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保护为多夫仁科赢得了一枚珍贵的列宁勋章。[19]无怪乎赫鲁晓夫看重他与多夫仁科的相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的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一部反映红军指挥官米高拉·邵尔斯（Mikola Shchors）的电影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部电影是多夫仁科1938年在什乔尔斯原来的副手伊凡·杜鲍沃伊（Ivan Dubovoi）的指导下在基辅开机拍摄的。多夫仁科和赫鲁晓夫听到杜鲍沃伊突然被捕与被枪决的消息时都感到很震惊，杜鲍沃伊已经“供认”曾经谋杀了他的指挥官。不过，赫鲁晓夫仍然与电影导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后来当多夫仁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解放》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部纪录片是为苏联占领西乌克兰地区歌功颂德的，而赫鲁晓夫在1939年时曾领导过该地区。
比起诗人与电影制片人，赫鲁晓夫在科学家与工程师中更具吸引力，特别是那些与艺术家和作家比较起来对他更少威胁但更可能为经济提供实际效益的知识分子。他和叶夫根尼·帕顿（Yevgeny Paton）院士的第一次见面充满了怀旧的色彩。
当他进来看我时，我发现他是一个身材结实、头发花白、上了一些年纪的人；他有一个狮子一般的面孔和一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他向我致意后，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金属，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请看这个，赫鲁晓夫同志，请看我们研究所做的东西！这是一块10毫米厚的铁条，看我们把它焊接得多好！”
我仔细地观察了接缝。我作为一名冶金工人，我曾经有许多机会检查焊接的接缝。这个接缝光滑得好像这个铁条是整块地铸出来的。
“这是一个熔解焊接的样品。”帕顿院士说。
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帕顿向他解释了怎样制造可以用于船舶和桥梁上操作的轻便熔解焊接机。“我完全被帕顿院士迷住了，”赫鲁晓夫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对金属感兴趣。……我感觉帕顿院士是那种合我心意的人。我当场决定尽我所能使他的发明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赫鲁晓夫的推荐下，熔解焊接应用于工业，后来又用于坦克制造中。帕顿对他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感到很满意，尽管他“接受的是老式的沙皇教育”，“对十月革命并不抱有同情心”。赫鲁晓夫回忆说他被帕顿院士“深深地感动了”，并向斯大林谈起过帕顿院士。斯大林“显然也十分感兴趣，虽然他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他只是简单地说：‘那么说帕顿已经决定了想加入党组织了。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这件事。’”
赫鲁晓夫是多么容易为能创造奇迹的神奇科学家所激动啊！在他的善意形象得到他人的肯定时，他是多么感动啊！在斯大林的身前与身后，赫鲁晓夫都有着令人吃惊的能力，能将共产党带来的恐怖与其本应该追求的伟大事业分离开。不管因为社会主义的名义怎么血流成河，当像帕顿这样的人宣布自己皈依共产主义时，赫鲁晓夫都能热泪盈眶。
特罗费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同样也赢得了赫鲁晓夫的赏识。出生于农民家庭，这位“光脚科学家”（这是1927年《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对他的称呼，这篇文章使他声名鹊起）致力于解决使苏联农业受害的问题：在不用化肥或矿物肥料的情况下如何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如何通过“春化处理”来保护小麦——例如，在播种之前对种子进行浸泡与冷却——以及让农民在田间用剪子和小钳子让自花授粉的麦穗进行风动异花授粉，从而让小麦进行杂交（而不是播种专家所推荐的纯种作物）。李森科还宣称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改变作物与动物的基本特征，并对遗传基因理论提出了质疑。
李森科是自我推销与告发科学家对手方面的能手。在1935年的一次集体农庄突击手大会上，他警告说：“阶级敌人什么时候都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否是科学家。”在其他几位政府官员的附和下，斯大林喊道：“好，李森科同志，说得好！”李森科的主要对手，著名的基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于1940年被捕，并被送到了集中营里，在那里他经受着疾病与营养不良的困扰。同样是在1940年，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最新提议给予了支持，李森科建议用鸡来消灭危害乌克兰甜菜的象鼻虫。李森科说他的计划曾经受到了其他专家的批评，但他补充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清晰而正确的干涉”使他相信他的批评者是错误的。
1939年赫鲁晓夫赞扬李森科是“能领导一流人才团体的一流人才”。李森科的伪科学很适合于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气质。认为没有什么社会经济甚或是物质上的限制因素可以制约他们的雄心壮志，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们对那些冒称是科学事实的古怪想法都大加称赞。甚至那些颇具盛名的苏联科学家，由于拼命想不致因“反对进步”而遭到迫害，在1939年都对李森科大加称颂。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支持并非是一时的兴之所至，他喜欢这位光脚科学家的一个原因是他可以在不用羡慕他的学识的情况下尊重李森科。[20]
在赫鲁晓夫来到基辅后不久，莫洛托夫就在莫斯科提议让他担任苏联政府的副总理。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邀请（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坚持，这种邀请就不能太当真），并列举了很多理由，说明自己需要继续留在乌克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基辅他可以拥有充分的决定权，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
一篇于他被任命为乌克兰党委书记时出版的简短传记是这样描述他的：他是一个“具有最高的纪律性、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无私奉献的人，一个知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都能坚持到底、完成任务的人，一个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直率、敏锐与特别谦虚谨慎的人——所有这些都是这位斯大林主义者的性格特征”。《乌克兰真理报》载文说，当赫鲁晓夫的选民们知道他决定在莫斯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们时都不禁表现出“无限的喜悦”。赫鲁晓夫的党委副书记德米安·科罗特钦科（Demian Korotchenko）说，在“我们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卓越的布尔什维克、来自顿巴斯的矿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我们最终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以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同伙。科罗特钦科是那种典型的老好人。他“在乌克兰政治局会议上总是一言不发”，瓦西里·科斯坦科回忆说：“沉默是他的王牌。他总是等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什么建议后才会说：‘是的，那当然，这肯定没错。’”[21]
赫鲁晓夫的面孔与身材（当时仍相对比较瘦）在乌克兰媒体上到处都是：在他视察体育运动的游行队伍时，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鸭舌帽随意地戴在头上。在一次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穿着带有饰边的乌克兰衬衫；在一张亲密的团体照中他与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挤在一起。有一张照片肯定是赫鲁晓夫特别满意的，就是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他被代表们包围着，就像他的斯大林诺代表团十年前簇拥着斯大林一样。
1939年12月23日的乌克兰报纸头版上是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上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交谈，斯大林在一旁亲切地看着他们俩。1940年5月12日，一幅近乎满版的照片反映了斯大林正在给赫鲁晓夫作指示的情景，赫鲁晓夫手拿笔记本和铅笔全神贯注地听着。三天后，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第十五届党代会上发言，他的形象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在《真理报》上这种规格只能是斯大林一人所享有，而在乌克兰的报纸上，赫鲁晓夫也享受着这一待遇。
虚情假意的阿谀奉承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苏联领导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他对此却特别钟情。有一个电影镜头拍摄的是他1939年在克里姆林宫接受红旗勋章时的情景。他走过红地毯，从加里宁手里接过勋章，与这位苏联政府首脑握手，然后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讲话。如果仔细地观看影片，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的眼睛就像饥饿的猫盯着盛宴一样，看着加里宁手里的勋章一动不动。当接过勋章时，两人激动地握手，赫鲁晓夫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一时间因为崇敬与兴奋，他合上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他健步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下巴因为激动而显得僵硬，右手在空中挥舞着。
还有一个镜头是在1939年3月第十八届党代会上，当时赫鲁晓夫全家都从基辅来到了莫斯科，在他们的莫斯科公寓里呆了几天，晚上全家去看电影。电影上是全体政治局成员进入一个会议厅时的情景，他们将在这里与普通代表们合影留念。当领导人鱼贯通过大门时，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中间还隔着几个人，但当他们在第一排就座时，赫鲁晓夫不知怎么已经到了斯大林旁边。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好像都没有在意，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将他们挤到了一边，而斯大林的脸上却阴沉了下来，好像若有所思。赫鲁晓夫开始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然后紧张地左右环顾，以确信没有冒犯到什么人。他用胳膊友好地捅了捅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环顾四周，享受着与斯大林亲密接触的时刻，然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1939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些赫鲁晓夫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行为：在希特勒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后，苏联占领了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如果仔细考察，赫鲁晓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他在大恐怖中还要恶毒，因为极力使自己相信占领西乌克兰是社会主义，也是他自己的胜利，而占领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捕和被流放。
希特勒对东欧和苏联过于明显的觊觎增加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的紧张。与很多共产主义者一样，赫鲁晓夫指望斯大林能抵制希特勒的险恶图谋。然而当1939年8月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著名的互不侵犯条约时，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欢迎。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希特勒急于想吃掉红军，而英国和法国“则乐于作壁上观，对让希特勒与我们大干一场的想法很是高兴”，而苏联则急切需要赢得时间和领土。不过除了其现实政治的好处外，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在赫鲁晓夫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斯大林的核心集团庆祝条约签订时，他本人就在场。[22]
赫鲁晓夫并没有参与外交事务，但是1939年8月的下半个月他碰巧在莫斯科，负责监督全联盟农业展览乌克兰馆的准备工作。他在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到来前的一天得知了此次突然访问的消息。斯大林喜欢向他信任的助手透露一些消息。他“笑着并密切注意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开始我哑口无言。我吃惊地凝视着他，我想他是在开玩笑。然后我说：‘为什么里宾特洛甫要来看我们？他叛变到我们这边来了吗？还是其他什么？’”
在提出这样愚笨的问题后，难怪斯大林没有要求赫鲁晓夫参加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的谈判。赫鲁晓夫想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去打猎。他在到莫斯科的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打猎了，然而这却是他第一次在扎维多瓦附近的莫斯科军分区靶场打猎。“去吧，”斯大林说：“明天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好做。”
赫鲁晓夫在30年后仍然对第二天打猎时所感受的同志间的情谊珍藏着回忆。和平的光芒将要照亮整个欧洲，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那一天的白天与夜晚都沐浴在温暖多情的情感里。“还有其他一些元帅们和将军们也在猎场，我们一道打猎。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天气温暖，打猎非常成功——对我来说尤其如此。请别误会，我并不是夸耀自己的打猎技巧，但那天我比伏罗希洛夫多打到了一只野鸭。我提到这点，只是因为新闻界已经开始把伏罗希洛夫树立为我们的首席射手。”
当他们打猎回来后，赫鲁晓夫得知斯大林将留他们共进晚餐，因为“我带着我的野鸭去与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分享。我告诉斯大林有关我们打猎的情况，并开玩笑地夸耀我们白天的成就。那天他的情绪很好，他也说了不少开玩笑的话”。[23]
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的条约中包含着致命的后果，其中包括一项秘密协议，使两位独裁者彼此瓜分波兰和其他东欧地区。当纳粹军队于9月1日进攻波兰时，他们迅速击毁了波兰薄弱的抵抗力量，数以千计的波兰军队和其他难民向东逃亡。当苏联军队于9月17日向西进入波兰境内时，赫鲁晓夫就陪伴在他的亲密朋友、基辅特别军分区司令谢米扬·铁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的身边。赫鲁晓夫的公开使命是保护西乌克兰地区的斯拉夫同胞，而他真实的任务是对西乌克兰加以统治并实行苏联化，没收他们的土地，实行集体化，组织新的政党与国家机构，并确保他们“自愿”选择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西乌克兰地区的人口中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是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在18世纪，波兰曾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分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重新赢得了独立，华沙从布尔什维克手里重新夺回了西乌克兰地区的控制权。当地的波兰政府对于非波兰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仅次于非乌克兰人，当然在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统治下，很多乌克兰人同样也没少吃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