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不仅以其理论主张，而且以其实际活动吸引了恩格斯的注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恩格斯参加欧文派的一些集会，为欧文派机关报《新道德世界》撰稿。他认为，欧文有着渊博的知识，为教育英国工人做了许多事情。但是欧文不加区别地把婚姻、宗教和财产作为人类社会一切祸害的唯一根源，则是不对的；欧文派的一些活动，也缺乏严肃的革命内容。
恩格斯不仅深入研究英、法等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论著，而且用英国工人阶级实践斗争的经验进行批判的审查。他发现，虽然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代表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对未来社会作了天才的描绘，但是都缺乏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经济关系进行透彻的研究，因而既不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更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恩格斯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深刻认识到，要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就必须深入研究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关系，研究构成阶级斗争基础的经济事实。当时，他已经“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引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31]。
为了了解经济事实，恩格斯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图亚特、詹姆斯·穆勒、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等人的著作，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阐述了许多重要的问题：
第一，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私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无论重商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存在。虽然它们冒充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但它们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本质上是“私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重商主义作为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最初以额角上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烙印的货币主义形态出现。他们是一些彼此对立的守财奴。
重商主义的真正原则是贸易差额论。同早期的货币主义比较起来，贸易差额论不再主张以粗俗幼稚的方式搜刮金钱，而主张通过贸易顺差的办法使国家增加现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积极鼓吹商品加炮舰政策，强迫别国缔结不平等的通商条约，不惜为此而使用武力，引起战争。由此可见，这种重商主义“实质上还是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这些战争也表明了：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拳头为后盾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是最有利可图，他们便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来把它们订成”[32]。
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也使政治经济学发生革命。自由主义经济学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学说代替了重商主义这个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自由贸易学说奠定了基础；大卫·李嘉图把它发展到“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都企图以隐蔽的、伪善的形式掩盖私有制的矛盾，根本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和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因此，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33]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进步。因为它探索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摧毁了重商主义体系，打破了重商主义对贸易往来的束缚，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其结果，必将使私有制瓦解。这是不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辩论只不过构成人类整个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是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开辟道路而已。”[34]这是他们凭借书本知识做梦也想不到的。
恩格斯指出：“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时代每前进一步，要把政治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也必须高一步。”[35]这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深刻揭露，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越来越明显。重商主义盛行的时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还存在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当时资产阶级还能够以反封建的斗争来缓和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当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它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因此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得不采取更加伪善、更加隐蔽的形式，例如宣扬劳资利益一致等等来欺骗工人。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日益庸俗化。萨伊、马尔萨斯等人的理论，已经毫无科学性，完全堕落为歪心恶意的资产阶级辩护士。恩格斯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反科学的性质。
第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革命。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尖锐的批判，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冲突和各种矛盾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
生产资料私有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已存在几百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私有制看做永恒的现象，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永恒的制度。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采取批判态度，谴责它所造成的灾难后果。但是，他们用来与私有制相对立的公平、正义、道德、人性等等，既不能阐明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也不能论证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和途径。恩格斯与他们根本不同，他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说教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出发，对私有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自由贸易、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工人阶级的贫困、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日益加剧。资本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如果离开了劳动，资本就什么也不是。但劳动的产物却被资本家占有，并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对立起来，遭受残酷剥削的工人阶级只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生活，“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所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来生活。因此，工人所得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所瓜分。”[36]
资本主义的地租、利润、工资等等范畴都打上了私有制的烙印。如果消灭私有制，地租就可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即与花费等量劳动在面积相同的土地上而获得不同收益的土地相关，利润也不再是资本家的剥削收入，而被用来作为衡量生产费用的砝码；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就会清楚地显示出来。在这里，恩格斯对地租、利润、工资等范畴的论述，虽然还未达到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但他把这些范畴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联系起来，进一步论述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
竞争是私有制的必然现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范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十分赞赏自由竞争制度，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供求规律自发地调节着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发生的事实，彻底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说，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平均每隔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37]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消灭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必然引起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这是不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于经济危机周期发生，危机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小生产者大量破产，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亟待就业的队伍日益扩大，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社会革命必然要到来。
第三，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卑鄙下流的学说。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了尖锐的驳斥。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麻痹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马尔萨斯胡说什么“人口生来就有一种超过它所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并且编造所谓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数量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谬论，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贫穷和灾难统统说成是由人口增殖所造成。很显然，这种谬论迎合了资产阶级和英国寡头政府的需要，得到他们的喝彩。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贫困、失业等等现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才会出现整个国家因财富过多、商品过剩而备尝痛苦。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马尔萨斯编造的人口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所谓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数量按几何级数增长，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完全忽视科学的发展。“但是科学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38]
被马尔萨斯的谬论激怒的恩格斯，十分愤慨地指出，这个所谓理论，完全是“卑鄙下流的学说”，是“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的诬蔑”。在马尔萨斯所鼓吹的解决人口过剩的主张中，“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39]
第四，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价值理论问题。
商品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李嘉图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曾围绕价值的本质进行了长期的争论。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萨伊则认为，价值是由物品的效用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争论双方都排除了竞争的作用，因而不可能说明价值的形成和本质。如果没有竞争，价值怎么能够由生产费用决定呢？一旦竞争被放在一边，也就没有任何保证使生产者恰恰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出卖商品。如果没有竞争，就谈不上物品效用的大小，因而无法以效用来确定价值。同时，争论双方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因而都有片面性。
恩格斯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40]他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41]在价值决定上，必须把竞争考虑进来。在竞争的情况下，无论效用或生产费用都已经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它带来的效用要取决于时机、时尚和庸人的癖好，它带来的生产费用则随着供和求的偶然的对比关系而上下波动。”[42]这时，恩格斯虽然已经看出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但还未能理解市场价格的上下波动正是价值借以实现的形成。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上述价值定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并不适用；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适用的。到那时，竞争已为竞赛所代替，生产费用和效用都不会因竞争而变形。后来，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性时再次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43]。
第五，共产主义社会具备了对劳动进行直接的、自觉的控制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