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赫鲁晓夫的讲话撰稿人与顾问、《真理报》外交事务方面的主编尤里·朱可夫急急忙忙从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赶到了华盛顿，他来安多弗是参加福特基金会一个关于美苏关系的国际会议。他与汤普森、哈里曼、萨林格尔以及其他与美国总统关系密切的人进行了会谈。在与汤普森会谈时，他提议在一个月内举行首脑会晤，讨论裁军、禁止核试验以及北约-华约互不侵犯协议等问题，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与史蒂文森会谈时也重复了这一信息。当米高扬从古巴回国途中在华盛顿逗留时，他告诉肯尼迪说，他们“应该就所有重要的问题逐个进行谈判”，莫斯科正期待着“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在朱可夫看来，赫鲁晓夫需要向中国方面显示，他在古巴问题上所做的让步可以换来与华盛顿方面达成协议。12月，赫鲁晓夫本人在与《星期六评论》主编诺曼·库辛斯见面时也表达了这种思想。“中国人说我害怕了，”赫鲁晓夫承认：“我当然害怕了。不会害怕的人肯定是精神有毛病。”但是既然感到害怕“有助于消除核战争的疯狂行为”，那么这是“美国总统和我都应该马上做的事情”，即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努力阻止核扩散。
库辛斯在启程前往莫斯科前曾见过肯尼迪，他告诉赫鲁晓夫说，约翰·肯尼迪“真的想寻求达成结束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五天后对肯尼迪的承诺进行了考验，向他提出了双方进行现场检查的关键问题。在此之前，苏联都以有间谍嫌疑为由拒绝任何形式的检查，而美国人则坚持每年要进行数十次这样的检查，最少也要8-10次。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美国谈判代表阿瑟·迪安10月30日告诉库兹奈索夫说，华盛顿方面能接受的程度是每年3-4次。如果是这样，他准备接受2-3次的检查，这样双方可以在年底前签署一项协议。
此时是赫鲁晓夫对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关系的缓和寄予最多期望的时刻，但并非所有的时候都是如此，而且赫鲁晓夫的这种高期望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肯尼迪指示美国官员“只谈论古巴和撤除进攻性武器的事情”，“在古巴局势完全得以解决前”对苏联提出的更广泛的诉求“不作回应”。在11月3日和6日的信件中，肯尼迪总统几乎没有提及赫鲁晓夫更广泛的议事日程，在11月15日的信中则根本没有提到。肯尼迪只是在12月14日对此做出了回应，但也是敷衍了事，没有天真地询问“你们认为北京方面对禁止核试验问题会持什么立场”，也没有与赫鲁晓夫争论关于签署柏林问题的协议是否时机已经成熟。12月28日，美国总统击碎了赫鲁晓夫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希望，告知他说美国继续坚持要进行8-10次的现场检查，赫鲁晓夫根据迪安和库兹奈索夫的谈话得出的感觉肯定有所误解。
赫鲁晓夫被激怒了，他于2月份中断了禁止核试验谈判，3月底他仍余怒未消，多布里宁给罗伯特·肯尼迪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信：美国总统不是在讨论更为广泛的美苏关系问题，而是“在向我们施加压力”。肯尼迪不是勇敢地抵制华盛顿“好斗成性的政客”，而是要求苏联做出让步，“以取悦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坏脾气”。在他执政的头两年里，肯尼迪没有对重要的问题做出决断，只是在“摸索白宫权力的窍门”。现在“据我们所知，他现在不能做出决定，是因为他可能会在选举中落败”。罗伯特·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的口信带有侮辱性，他认为多布里宁传递这样的信息“显然感到很困窘”。
3月中旬，驻莫斯科外国使节对赫鲁晓夫在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纯属应付”的态度很是吃惊。在欢迎来访的芬兰总理的招待会上，他“没有表现出往常的那种活泼”，宣读发言稿时“声音单调，情绪低落”。在一次会议上，他显得“无精打采”，“显然是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
甚至在皮聪大也没有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当诺曼·库辛斯在4月份去那儿拜访他，为禁止核试验寻求解决办法时，他发现赫鲁晓夫“身体消瘦了一些，甚至性格也显得孤僻”。但不时还会表现出他往常的好客，戴着一项绿褐色的浅顶软呢帽，披着一件巨大的灰色披肩，带着他四处转悠，邀请他的客人参加羽毛球比赛，为库辛斯年轻的女儿表演他的“捉迷藏”技巧（用一件巨大的熊皮大衣将自己盖起来，然后突然大叫一声现出身来）。但是他后来回顾了由于美国人无视他做出的让步，他如何努力说服他的同事们同意接受三次禁止核试验检查。“又遭到了美国人的拒绝，”赫鲁晓夫说：“他们现在要求的既不是三次，甚至也不是六次检查，他们想进行八次检查。这样，我再次显得被美国人捉弄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事情以后不可能再发生了。”
当然，赫鲁晓夫的解释太简单了。甚至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失败而告终后，他都不需要对他的同事们做出过多的解释说服工作，他对美国的愤怒就是旨在让他们有负罪感。不过，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却是真实的。1月在东德发表讲话时，他承认“一些人也许会说我们好像浪费了时间，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从提出德国和平条约中获得任何好处”。更不用说“一些人声称古巴和苏联在加勒比冲突中遭受失败了”。与往常一样，赫鲁晓夫自有他自己的一套说辞，但是他不得不为此进行辩护，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后来在莫斯科向他的“选民们”发表讲话时，赫鲁晓夫感谢他们“聚集到这里，以鼓舞我的士气和斗志，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1963年3月，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郊外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让军工企业的高层人士熟悉两项洲际导弹计划，这将成为苏联遏制力量的基石。[8]当赫鲁晓夫在展览大厅来回参观，不时与军事指挥官和导弹设计师们进行交谈时，他似乎显得很是着迷，因为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的军事技术有了如此快速而重大的发展。“他似乎控制不住想讲话的欲望，”他儿子回忆说：“在场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尽管很多人此前已经多次听到他重复同样的话了。”
对于与会的将军与工程师们而言，这是一次劝说赫鲁晓夫的机会。格雷奇科元帅积极主张发展战术核武器（他抱怨说，美国人有大量的战术核武器，而苏联军队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武器），他走到赫鲁晓夫跟前陈述他的观点。“退后几步，好吗？”赫鲁晓夫喊道，他不喜欢说话时得仰视身材高大的格雷奇科，“不要想试图说服我，因为我没有钱。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因为什么地方都需要用钱。”马利诺夫斯基抱怨说，由于战争期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征兵延缓政策实行得过于仓促，武装部队将面临招收不到足够兵员的危险。格雷奇科敦促将陆军的强制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海军从三年延长到四年。
“谁为谁服务？”赫鲁晓夫盯着马利诺夫斯基和格雷奇科严厉地说，“是军队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军队服务？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年轻人的第三年不是在军队里度过，他们会创造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时期，士兵的服役期达到了25年。这就是格雷奇科元帅的理想吗？
格雷奇科努力想挤出笑容，马利诺夫斯基则神情沮丧地盯着地板。“你就是不明白，”赫鲁晓夫对格雷奇科咆哮道：“如果明白了，你就不会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想到这样的事情是不容易的：我们花费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培训所需的专家，而你想的就是将他们抓走，让他们去走正步。”
此时，汗已经从赫鲁晓夫的脸上流了下来。格雷奇科抱怨说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计划培训出的人员素质太差，建议将他们征召为士兵。赫鲁晓夫对此回击道，如果所有的人都被征召入伍，那就没有什么需要保卫的人了。将有可能成为重要经济建设专家的学生们征召入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是一种纯粹的浪费，这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一种——赫鲁晓夫用30年代斯大林主义者指控的话说——“破坏行为”。
对将军们进行了威胁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了让他们感到惊骇的想法。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苏联几乎不再需要庞大的军队了，只要有一些导弹、一小部分保护导弹的部队就可以了，此外就是民兵，民兵平时就居住在家里，不时接受训练，只有在战争时期才参军服役，而战争也是赫鲁晓夫所不希望发生的。这些想法并不新鲜，只是以前从来没有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并在苏联将军们面前公开出来，如果他的这种方案付诸实施，那损失最大的就是这些将军们。从长远来看，赫鲁晓夫也许是正确的。他预料到了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俄罗斯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削减。然而在1963年3月，冷战仍在继续。赫鲁晓夫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对这些重要的听众会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意识到了，他也不在乎。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将党组织一分为二的计划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沙皇”德米特里·波利卡尔波夫（Polikarpov）从全体会议上回来时神情沮丧，因为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并没有对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做出规定。“你知道，”一位同事痛苦地抱怨说：“如果这就是他的能力水平，那么你我管理经济也不会比尼基塔差到哪儿去。”在三天的全体会议期间，记者尼古拉·巴尔索科夫（Barsukov）在走廊里来回转悠，他“没有听到一句关于新的重组方案的好话，有的只是困惑与彻底的拒绝”。然而当投票开始时，还是“一致通过”，而且还伴着“雷鸣般的掌声”。
尽管大多数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将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里，然而白俄罗斯省委书记基里尔·马茹罗夫（Kirill Mazurov）在白夫日斯基森林疗养院还是向赫鲁晓夫发出了责难。就是在这座疗养院，1991年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达成了解散苏联的一致意见。当马茹罗夫提醒客人们说伟大的列宁导师本人坚持的就是党的团结时，赫鲁晓夫“发火了”。事实上，伟大的列宁导师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就在不久前，《真理报》披露了“新近发现的”一篇列宁的文章，文章认为应将经济管理置于比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由一位同事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争吵得很厉害，”马茹罗夫回忆说：“他叫来他的专车，钻了进去，离开了疗养院。第二天早上，科兹洛夫从莫斯科给我打来电话说：‘听着，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尼基塔刚刚打电话，叫我物色其他的人来顶替你的位置。’”[9]
马茹罗夫并没有受到赫鲁晓夫的惩罚，但是他再也无法得到赫鲁晓夫的重用了，支持赫鲁晓夫清算“反党集团”的那位省委书记也是如此。党组织的分离使他们无法再对他们相当于好几个国家面积的土地实行单一的控制了。在赫鲁晓夫的改革后，他们负责的只是农业或是工业，有可能还会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失去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席位。他们工作能力的检验标准将不再是政治能力与意识形态上的纯洁，他们在这方面是卓越的专家，而管理经济的能力，这恰恰是他们通常所缺乏的。赫鲁晓夫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出一种两党体制，但是对很多党务工作者而言，这似乎成为今后发展的方向。难怪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千方百计阻挠赫鲁晓夫计划的实施，其结果是在他下台前，足足有三分之一的省党委根本没有将这种改革措施付诸实施。[10]
赫鲁晓夫是否有意想破坏现有的党组织机构，以建立新的政治基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这么认为的，他在此领域也有过毁誉参半的实践。[11]但是，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肯定是想通过负责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的党的职能部门“职业化”来增强经济的活力。结果1962年的收成比1961年的要好，但是几个月后他又再次为自己辩护，对那些“猪耳朵和猪嘴不分的”所谓专家进行猛烈的抨击。分离党组织的唯一积极的效果就是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无条件地谴责党的干部，因为既然按照推断已经实现了“理想的”体制，那农业问题继续停滞不前肯定就是他们的过错。[12]
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焦虑不仅仅局限于农业问题。在赫鲁晓夫1963年4月对工业和建筑管理人员发表的言词激烈的讲话中，还有谁没有受到他的批评？国防工业负责人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Ustinov）受到了严厉斥责，赫鲁晓夫刚刚用一位更为年轻的干部取代了他，同时受到赫鲁晓夫抨击的还有“应该像臭虫一样被碾死的”公共秩序的违反者以及“骗子、小偷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渣滓”；“像苍蝇一样围着垃圾桶转来转去，翻出垃圾，吮吸污秽”的小说家与诗人；还有那些“跑到国外，为他们的妻子购买颜色是我们这儿没有的裤子的作家，他们会叹息着说：‘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美国，他们做的裤子要比我们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