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之所以坚持固定不变的解决办法，是因为戴高乐远非如此。“我想象不出他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抛出一些暗示，但是我不能准确判断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戴高乐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认为德国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如果是这样，”他承诺说：“那我们将会与你保持一致意见”），但他绝对不是德国统一的倡导者。他坚持认为，达成关于德国问题协议的办法就是降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戴高乐继续说道，他的话肯定会让赫鲁晓夫大喜过望，如果能真正达成欧洲力量之间的平衡，“那我们甚至可以不再需要美国”。但是在戴高乐看来，这种平衡需要西德牢固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而这正是赫鲁晓夫努力阻止出现的情况。在戴高乐面前，赫鲁晓夫的外交才能完全失去了作用。他就像斥责一个小学生一样教训这位苏联领导人，他说：“你在德国问题上如此着急，只会让我感到很惊讶。”赫鲁晓夫确实有一种想法，他认为如果他不在柏林问题上投下赌注，那根本就没有达成关于德国问题协议的可能，当然，他并不是想通过在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而最终达成关于德国问题的条约。
除了与戴高乐的会谈外，他们的会谈涉及诸如裁军、非洲以及德国等问题，赫鲁晓夫的法国之行的见闻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所幸在巴黎与各个省份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都很隆重。当听说将由地方长官来接待他时，这些地方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警察的工作，赫鲁晓夫“感到有些不快”。他“不喜欢在法国警察的护卫下进行访问。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团受到了某种歧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西奥雷兹再三向他保证说，“戴高乐总统只是在接待最为尊贵的客人时才会命令他的［地方长官］”，这才让赫鲁晓夫放下心来。
赫鲁晓夫吹嘘说，苏联不久将会超过西方国家，不过由于有了在美国的经历，他没有再讲“埋葬资本主义”之类的话。他对巴黎和卢浮宫的美丽大为赞赏，这让他想起了30年代时的情景，当时他想在一天的时间游览完整个卢浮宫：“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走来走去，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我最后累得都走不动了；我只能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停下来休息——那还是在我年轻、精力充沛的时候！”不过，做宣传与获得启发给他带来的满足感毕竟有限，困惑与烦恼还是不时会袭上他的心头。在兰斯，国务部长路易斯·扎克诺提起了法国过去的入侵者，他在具体指明入侵者时犹豫再三，并告诉赫鲁晓夫说他提及德国人时一定要有耐心。“有时候，我对自己没有机会去外交学校感到遗憾，”赫鲁晓夫反击说，但是作为一个矿工出身的总理，他宁愿说话“直来直去，就像工人们那样，而不想用那些委婉的词语与晦涩的表达方式来隐藏真正的用意”。还有，“我想告诉你我有耐心。我有着坚强的神经。我能做到很有耐心，我现在就很有耐心。”在从里尔到鲁昂的火车上的临时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谴责CBS记者丹尼尔·斯科尔道：“尽管写你那些散布毒瘤的文章去吧，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朝你脸上吐唾沫的。……如果有人打了我的右脸，那我就会毫不客气地朝他们头目的右脸上挥动拳头，让他脑袋搬家。”
赫鲁晓夫于4月4日回到了莫斯科，不过那时感到脑袋发胀的却是赫鲁晓夫自己。在阿朱别依看来，法国之行增强了他“对自己实力的信心”，让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他就是世界上正在升起的最为耀眼的政治家明星”，“他那种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状态让我们这些处于其核心集团的人都感到很失常”。赫鲁晓夫打破惯例，没有在飞机降落后的一个小时后向人民汇报他的访问情况。当第二天在体育馆向人民发表演讲时，他承认自己整个晚上都在思考“我是否真正成功地代表了我们伟大的国家，我是否正当地表达并维护了苏联人民的利益”。
当赫鲁晓夫外出访问时，国内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军方最高领导人仍在对一月份的裁军争论不休，不满情绪已经扩展到了更大范围的党和政府机构里。有报告说，阿登纳已经否认了西方国家会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美国再次倾向于为其提供核武器。缅希科夫大使从华盛顿发回警告说西方的策略就是无限期地拖延；这对于强硬派来说并不感到奇怪，他们一直担心赫鲁晓夫美国第一的优先政策会造成与中国的不睦，同时还会在苏联国内滋长危险的亲西方情绪。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也对这种不断上升的情绪感到忧心忡忡。“我们难道是在人民中间制造虚假的希望吗？”他曾经对一位助手咕哝说：“如果我们不能兑现他们得到的承诺，创造更好的国际气候，使我们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那会怎么样？”
主席团委员也有着同样的疑惑。据称，勃列日涅夫就对赫鲁晓夫1960年1月的裁军计划提出过质疑。据说，在主席团4月7日的会议上，就曾出现过针对赫鲁晓夫政策的批评意见。由于同事们对他的害怕，他们的保留意见很可能是以某种赫鲁晓夫同样具有的担心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是，这种担心在4月9日的U-2飞机飞行后变得更加强烈了，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言人在4月份发出了两次警告声明。国务卿赫脱（4月4日）以及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4月20日）重申了美国在戴维营会谈前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市”的想法是荒谬的；西柏林已经是自由的），同时警告说赫鲁晓夫是“在薄冰上滑行”，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是不大可能产生“重大的成果”的。更有甚者，******选择4月22日发表了一篇“列宁主义万岁”的抨击性演说，谴责莫斯科对艾森豪威尔示好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为免赫鲁晓夫疏忽大意，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列举了戴维营会谈以来美国的37次挑衅活动，并宣称“我们并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或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4月25日，赫鲁晓夫改变了语气。在巴库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他突然强调起了要在首脑会晤期间达成协议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只对首脑会晤提出了微弱的希望；认为当会谈结束时，“与会各国的关系会比以前更好一些，但并不会有逆转”。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很显然，已经出现了这种语气上的变化，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很典型的，他的欣快情绪已经逐渐为更为冷静的看法所代替。”
现在回想起来，原**********助手菲奥多·布拉特斯基（Fyodor Burlatsky）、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乔治·阿巴托夫（Georgy Arbatov）以及赫鲁晓夫“写作班子”顾问梅隆·斯图卢亚（Melor Sturua）都相信赫鲁晓夫是在抓住5月1日的U-2飞行事件来破坏首脑会晤的，因为他也意识到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可能取得他事先承诺的那些结果。但是，那些与赫鲁晓夫更为接近的人则坚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当他于5月1日晚上打电话给特罗亚诺夫斯基时，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艾森豪威尔会宣称对此次间谍飞行并不知情，通过怪罪其他人来挽救首脑会晤。如果美国总统做得更进一步，真的向苏联表示道歉，那么赫鲁晓夫去巴黎时就不会处于守势（其实，不管是谁派出的U-2飞机，他们的目的都是想侦察苏联国内的动向，从而使赫鲁晓夫在巴黎首脑会晤上处于不利地位），相反，艾森豪威尔将会处于不利地位。当然，这一结果也很难得到保证。在他儿子看来，赫鲁晓夫同时“对这种游戏很是喜欢”，他满心欢喜地为白宫设下了一个陷阱，但是至于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他“并没有明确的计划”。
华盛顿处理U-2飞机危机的做法使得恶劣的形势变得更加糟糕。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是保持沉默，或是编造出一个故事，并一口咬定，而是刚开始就撒了一个并不高明的谎言，然后又一点点地道出事情的真相。当中央情报局了解到，用副局长罗伯特·阿莫里谨慎的话来说，“我们的一架机子掉了下来”时，美国宇航局于5月3日推出了一个事先编排好的说法：他们的一架飞机在土耳其上空执行高空气象研究任务时在该国东部地区坠落。虽然这种说法明显是谎言，但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这可以使赫鲁晓夫继续忽视U-2飞机对苏联领空的入侵。即使飞机已经被打下来了，总统认为飞行员肯定已经死掉了。赫鲁晓夫还得披露U-2飞机被击落的事情，不过就在同一天，他在莫斯科发表了长篇激烈的反美讲话，这让一个来访的埃及代表团感到很吃惊。[7]
5月5日，星期四早上，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向最高苏维埃的1300名代表发表讲话。表面上，一切都很平静。出于一些无法知晓的原因，葛罗米柯特别邀请了汤普森大使参加会议，并坐在外交人员座位的第一排；美国记者普里斯西拉·约翰逊深受首脑会晤前这种友好气氛的影响，她甚至穿过外交人员座位的过道，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记者坐在一起。赫鲁晓夫讲话的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以减轻世界紧张局势为基础的国内计划：增加消费品生产的优先地位；一周更短的工作时间；到1965年取消某些税收。然后在三个多小时的讲话后，赫鲁晓夫突然披露了U-2飞机事件以及U-2飞机的命运（但并没有说出飞行员的情况），这使得人们对他提出的国内计划产生了疑虑。[8]坐在汤普森旁边的美国外交人员弗拉基米尔·图曼诺夫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虽然天色阴沉灰暗，大厅里也没有开灯，这使得赫鲁晓夫在其讲话的前面部分显得脸色沮丧而阴郁，但就在他投下U-2飞机事件这枚重磅炸弹时，乌云散开了，一缕明亮的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照在赫鲁晓夫神采飞扬的脸上。
他披露的U-2飞机事件使会议大厅陷入了一片骚动之中。在代表们的一片嘘声与唾骂声中，赫鲁晓夫大谈美国的背信弃义与不妥协的立场。美国人派遣U-2飞机来进行间谍侦察，肯定是为了“对我们施加压力”，试图“削弱我们的意志”、“考验我们的神经”，想让我们“卑躬屈膝”。[9]但是，他接着也对艾森豪威尔如何挽救首脑会晤提出了建议：如果“这种挑衅行为是由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策划的，总统并不知情”，那赫鲁晓夫会“带着善意，心无旁念”地前往巴黎，会不遗余力地努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普里斯西拉·约翰逊注意到，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显得很疲惫”。
当天晚上，外交部副部长雅各布·马里克在埃塞俄比亚的外交招待会上很是出了一次丑。瑞典大使问马里克苏联准备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哪一条来申诉此次越界飞行事件。“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马里克回答说：“他们还在审问飞行员。”卢埃林·汤普森听到了马里克的这一谈话，他马上赶回大使馆，给华盛顿发出了一份“加急”电报。华盛顿方面收到这份电报前的四分钟，美国宇航局发言人刚刚公开推测在苏联境内被击落的那架飞机也许就是宇航局在土耳其上空执行高空气象研究并于星期天早上失踪的飞机。由于这份声明不仅撒了谎，而且还编造了详细的细节，因此当赫鲁晓夫最后公开他的圈套时，美国宇航局的声明就为苏联人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目标。如果汤普森的电报能早一些到达，那么至少可以避免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马里克的失言迫使赫鲁晓夫对他采取了措施。[10]最高苏维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5月7日，星期六下午，赫鲁晓夫幸灾乐祸地详细披露了他即将戳穿的美国人的谎言。然后，他微笑着得意地说：“同志们，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故意没有说出这个飞行员还活着，并且身体状况良好，我们还得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大笑。长时间的鼓掌。］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如果我们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布出来，那美国人就会编造出另外一个谎言了。［大厅里一阵大笑。鼓掌。］”
至此，这位控制不住自己的总理已经决定将这种嬉戏继续下去了。U-2飞机的侦察照片苏联已经冲洗出来了，质量很好，但是“我必须说，我们的照相器材能拍出质量更好的照片，也更精确。……［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位飞行员鲍尔斯本来是想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的。“这是多么的惨无人道！［代表们的低声议论变成了大声的呼喊：‘无耻！’‘无耻！’］这就是那个自杀的工具——美国人杀害自己同胞的最新成果。［赫鲁晓夫向大家展示了一张这种毒药的照片。］”鲍尔斯身上带有7500卢布。难道他是想飞到我们领空“将旧卢布兑换成［最后发行的］的新卢布吗？［大家禁不住大笑起来。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除了他自己手上戴的手表外，鲍尔斯还带有两块金表与七枚女性用的戒指。“他在那么高的地方需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会议厅里一阵笑声。鼓掌。］也许这位飞行员要想飞得再高一些——到火星上去——到那里去勾引火星上的女郎？［会议厅里一阵笑声。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