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又一次召来了速记员：“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已经收到了您10月27日的信。对你表示出来的理智，我向您表示满意与感谢。……”赫鲁晓夫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根据美国的要求，不提及土耳其）。苏联政府已经“发布了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说的进攻性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在赫鲁晓夫的口授文件修改完毕后，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司长米哈伊尔·塞米尔诺夫斯基（Smirnovsky）根据指示将这封信送到了美国大使馆，同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契夫（Ilychev）在五点前将其拿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包围美国大使馆的示威人群高呼“不许染指古巴”，塞米尔诺夫斯基的汽车因此未能及时进入大使馆内。伊利契夫准时来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但是宣读这份声明的播音员需要时间进行彩排。伊利契夫命令他立即广播。
除了这份公开信外，赫鲁晓夫还给罗伯特·肯尼迪发去了一个秘密口信，提醒他说莫斯科的积极回应不久将可以通过广播听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得到了消息，但是这种方式肯定会让他感到愤怒，因为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或是同意的情况下，古巴岛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没有必要将赫鲁晓夫最新的信件抄送给哈瓦那，因为他在后来写给卡斯特罗的信中说，“你肯定知道我们现在通过无线电台广播的内容”。相反，赫鲁晓夫敦促他的这位脾气火暴的古巴朋友“不要感情冲动”。就在昨天，美国还在试图以越界飞行挑衅古巴，“你们击落了其中的一架”。赫鲁晓夫为什么坚持将他明知道是苏联军队所做的事情怪罪于古巴，现在还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已经从列宁山来到了莫斯科河边的别墅。这座别墅离新奥加茹沃只有10分钟的路程，但其感觉却恍如隔世。在喜怒不形于色的尼娜·彼得罗夫娜看电视时，谢尔盖漫无目的的在别墅周围转悠。当他父亲的讲话内容最终通过广播传来时，他们听到的是播音员尤里·列维坦（Yuri Levitan）悦耳的声音，自从二战以来，每当发生重大的事件，都是由他将消息传给苏联人民的，但是在谢尔盖听来，这像是一种“可耻的退让”。
在新奥加茹沃，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也在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结束后，他建议大家都去看戏。特罗亚诺夫斯基通过报纸察看戏剧院所上演的节目，赫鲁晓夫挑选了一个来自保加利亚的访问剧团的演出。他回到别墅带上他的家人，再开车到列宁山，在这里他换了衣服，然后又来到了市区。他后来再度考虑了在给肯尼迪的公开信中没有提及的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问题。当天深夜，他又准备了一份给肯尼迪总统的秘密信件，坚持宣称他此前的公开信是基于“你们已经同意解决在土耳其的导弹问题，按照我在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以及你们当天在罗伯特·肯尼迪和多布里宁大使会谈时所声明的做法”。
这封最新信件的俄文稿于10月29日凌晨5点15分传到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赫鲁晓夫想将美国总统在土耳其问题上的让步写进记录文件中，以反驳人们对他向帝国主义者屈服的指责。然而，当多布里宁将这封最新信件交给罗伯特·肯尼迪时，美国总统的这位兄弟证实他口头上提到过交换条件中的土耳其问题部分，但拒绝接受这封信。
星期六晚上是华盛顿最为紧张的时刻。除非赫鲁晓夫做出让步，否则美国对古巴的进攻好像就已经迫在眉睫了。美国总统的顾问们将这一时刻称为“黑色星期六”，一些人担心自己一个星期后是否还能活着。多布里宁和他的助手们同样也很紧张，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美国对古巴的轰炸最迟将于10月29日或是30日开始。
执行委员会计划于星期天上午10时召开会议。当得知莫斯科广播电台将发布重要通告时，肯尼迪正躺在床上看《纽约时报》。上午9时，赫鲁晓夫的口信开始从空中传来。“拆除……装箱运回。”中午时分，美国总统已经起草了一份回应文稿，对赫鲁晓夫“对和平所作的重大贡献”表示欢迎。
危机终于过去了。实施解决方案的艰苦谈判工作仍摆在眼前，同时还有关于谁输谁赢的争论。在整个世界看来，这完全是一件虎头蛇尾的事情，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则并非如此。10月28日，他找到了一丝满足感。毕竟，这起事件在他权力的最后丧失中发挥作用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与此同时，麦克纳马拉正在制定“核反击战略”（反击的目标是军事设施，而不是城市），这一战略可以使美国的核武器得以实战运用，并赢得核战争的胜利。
[2]查理检查站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进入东柏林剧院时遭到苏联军队的阻拦。在四辆坦克护送这对外交人员，以及肯尼迪总统的特别代表卢修斯·克莱将军在查理检查站附近部署了10辆坦克后，俄国人也派出了10辆坦克，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苏联坦克于10月28日后撤，30分钟后美国坦克也撤离了检查站，这看起来好像是苏联人做出了让步。事实上，在双方做出这样的决定前，肯尼迪向苏联秘密保证，如果赫鲁晓夫的坦克后撤，他自己的坦克也会同样后撤，由于苏联人认为这起事件是由克莱将军首先挑起来的，因此肯尼迪的这一承诺本身看起来好像是美国被迫做出的让步。
在肯尼迪不知情的情况下，克莱将军一直在尝试突破柏林墙的办法。苏联人已经注意到了克莱将军的秘密军事集结行动，美国人的行动包括建造了一堵墙，并试验一种特殊的坦克推土机推倒墙壁的情况，因此苏联人认为查理检查站的坦克对峙是克莱将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由于美国突破柏林墙将会威胁到莫斯科在柏林危机中的最大利益，莫斯科真的对这一行动感到很吃惊。更让苏联人吃惊的是，当双方的对峙导致真正的冲突一触即发时，肯尼迪好像从原先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有所退缩（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采取这一主动进攻的姿态）。
[3]汤普森大使认为这封信是赫鲁晓夫立场“最为强硬的声明”，这封信“当然打破了当时柏林与德国问题获得解决的任何希望”。
[4]在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肯尼迪足足等了两个月才做出答复，答复只是敦促赫鲁晓夫要有长远眼光，“耐心地期待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谈判”，要记住“三五年或是七年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演变，或是在裁军和其他领域内取得的进展，世界形势也会有很大的改观”。赫鲁晓夫于3月10日暴躁地答复说，这意味着“说得好听一点，经过了我们的代表如此频繁的会谈以及我们之间秘密通信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进展”。
[5]赫鲁晓夫如此直率地提醒他的同事们，这令人怀疑。几乎肯定他会采取的方式是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不具有与美国进行战争的风险。
[6]葛罗米柯回忆说，在此后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这位外交部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赫鲁晓夫“事先至少与我们国家的军事领导人达成了一致意见。马利诺夫斯基在会议上的表现给人的印象是他无条件地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
[7]只有在他们具体负责的政策方面，其他的主席团成员才在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在这些方面他们也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在每周的会议上，主席团需要就数十个，即使不是数百个问题做出决定，因此主席团能完成其议程的唯一办法就是象征性地对党和政府机构准备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布尔什维克历来就担心领导层内出现派别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十分不想在古巴问题的决定中出现激烈的反对意见。不过，赫鲁晓夫对个人批评的敏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8]据称赫鲁晓夫在7月7日对几位军事顾问说：“因此将这些力量秘密运到古巴是不可能的。”
[9]根据后来米高扬对卡斯特罗所说的情况，到9月中旬，莫斯科方面有充分的证据相信美国人已经知道了苏联导弹部署的情况。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赫鲁晓夫在与波尔沙科夫谈话时会显得如此的紧张。
[10]葛罗米柯从来没有将多布里宁的文件退还回来（根据通常的程序，本应如此）。多年后，多布里宁在档案里也没有发现这份文件。
[11]当然，苏联对美国提高戒备等级的主要反措施就是苏联自己也提高了战备等级，但是尽管苏联军队宣布处于全面战备状态，但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部署行动”。
[12]赫鲁晓夫这里显然指的是他已经故去的儿子，列昂尼德。
[13]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他父亲是在主席团成员们面前口授这封信的，但是其他人提供的消息无法证明10月26日当天召开过主席团正式会议。
[14]赫鲁晓夫对U-2飞机被击落的反应究竟如何是值得争论的话题。赫鲁晓夫在第二天给卡斯特罗的口信中说，“你们击落了”美国越界飞行的飞机。但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和格里比科夫将军都认为赫鲁晓夫知道事情的真相。
[15]卡斯特罗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相信苏联拥有针对美国的巨大的核优势。他甚至还设想苏联大规模的首次攻击可以使古巴免遭损失，因为届时美国人的反应将会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