准行政部门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或顾问关系。
[4]这篇论文最先是在文化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提交的，并根据与会者的一些意见作了修改。我尤其感谢彼得·安德森、詹弗尼·科莱克和戴维·桑德斯，感谢他们就此提出的一些建议。
[5]然而有必要将性别视角，同时还有阶级视角应用到文化的精英定义和扩展的定义之间的关系上。对艺术和审美等级制的性别方面尤应深入思考。
[6]然而，这也许是对阿诺德的诽谤，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的一段文字中清楚地预料到，作为政府工具文化有效地发挥作用，它必须经历一个改造过程，他认为“文化伟人”是“那些不辞劳苦使知识摆脱所有粗陋、无教养、困难、抽象、职业、排他性”的人，“(他们使知识具有人性，使它在有教养的人和学识丰富的人组成的圈子外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同时使它依然是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成为愉快和智慧真正的源泉)”。
[7]然而并不是毫无保留的一个。强调权力关系具有多元性和分散性的倾向，尽管对于所有权力都源于国家这种观点而言，这是一个有用的纠偏办法，却常常倾向于过早地抛弃国家理论。忽略了在某些方面通过国家来协调不同的权力关系场域的功能，忽视这些方面常常导致统治性的不同场域的自主性被毫无限制地夸大：犯了从没有必要协调的立场转向根本不协调立场转变的错误。这类观点经常与福柯本人的论述产生冲突，尤其有悖于福柯的这种论点，即尽管并非所有权力关系源于国家，但是国家“将使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全部权力关系符码化”。
[8]见拉克劳与墨菲(1985)。在这部著作中，同在斯图亚特·霍尔(1986b)和狄克·海波第齐(1988a)的著作中一样，被选择的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面被并入葛兰西式的框架中，随之而产生的不和谐(尽管是源于拉克劳和墨菲自由主义的一种不同的政治抗议的不和谐)同样严重。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见贝内特(1990a)倒数第2章。
[9]在论述博物馆历史特性方面，实际上我充分利用了葛兰西的著作。见贝内特(1988a)。
[10]试图更充分地识别和概括博物馆的政治理性产生的后果，见贝内特(1990b)。
[11]见布尔迪厄(1984b)。
[12]就目前土著对这些事物提出的要求作出明确而有影响的论断，见傅米叶（1989)。
[13]妇女的遗产和博物馆，有关作品的细节见G.波特(1988)。
[14]因此，我的立场与斯图亚特·霍尔的看法产生冲突，他的看法体现在本次会议的发育中。他认为，文化研究应当致力于以“仿佛”为模式的有机知识的生产。也就是说，阶级、种族或性别的社会运动仿佛以使有机知识的功能为人所理解的形式而存在。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与“新时代”相关联的方式，这种方式对新时代的新意几乎没有认可，因为，它过于明显地掩盖了对旧时代政治逻辑的渴望。这表现在它想要恢复完整主体这一强烈梦想，而主体的完整性正是产生这些主体的历史过程的产物。此外，将这种功能归因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学术为主要基础的知识计划，表明了对它与其真实生存状况之间关系的误认程度，而这种真实生存状况只能被描述为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