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行为都令人发指，要想继续进行下去并非易事。赫鲁晓夫保护自己免遭其前任厄运的办法就是在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时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亚历山大·乌斯品斯基（Aleksandr Uspensky）宣称说：“只是在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来到乌克兰后，我们才开始紧锣密鼓地粉碎人民的敌人。”乌斯品斯基如此奉承赫鲁晓夫当然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但是赫鲁晓夫的辩护者说，在他执掌基辅大权后，恐怖气氛相反有所减缓。大清洗的具体步骤我们不得而知，但大的轮廓是很清楚的。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乌克兰的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了一遍，乌克兰所有12个省的党委书记和他们的副职以及红军所有的军师指挥官也是如此。在1938年6月选举的86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一年后只有三人还留在任上，而基辅半数的党员都遭到了告发，有一个地区甚至高达63%。1939年，报道的被捕人数“只有”1.2万人，而到1940年已经达到差不多4万人。[6]
赫鲁晓夫下令不要将他在乌克兰党员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收录进通常都要编撰的速记记录文件中，而是将他的讲话保存在党组织机关的特别保密档案中。在1949年12月回到莫斯科前，他指示将这些特别材料（光目录就长达52页）也同时转移到莫斯科去。如果这些文件的命运说明赫鲁晓夫有什么想隐瞒的东西，那么保存下来的这些讲话的节选也许可以说明其中的缘由。[7]
“我们必须坚决地与敌人、挑衅者以及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他在1938年6月第十四届乌克兰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还太软弱。……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倒间谍与叛国者。我们要打倒他们，将他们彻底消灭干净。”他第二年在莫斯科夸口说他在乌克兰第一年已经清除了那里的“害人虫”。[8]
赫鲁晓夫签署了大量的共产党与共青团官员的逮捕令。对此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他后来的乌克兰共青团书记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提供了间接的实证：“……甚至就连像我这样居于高位的领导人（当时我已经是政治局成员）也完全处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提交的文件的控制之下，他们可以决定这个或者那个党员或者非党员的命运。”“处于控制之下”几乎可以肯定地证实赫鲁晓夫当时是知晓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被捕人员名单的。
斯托潘·伊凡诺维奇·乌什科（Stepan Ivanovich Usenko）就是这种名单中的一个。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前一天下达的命令，乌什科在1938年11月14日被捕时还是位只有29岁的官员。他被指控“领导了一个反革命右翼——托洛茨基组织”，他起初否认任何指控，但是最终还是被强制认罪。尽管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件，承认自己有罪，念自己年轻，将悔过自新，恳求宽大处理，但乌什科还是于1939年3月7日被枪决。据称，赫鲁晓夫是乌什科主谋的一起暗杀阴谋的目标。赫鲁晓夫还在11月13日的一份总结有关乌什科的“证据”的长长信件上签上了他的斯大林式的签名：“将其逮捕！尼基塔·赫鲁晓夫，18/Ⅺ/38。”[9]
等到赫鲁晓夫已经掌控乌克兰的权力后，他对大清洗的疑惑已经发展成为愤怒。在他1938年4月第一次回到斯大林诺时，他拜访了科什科一家。他儿时的朋友伊尔亚·科什科（Ilya Kosenko）仍然生活在那里，但他选择了一条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赫鲁晓夫的父母过去曾在他面前称赞过在教堂唱诗班里唱歌的虔诚的伊尔亚，将伊尔亚作为赫鲁晓夫学习的榜样，他们对伊尔亚的姐姐柳莎（Liusha）也是大加赞扬。大革命后，赫鲁晓夫说服伊尔亚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是当共产党号召他参加“反富民化运动”时，他退党了。当他的女儿奥尔加后来问他是如何在夺去那么多布尔什维克的大恐怖中幸存下来时，科什科回答说：“因为我交出了我的党证，就是这样！”
1938年4月，当七辆黑色轿车轰鸣着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小队安全人员，在小屋门口排成两列时，伊尔亚·科什科正在房子后面侍弄他的小花园。赫鲁晓夫从一辆轿车上下来，看到了年轻的奥尔加：“你是科什科的女儿吗？去叫你的父亲。”
“父亲，你最好逃走，他们来抓你了。”奥尔加大声喊道。
奥尔加回忆说，伊尔亚·科什科双手直抖，半天才认出他的老朋友。赫鲁晓夫在几位助手与保镖的簇拥下走进小屋。
“好，跟我说说你过得怎么样。”赫鲁晓夫问道。
“说什么？”科什科回答道。
“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新变化？”
“没有什么新鲜的。”奥尔加记得他的父亲低声说：“如果你是一个人，我也许还可以多说点。要是（我什么都对你说了），你一上车走了，留下我会怎么样呢？你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现。”
两年后赫鲁晓夫又一次来到了科什科的家。这一次他把唯一的保镖留在门外。
“不要再犯傻了，”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对科什科说：“入党吧，我会把你和你的家人都带到基辅去。你的孩子也该接受一些真正的教育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人让你我接受教育，”科什科回答说：“我不会离开我的家的，我也不会加入现在这种样子的共产党。入党就是去做乌七八糟的事情。你们已经毁坏了真正的党，那个你原来加入的党，那个包括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与基洛夫的党。”
他们两个朋友之间虽然关系亲密，但科什科这么做是冒着可怕的风险的。但是赫鲁晓夫颇有同感地回答说：“不要将所有这些都归咎于我的头上。我并没有参与那些事情。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跟‘穆达什维利’（Mudakshvili）算总账。我不会原谅他犯下的罪行的——不管是对基洛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对普通的工人与农民。”
斯大林真正的格鲁吉亚名字是达日乌加什维利（Dzhugashvili），赫鲁晓夫将其稍加改变，加上了很多俄罗斯词汇中都包含的一个“音节”，穆达（Mudak）。奥尔加当时12岁，她后来问她的父亲他和客人都谈了些什么。
“这么说你都听见了？”他急切地追问道：“你要牢牢记住，如果你向任何人提到我们所谈的一个字，他们就会杀了他（赫鲁晓夫）和我。”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在一个老朋友面前坦露自己的心声。不过他找到科什科，跟他解释这些还是让人感到很吃惊。
皮奥特里·科瓦伦科（Pyotr Kovalenko）是赫鲁晓夫的另一位朋友，他们是在20世纪20年代相识的。他后来被捕入狱，不过后来又被释放了。1939年夏天，赫鲁晓夫在他基辅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科瓦伦科，询问了他囚禁期间的情况，并逼着他说出了在审讯期间忍受的毒打情况。当科瓦伦科说完后，赫鲁晓夫显得很震惊。
“皮奥特里！”他惊呼道：“你认为我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吗？你认为我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这间办公室里作为乌克兰的第一书记而不是鲁比安卡党小组的负责人吗？你认为我敢肯定他们明天不会将我从这里拖走，投入监狱吗？不过我们还是得工作，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运用我们一切可能的权力。”
赫鲁晓夫与科瓦伦科的谈话是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里进行的，那里肯定是隔墙有耳。他最后几句话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过即使是前面的话也不是听起来的那么大胆。因为到1939年时，甚至连斯大林都不得不承认无辜者也被逮捕了，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民的敌人”已经渗透到了秘密警察内部，正在运用他们的权力摧毁党的忠诚干部。[10]
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时常会对逮捕情况做出严肃的评估，有几次他在与我面对面交谈时甚至谴责过他们”。不过常常好像是一种狂热已经感染了所有人和所有的事，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说：“党组织已经被摧毁得不成样子了，领导人已经没有多少说话的份儿了。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任何人都别想被任命到高级领导职位上……不过有时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也不能保证你的前途。有时有人已经得到了批准，几天后他可能就会身陷囹圄。……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那个指控他的人本身也受到了指控。所有这些都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很多当政的领导者都将自己送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通过将大清洗过程变成一系列疯狂的行动，赫鲁晓夫使自己与清洗的距离拉大了。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他采取的行动是近乎疯狂的，那么就可以解释他们是何以将好人变坏的。当他们1929年第一次见面时，叶佐夫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纯朴的人，一个原来的彼得堡工人”，但是后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其他“本性不一定残酷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已经变成了“只受一种思想指导的机械装置：‘如果我不对别人做这个，那么别人就会对我做这个；最好还是我做，而不是让别人对我做’”。
赫鲁晓夫拒绝承认他遵循的是同一条道路。但是他讲述的有关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乌斯品斯基的事情反映了赫鲁晓夫参与清洗过程的深入程度。赫鲁晓夫来到基辅时，乌斯品斯基“正让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里充斥着关于人民敌人的备忘录”。然而有一天，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不容置疑的证据说明乌斯品斯基有罪”，并问：“你们能不能自行设法将他逮捕？”
“我们当然可以，如果这是您的指示。”
“那就将他逮捕。”
赫鲁晓夫好像听错了名字，认为斯大林所指的受害者是另外的人。但是即使抓错了人，赫鲁晓夫补充说，那也没有多大的错，因为“碰巧的是也有控告此人犯罪的证据”。最后赫鲁晓夫还是搞清楚了要逮捕的是谁，就在他准备下令逮捕乌斯品斯基时，突然斯大林又打来了电话，告诉他计划有变。不是在基辅逮捕乌斯品斯基，他们想将他召回莫斯科，然后在途中抓捕他。为什么斯大林会认为乌斯品斯基会耍已经用过多次的诡计现在还不得而知。乌斯品斯基留下了一张字条，说他去第聂伯河投河自尽，但是出动了所有警察打捞，只发现原来是一头淹死的猪。啊，可怜的乌斯品斯基，最后他还是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在潜逃五个月后，“他们在一个地方抓住了他，”赫鲁晓夫后来说：“将他枪决。”[11]
在赫鲁晓夫到达基辅后不久，他自己险些也被他们逮捕。他从莫斯科带到乌克兰担任贸易部长的卢卡绍夫（Lukashov）是他“很信任、很尊敬的”，此时卢卡绍夫被捕了。时间不长，他又被放了出来。卢卡绍夫回到乌克兰时已经疲惫不堪，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他遭到了“无情的毒打与折磨”，目的就是让他告发赫鲁晓夫。指控的罪名——赫鲁晓夫曾经派遣他到国外与反革命集团建立联系——是荒唐可笑的（他的实际使命，赫鲁晓夫说，是去购买洋葱种子和其他的蔬菜），有无数的被指控者就是这样招致飞来横祸的。赫鲁晓夫说，他的朋友“拒绝招认，结果却被释放了——这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同样难得的是，赫鲁晓夫决定将整件事情告诉斯大林。
“对，”斯大林回答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有这类倒行逆施的事情。他们也在收集反对我的证据。”
通过自己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证明他对斯大林没有任何的隐瞒，斯大林会把甚至是细微的紧张看成是有罪的表示。[12]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让赫鲁晓夫了解有无辜的人被捕的话，那么对他自己的指控肯定可以让他明白这一点。他采取的抵制方法就是冒险向斯大林陈述敌人正在利用毫无根据的逮捕企图颠覆斯大林集团。
赫鲁晓夫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就采取了这种策略，他在党代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赫鲁晓夫补充说，一个造谣中伤者曾经向乌克兰省党委抱怨说：“我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已经精疲力尽了，因此要求疗养生息（礼堂爆发出一阵大笑）。”在1940年的第十五届党代会上，赫鲁晓夫重复了他的警告：造谣中伤者仍在“阴暗的角落里蠢蠢欲动，想进行他们肮脏的勾当。他们这么做并不用费太多的脑筋。他们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名字，然后按字母排列搜寻目标。他们说，让我想想我下一个会搞掉谁？你们知道，他们名单中的人一个也没有从他们手上漏掉”。（礼堂内一阵大笑）
类似这样的话根本无法消弭赫鲁晓夫煽动起来的恐惧气氛。[13]但是他也列举了一些他努力放慢灾难爆发的事例，例如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证据大发雷霆，这些证据目的指向他在基辅党组织中的副手，他要求会见囚犯——但是事情的发展证明，这已经太迟了，因为那个人已经确认了他先前的供述，但却及时挽救了另一位因此事而被牵连的嫌疑犯：“我的良心一直折磨着我。我一直坚持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他肯定是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