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一点说，这种双重性质是购物中心招徕顾客即其“诱惑力”的以及它控制变化的策略的组成部分。巨大稳固的建筑与“中心”内外不断变换、川流不息的景观之间存在着一种搅动心弦的张力，这就是喜欢购物中心之人真正迷恋它的原因之一。同时，购物中心的管理方法(和承租)已经相当趋近于组织化和统一化——即便不是在已经获得的审美效果的层面而是在行政控制的层面上——正如通过调节混合租赁、符号和广告风格、公共空间的装饰、庆祝活动等来尽可能管理这一景观一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成功地“管理”了这整个景观(包括人们如何处理它们所提供的东西)或它所召唤出来(也可能包括在内)的反应。
因此，分析购物中心的任务一方面涉及它们唤起的共同效应、认知和情感状态(这可以是否定的，当然也可以是谵妄的)，另一方面，也涉及与那些认知和情感状态作斗争，从而创造说话的空间，而不是做一个痴心的描述者——无论是作为民族志学者而置身这个景观“之外”，还是(以一种在我看来完全是同一回事的姿态)作为“通俗文化”的吹鼓手而表面上陶醉于他自身对这个景观的陶醉之中。
如果前一种描写方式可见于大多数论述消费主义或“消闲”的社会学，那么，后一种就比较常见于今日的文化研究之中——而且有颇具说服力的辩护者。比如，雅安·钱伯斯(Iain Chambers)就曾有力地论证道，要正确评价人们亲身经历(而非“伴随着”)文化的民主“潜力”——评价和改造日常生活——我们必须首先追溯阿多诺反对的本雅明在论述波德莱尔时对“现实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呈现”。作为一般取向这是很难对其提出反对意见的，而我就提不出来什么意见。但是，如果我们更加详尽地审视阿多诺的反对意见(且不说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与本雅明的著述有什么关系)，那就有可能从中读出对购物中心神话的描述来：“你的研究正位于魔幻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那是个令人着魔的地方。”如果相信女性主义哲学家们已经教会了我们如何提问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阿多诺的下文：“只有理论才能打破那魔力……”(尽管在上下文中，他指的是本雅明自己的理论实践，而不是一般的理论)。
在我看来，无论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呈现”，还是对理论的驱邪能力的信任，都不足以解决女性主义在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中所提出来的批评问题。如果我们把在任何一个地方购物中心巨大的中央院子里都能看到的“魔幻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作为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比令人瞠目结舌的魔力更复杂的社会经验就一定会发生——而对一位女性主义者来说，就一定能引发出比“呈现”所要求的更具批判意味的反应。如果今天相对容易拒绝阿多诺的蓝本(打破魔力的理论)所意味的理性主义和恐女偏见(gynophobic prejudice)，如果也容易拒绝过去把消费作为虚假意识(被购物中心所迷惑)的批判，那么，当下也去质疑对日常表现所持的“瞠目结舌”的批评惊奇姿态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
对此可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这里提出的一个论点至少是，对购物中心进行女性主义分析首先应该坚持分析对客体所持的矛盾情绪，而不是简单地对这些客体报以惊奇。矛盾情绪能使人思考矛盾状态之间的关系：这无疑也是一种“姿态”，但也许更适于由于不同的原因使用相同购物中心(而不是仅仅为了观光而不时地光顾几家中心)的日常习惯的一种姿态。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消除日常生活中不满的时刻——愤怒，挫折，悲哀，恼怒，仇恨，厌烦，疲倦。在最狭隘的意义上，女性主义是不满于“日常现实”、不满于把日常现实作为“事物的既定方式”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定义的一场运动。女性主义也可以像钱伯斯所说的那样“对我们栖居的当代世界的现实横眉怒目”，女性主义也允许我们拒绝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拒绝将其视作“给定的”东西。正如成功的购物一样，女性主义批评包括突出焦点、限制审视——即怀疑的、即便不是偏执的评价时刻(正是在一种较具论战性质的意义上，我才把这个项目视作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女性主义”运动)。
近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内出现的女性主义理论为身份和差异神话的批评研究提供了许多工具，也为对日常生活中“地点”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修辞。但当把这些工具用于购物中心时，我遭遇到另一个难点：这次是修辞上的，并引起了跨学科冲突的共鸣。其难点在于，在我的女性主义知识话语与我的研究客体之间似乎缺乏一点什么或存在某种偏离。
恕我直言：调动某一精英阶层的武器(我故意用那个暴力隐喻)，即仍然时髦但无疑已不再流行的理论话语以与“普通妇女”经历的文化中的主要因素相对照，而这种话语对她们来说可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就像罗兰·巴尔特的一本放错了地方的书，被拿来装饰在堪培拉自由家具展室里一个仿真的雅皮士公寓，难道这不是真的有些“离谱”吗？而且，如果对那种话语及其武器的使用是“离谱”的，那么，用它们重新解读葛特鲁德·斯坦因或其他女性现代主义者的作品，或重写被贬低的和非现代主义的女性作品，以便可以用它们来修正现存的文学经典概念，这是不是也同样离谱呢？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任何学者或女性主义者所必须提出或回答的问题。人们只能策略地限定自己的“客体”，以有限的方式使其最适于既定的学科和制度语境。如果不对其术语提出挑战的话，这些问题也是不可能回答的——比如，所说的“相关性”和“适当性”(仅就其可以衡量这一点来说)就取决于一种话语“源自何处”和“对谁而言”的问题，正如它同样取决于与“关于什么”的关系一样。比如，我在上面提到“跨学科冲突”的理由是，在研究期间，我发现用衍生于符号学的理论词汇讨论“普通妇女的生活”的问题的适当性和所谓“良好的趣味”就受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更为严厉的质问(对他们来说，因为所谓的“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问题就更加迫切)，在提出这些问题时，这些专家们似乎比非学术妇女(我不说“普通妇女”)——她们兴趣各异，或表示冷淡或权作消遣——更加严肃。
然而，女性知识分子也的确相互提出一些问题，而且我们无疑将继续提出问题，只要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某种广泛的社会(以及“跨学科”)语境和我们的工作的政治意义。所以，我想要对“普通妇女”在我们的论战中的作用提出质疑，以此开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且是“适于”女性主义知识分子跨学科会议的一个回答。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并不希望、也不能希望把其他妇女的形象或现实置之不理。但是，作为一个符号学家，我必须看到，其他妇女的“形象”，甚至我将其作为问题而提及“她们”的那些妇女(对我来说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不是“普通妇女”)，事实上也的确是形象。
因此，我在购物中心项目上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我作为知识分子与我所“讨论”的文化的关系，而且还要想象我在对谁讲话。所以，在第一个例子中，如果区别购物中心的任务涉及抵制入迷的描写——消费和消费主义者的名单制作，定格或固定某一惊人的现实——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就将产生一种表达方式，从而“避开”与我所质疑的关于妇女的制度性话语，以及这些话语——与许多女性主义观点一起——不断突出的普通妇女的想象形象发生入迷或镜像关系。
然而，在提出那个论点时，我也避开了“其他”(甚或是“普通”)妇女的问题。我从重申现在已成常规的例子，即一个购物妇女的形象不是“真正的”(或的确具有代表性的)妇女，转而谈论起那种差异使我解除了责任，不再考虑其他妇女关于她们作为“用户”或工人在购物中心的经历的观点。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对此我将再次探讨。首先，我想绕道谈谈“其他”妇女向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区别购物中心有什么意义？如果它们不完全相同那又能怎样呢？”
在此，我想提出两点，是关于方法的。第一点是，如果“关于购物中心”这个标题可以有个副标题的话，那就是“现代性的平民札记”。我同意爱利斯·加丁在《女性创世记》(Gynesis)中提出的观点，女性主义批评可以从研究最近思想界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中获得许多(即作为工业化之后欧洲普遍生活意义的“现代性”——包括但又比美国的美学术语“后现代性”更宽泛的一种意义)。
研究购物中心(如研究妇女现代派一样)应该是一种论争的方式，如与当下在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一种观点论争，她认为，“实际妇女”的文化生产在历史上缺乏一种现代性，即被解做或产生于现代主义批评建构的一种现代性。在本项目中，我倒宁愿研究日常的、所谓平庸的、一般认为是不具或非实验性的东西，不探讨“为什么缺少现代性”？而探讨“为什么现代主义经典理论缺乏妇女的现代主义？”这个问题。
其次，步行者的形象使我能够想象一种分析购物中心的批评方法，而绝不把精神分析学想象界的经典意象作为购物城(shoppingtown)景象的镜像。这样的意象现在在关于购物中心的文献中已经非常常见：尤其是关于像我所研究的大的、封闭的、包围式的“景观”中心：户内购物城。如它们的前身(和它们现在通常包括的)百货商店一样，它们被描写成梦幻宫殿，镜像大厅，幻觉长廊……而入迷的分析学家则被看作戏剧批评家，评论那个景象，置身于那个景象，而那个景象也在她自身之中。当然，这种修辞与把购物中心视为伊甸园或乐园的观点紧密相关：购物中心即便不被确切地比作乌托邦，那也是乌托邦欲望的镜像，堕落的造物对原生乐园的怀旧欲望，然而，他们又明知道这个乐园现在只是一个幻觉。
行人或女性行人也逃不脱这种梦幻的矛盾情感。事实上，社会学研究表明，徒步购物的妇女比开车购物的妇女在购物中心里逗留得更久。那种缓慢的、评价的、欣赏的批评关系恰恰是那些匆忙停车、抓几把货物、便又尽快冲出中心的妇女们所不欣赏的。显然，不同的妇女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这两种不同的购买。但是，如果在一个中心里游逛太久导致对那些景观的入迷和融入的话，那么，至少在一种明确限定的意义上，开始批评间离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步行到“免下车服务”中心——并找个入口进去。(当然，大多数不开车的妇女都不是步行——尤其是当与孩子们一起来时——而是乘公共交通工具，这在澳大利亚能够产生鲜明的间离效果。)
这里，我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即建构典型的寓言式形象(即使是“妇女步行者”)有被当作购物中心的“经验社会用户”的某种模式的危险。对特定时间的购物中心用户进行超越平均统计数字的概括——即便是依据阶级、种族、年龄或性别，也是相当徒劳的一项实践。诚然，能够在社会同质化地区(通常情况下属于澳大利亚大多数城市的郊区)找到一个中心的地方，你能看到特定社会集团有规律地使用的高发生率(这可能主要归功于某个中心的身份效应)。然而，许多中心并非如此。而甚至在属于这种情况的中心，这种概括也只限于抽象的层面，具体的原因是：汽车，公共交通工具，访问和参观(因为购物中心可以用作观光)，以及日间户外运动结构等，都意味着这些中心并不能自动地“反映”其直接社会环境的构成。此外，在任何一天里一个中心的实际使用也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也只到那里去过一次；在那一天选择那个中心的某些偶然用户可能是出于特殊的或相当任意的理由；人们可以在一个中心购物，而到另一个中心从事社会活动或闲逛。青年人、拿养老金者、失业者和流浪者把购物中心作为聚会的场所(有时用来免费取暖和露宿)，这是众所周知的购物中心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现在，中心管理者常常会作出这样的规划(如椅子、电子游戏和警卫的分布等)。中心的许多老用户并不总是住在邻近地区的。
我认为，购物中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你不能把某一文化事件的公众当作社会集团和阶级或他们应有感性的直接表现。公众不是稳定的、同质的实体——而假定公众为稳定和同质实体的论战主张也不过表明了说话者的政治立场和认同。这些论战本身也可能是有趣的，但是，它们大可不必过多谈论这种论战常常使人想到的更广泛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