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赫鲁晓夫以前的住处相比，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就显得简朴多了。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坐落在伊斯特拉河松树葱郁的岸边，只有一层，由原木建成，而不是石块，里面漆成深蓝色。伊斯特拉河在不远处汇入了莫斯科河。房子附近的松树很早就已经被砍掉，变成了一个苹果园，旁边栽种着鲜花，苹果树中间有小路。沿着房前陡峭的木质楼梯可以到达伊斯特拉河边的木质平台和凉棚。在房子周围高高的篱笆外有一片草地，草地中间空地上的长椅变成了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休憩场所，从这里，他可以看到河水，以及远处国营农场田地里的庄稼。
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记忆里，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的里面“显得宽大而舒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尼娜·彼得罗夫娜都有他们单独的卧室，一个房间供叶勒娜·赫鲁晓娃和她的丈夫维克多·叶夫雷诺夫（Yevreinov）——一位年轻的化学家——使用，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房间里有一张大桌子，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可以看到外面的果园、原来是作为台球室的房间，尼娜·彼得罗夫娜将这个房间改成了一个大的餐厅。此外，还有一个上面蒙有半透明黄色塑料的阳台，赫鲁晓夫喜欢坐在这里，一间单独的夏季厨房，以及大门口一间带有暖气的平房，那是赫鲁晓夫警卫人员的住处，也是安装窃听装置的地方。[2]
赫鲁晓夫自己的房间对着阳台和花园。除了一张床、几张小桌子以及他的个人物品（其中包括尼赫鲁送给他作为礼物镶嵌在乌木框里的女孩肖像、加纳的恩克鲁玛总统送给他的一个装在木盒里的英国产的留声机，以及一把芬兰吉科宁总统送的黄红色扶手椅）外，房间还有一个大的保险柜，里面装着赫鲁晓夫的保密文件——除此之外，他不再有其他保密的文件了，他甚至将珍爱的党证都放在他的桌子里，因为他没有力气打开这个巨大的黄褐色保险柜。
搬家是属于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事，她在赋闲在家的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次搬家。谢尔盖说，这些搬家大多“不是出于她的自愿。有时她痛苦地解嘲说她都可以成为专业的打包工人了”。这一次搬家更糟的是她丈夫病了，医生刚开始时担心他得的是胰腺癌。后来证明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次生病进一步延长了赫鲁晓夫从他下台及其所带来的沮丧中恢复过来的时间。
在此次搬家后，赫鲁晓夫的家人试图以新的嗜好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当生活在基辅别墅里的时候，赫鲁晓夫就不喜欢在第聂伯河里钓鱼，不过他这一次还是同意试试。在阅读了几本有关垂钓的书籍后，赫鲁晓夫来到了伊斯特拉河边，在他儿子提供的渔竿上装上了沃尔特·乌尔布里希曾经送给他的鱼饵，并抛出了渔线。但是他一开始什么也没有钓着，于是他就不想再等下去了。“坐在那里就感觉像个十足的傻瓜一样！”他后来抱怨说，“你甚至可以听见鱼在水下面嘲笑的声音。我干不了这个。”
赫鲁晓夫“过去发现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时常常说我们一点用也没有，”谢尔盖回忆说。现在他就依靠电视、广播和报纸来知道新闻。由于没有了机密报告与情况简报，他现在每天早上就在卧室窗前的软坐椅上阅读《真理报》，在散步时拿着一个小型的袖珍飞机，并拿出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斯顿50年代送给他的一个“顶峰”牌短波收音机。他听音乐，不过也听新闻，既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也听像“********”与BBC这样的西方电台。但是新闻里并没有什么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他的很多改革计划已经被扭转回去了。还有，在他看来，他过去曾投入巨大精力的党的宣传机构，现在显得十分拙劣而无能。“这简直就是垃圾！”他在说到《真理报》时斥责道：“他们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除了他家外，彼得罗夫-达尔尼耶村还有几家，它们相互之间被高高的绿色篱笆相隔开，不过共用一条柏油马路。其他居住在附近的要人包括两位副总理，米哈伊尔·莱斯契科（Lesechko）和伊格纳蒂·诺维科夫（Ignaty Novikov），以及前财政部长阿什尼·日维雷夫（Arseny Zverev）。不知道碰到赫鲁晓夫该说些什么，他们就告诉他一些官方的活动，好像赫鲁晓夫仍然是他们的领导人似的。在谢尔盖看来，“这些碰面让父亲感到很压抑，于是他努力避免再与以前的下属发生联系”。同时，他还尽量不去村里的俱乐部，那里每周两次放映新的影片。
他倒是常常走到附近农场的地里。看着工人们收获少得可怜的大麦与燕麦，他渴望指令他们种植一些在莫斯科市场上有利可图的蔬菜。起初他只是对家人唠叨，但是后来他开始用双筒望远镜监视地里干活的工人，当有负责人出现时，他就急忙赶过去提出他的建议。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他的建议当回事儿，他们说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这让赫鲁晓夫更加生气，但是“父亲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给他们提出过建议，尽管他对我们不停地抱怨这种乱糟糟的管理”。
打猎曾经是赫鲁晓夫在位时唯一的嗜好，除了1950-1953年期间，当时斯大林不鼓励打猎，他经常在基辅与莫斯科附近打猎。他还收集了大约二十多支步枪与半自动步枪，这些是他在战后从将军们那里或是从苏联和外国的客人们那里得到的礼物。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家卧室里的桃花心木板的衣柜上面有一只精致的木盒，里面装着一支“帕拉贝尔姆”（Parabellum）枪、一支“沃尔瑟”枪，另外还有一支异型手枪，那是他70岁生日时克格勃送的礼物。在下台前，他喜欢将这些枪支拿出来，擦拭一番，向客人们炫耀。此后他从来没有去打过猎，也很少去看他的收藏。1968年，他将大部分的枪支都送了人（他儿子、年长一些的孙子、他的医生，甚至还有帮助他处理日常杂事的警卫），他说：“还是把这些枪支送给一些好人吧，至少这样他们以后还会记起我。否则，在我死后，也会被偷走的。”
1965年春夏之间赫鲁晓夫恢复了平静，其他的一些活动开始慢慢地让他高兴起来。他的孙子们给他房子附近的高地起了个“蛇草山”的名字，因为初春季节，很多蛇会在这里晒太阳。赫鲁晓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邻居。住在附近旅馆里的度假者发现了他，他们处于苏联社会的底层，因此并不害怕接近赫鲁晓夫。刚开始，他们只是隔着篱笆相互打招呼，后来村里的官员同意在篱笆上开了一个小门，度假者就簇拥在他的周围，和他一起照相，听他讲他的经历。当时的苏联政界人士是禁止到这里来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访问赫鲁晓夫”成为这里旅馆“文化节目”中一个经常的组成部分。在谢尔盖1969年春天拍摄的家族录像中，赫鲁晓夫在这些时候又恢复了活力，像个老人那样地笑着，打手势比画着，但之后他会显得筋疲力尽，坐到他散步时随身携带的帆布椅子上。
来自苏联各地和国外的信件为赫鲁晓夫提供了又一个让他想起辉煌过去的机会，但由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仍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于是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从1970年底开始就截留了他大部分的信件。[3]不过，也许因为这些信件会让他想起他所失去的太多的东西，赫鲁晓夫对其也很少有兴趣。主要是尼娜·彼得罗夫娜阅读这些信件，并挑出一些读给她丈夫听，为其中一些打印回信（但她不会为那些她认为是索要签名的人写回信的），然后交给他签名。当终于开始读一些东西时，他拒绝看战争回忆录，他说那些将军们都夸大他们自己的英雄事迹，而忽视了他的贡献。他也不想看他儿子推荐的其他一些回忆录（例如，丘吉尔、戴高乐，甚至还有那些19世纪俄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翻过几页后，他就会将它们放在一边，嘴里嘀咕说：“我以后再看。”
赫鲁晓夫喜欢看小说——托尔斯泰、图格涅夫、莱斯科夫、库帕宁（Kuprin），还有萨尔蒂科夫写的小说——以及关于自然与技术的书籍。当谢尔盖带给他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这本小说已经翻得卷了边，是非法打印版，赫鲁晓夫看了很长时间，看过后，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这反映了他越来越对正统的意识形态有了看法。此次，他肯定对自己看懂了这位诗人含沙射影的小说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感到很满意。
受到父亲对《日瓦戈医生》反应的鼓舞，谢尔盖又给他带来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与《癌症病房》，以及乔治·奥维尔的《1984》。然而，赫鲁晓夫与这几部小说却划清了界限。“他不喜欢它们。”谢尔盖说。
当家人明显地看出赫鲁晓夫是在抵制别墅社区俱乐部时，谢尔盖设法弄到了一架南斯拉夫放映机与一块德国银幕，并将家里的一条走廊改装成了一个小型放映厅，开始在家里放映他租来的或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影片。赫鲁晓夫喜欢逃避现实的影片，包括一部关于鸟类的迪斯尼影片，以及历史体裁的影片，例如《7月6日》，这是一部根据1918年左右反斯大林主义剧作家米哈伊尔·萨特罗夫的戏剧改编而成的电影。
在看过萨特罗夫的影片后，赫鲁晓夫打破常规地去剧院看了萨特罗夫的另一部戏剧，《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很难听清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剧院里人们都盯着他看，这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像他是什么稀罕的展览品似的”。不过，他还是在演出间隙到后台去了，演出结束后，他与剧团演员们一起回顾了剧中所描述的历史人物。注意到萨特罗夫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没有将布哈林与加米涅夫包括在内，而他们两人肯定参加过此次会议，赫鲁晓夫说：“他们是好人。我们应该为他们平反昭雪。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时间。”
更多的客人开始拜访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其中一些是赫鲁晓夫家的老朋友，像维拉·高斯廷斯卡娅（Gostinskaya），她1928年就与赫鲁晓夫一家一起居住在奥尔金斯卡娅大街。斯蒂拉（Stella）和普奥特拉·雅基尔（Pyotr Yakir）是伊奥纳·雅基尔的孩子，雅基尔是位红军指挥官，在基辅时就是赫鲁晓夫的朋友，后来被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杀害了，后来在60年代，普奥特拉·雅基尔也被作为**********者而遭逮捕。谢尔盖·赫鲁晓夫还邀请了一些火箭工程师与武器设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尤莉娅·赫鲁晓娃（列昂尼德的女儿）带来了萨特罗夫和伯里斯·朱托夫斯基，这是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马奈日展览时谴责过的艺术家之一。苏联纪录片导演罗曼·加尔曼是与他的妻子马娅一道来的（马娅后来与瓦西里·阿克桑洛夫结了婚，赫鲁晓夫曾在1963年3月严厉斥责过阿克桑洛夫）。1970年，尤莉娅带来了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赫鲁晓夫1963年3月的又一个谴责对象，以及基督教新教徒吟游诗人弗拉基米尔·维索特斯基（Vysotsky）。赫鲁晓夫为他1962年和1963年对艺术家和作家们的严厉斥责表示了道歉，他承认说，他之所以大声叫嚷，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在谢尔盖拍摄的一次家族录像中，赫鲁晓夫和叶甫图申科坐在一条板凳上，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说着，拍着叶甫图申科的胳膊，脸上露出羞愧而圆滑的微笑，似乎要让人看出他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想显得志得意满。他的微笑与手势让人想起了30年代苏联的新闻纪录片。
大多数的客人都是在周末来访。其他的时间，赫鲁晓夫和他的妻子只是孤独地呆在家里。他有一架年轻时在顿巴斯买的相机，在战争前，他用的是一架“莱卡”，但1941年时留在了基辅。在得了一次脑炎病后，他于1947年再次拿起了相机，现在又重新恢复了这一爱好，他甚至在自己的卧室里冲洗照片，这在六七十年代的苏联业余摄影爱好者当中还没有听说过。不久，赫鲁晓夫的兴趣转到了幻灯片上，他很乐于向他的孩子、孙子以及客人展示他制作的幻灯片。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带着相机（还有袖珍收音机）去远足，拍摄了大量关于自然的照片。谢尔盖说：“父亲终究不是真的感兴趣。照相只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手段。几年后，他就变得完全厌烦了，于是相机被搁在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