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二月革命不仅使天才的卡莱尔失去了天才，而且所有资产阶级“天才人物”也已陷于没落。从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1850年出版的《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就可以看出，“即使ancien、r’egime〔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变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9]
1848年革命前，基佐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在革命后，他却认为阶级斗争是当前时代所不能忍受的灾祸和耻辱，革命是长期的癫狂和莫大的不幸，必须用国内各个阶级的和平代替阶级斗争。他用这种观点，来否认法国二月革命的必要性，反对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秩序，使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永世长存。从基佐的小册子里，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天才人物的没落。
基佐对英国历史的解释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顺利，是因为：第一，浸透着宗教性质，没有抛弃过去的传统；第二，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批驳了这个观点，指出基佐根本不了解英国与法国革命时期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国革命之所以比较顺利，是因为“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10]。
基佐企图以美化英国君主立宪制来为二月革命前的法国政策辩护，认为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社会的阶级对立也就终止了。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凡是基佐认为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变革。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达到了任何国家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在这里，拥有无比财富和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正遭到其力量和集中程度同样是无比的无产阶级的反对。
当基佐无法用政治上的空谈来解释历史现象时，便乞灵于宗教的空谈和上帝的武装干涉。这又再次证明了，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国王要滚蛋，资产阶级天才人物也要滚蛋！
在《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深刻的批判。同其他资产阶级理论家一样，日拉丹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日益尖锐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鼓吹用改革税收制度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建立“酷似人们所想象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捐税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最主要的方面，捐税改革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但丝毫不能动摇这些关系的基础。一切有关捐税改革的讨论，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关系万古长存，使工人阶级永远处于奴隶地位。所谓捐税改革，并不是包医百病的万应药方，而是大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手段。不管是开征新税还是取消旧税，都不会增加工人工资，而只会增加资本的利润；都不会减轻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负担，而只会使大资产者在竞争中处于更有利地位。
日拉丹主张通过捐税改革，把国家变为保险公司，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阴暗面，从而废除国家。这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捐税改革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更不会废除国家。资产阶级所谓废除国家，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就是要把国家权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封建国家里，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般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资产阶级自由，再不然就是隐藏着一些资产者对一切国家形式表示冷淡的态度。但是，“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11]因此。当资本主义关系仍然存在，社会仍然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时候。企图以废除捐税去废除国家，这是十足的谬论。
总之，日拉丹的全部主张，都是为了预防“发生革命”。从这里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反动性。
在另一篇《书评》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欧洲大陆流行的密谋组织和密谋活动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那些自封为革命家的密谋分子对革命理论一窍不通，既不了解革命的条件，又不愿从事具体的革命工作，而是把革命当做儿戏。这些密谋分子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12]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密谋分子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些人生活动荡不定，经常混迹于各种可疑的人物之中，往往成为反动警察收买利用的对象，对革命起着十分有害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密谋活动，而且在实际斗争中坚决与密谋分子划清界限，在组织上与密谋分子割断联系。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刊时间很短，但却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民主派人士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850年5月2日，维尔特写信对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我已收到三期《评论》，我对这三期杂志非常满意。真的，我向你们表示祝贺。”过了几天，弗莱里格拉特在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据我所知，《评论》的前三期深受欢迎，其中有些文章非常精彩。”威廉·沃尔夫从瑞士传来了对杂志的高度评价。他写信告诉恩格斯：“我直接或间接地听到了对《新莱茵报·评论》的评价，感到十分痛快。尽管柏林的刀笔吏施泰因、布拉斯之流对马克思的文章百般挑剔，这些文章仍然被公认为杰出的作品，有的人是由衷地赞许，有的人是不得不承认。”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刊半年以后，由于资金困难，书商被德国政府所收买，把业务方面的事情搞得十分糟糕等原因，无法继续存在下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争取把《评论》改为季刊，也未能实现。《评论》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正如马克思夫人燕妮所说，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评论》首次发表的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等闻名于世的杰出著作，使这份刊物具有不朽的价值。
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回顾和总结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发表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这部根据耳闻目睹的东西写成的著作中，他详尽地分析了德国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的作用，阐述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起义的过程，总结了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是一部意义重大的、辉煌的历史杰作。
当恩格斯刚刚离开枪林弹雨的战场，一幕幕战斗的场面历历在目，对参加运动的人物记忆犹新，由剧烈的搏斗引起的内心激动还未平静下来的时候，马克思就向他提出一个要求：“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篇抨击性文章。如果没有你参加这次战争，我们是不能就这种滑稽戏提出我们的看法的。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我确信这种著作会有价值。”[13]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瑞士期间开始为《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收集材料。
诚如恩格斯所说，由于所有材料既不完备又非常混乱，由于参加者的口述材料几乎都不可靠，由于已经出版的有关这次斗争的著作的作者都怀有纯粹的个人目的；而且，由于许多运动的参加者身处反动派的统治下，为了他们的安全，在叙述有关斗争时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些都给写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作为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经常与最高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恩格斯有机会看到许多事情，懂得许多事情，掌握大量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某些肮脏勾当的新材料；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足够的批判能力，不会赞成平庸的极端共和主义者的幻想，能够看透民主派首领们用大话掩盖起来的怯懦。所有这些，使他能够在1850年初写出一部说明整个运动性质的著作。
恩格斯指出，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表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暴君的极度憎恨，积极参加运动。但是小资产阶级却十分软弱和动摇。它是被迫走上起义道路的。如果事情完全是它决定的话，它未必敢于进行非法的武装斗争，未必会借助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这不仅是德国的，而且也是英、法等国小资产阶级的通病。1830年以来的历史表明，“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14]
在德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莱茵省，大资产阶级在开始时曾企图领导运动。但德国资产阶级比英法资产阶级怯懦得多。即使在莱茵省这个大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经济力量的地方，当武装起义发生时，大资产阶级也像遭到五雷轰顶似的吓破了胆，很快就投向封建反动派。大资产阶级中的进步派别，运动初期曾依附小资产阶级；但只要有真正决战的可能，它便会张皇失措地退出斗争的舞台。
无产阶级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中坚力量。它促使这个运动目标更明确、行动更有力，而且尽一切可能去掌握运动；它目光远大，决不肯被“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它在运动的紧要关头勇敢地拿起武器，承担了全部的战争重担。所有这些优秀品质，集中地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成员身上。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部队里，无产阶级党的力量相当强大，“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15]
恩格斯严厉谴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布伦坦诺等人的背叛行为。在巴登起义时，布伦坦诺一开始就想法子拖住运动，出卖起义。他们不是大胆地组织人民群众，把起义的力量集中起来，通过废除封建义务来发动农民参加运动，而是尽力限制运动，尽可能使一切都转回到旧轨道上来，尽快使国家失去革命的面貌。为了达到这个反动目的，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背叛革命的措施。当然，这不能用个人的品质来说明。布伦坦诺及其同伙是巴登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着巴登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这个阶级决没有彻底革命的勇气。它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瑞士联邦共和国式的世外桃源：“渺小的，清心寡欲的人们有其小小的活动场所；以范围略加扩大了的市镇，即‘州’组成一个国家；工业规模小，停滞不动，其基础是手工劳动，因而使社会状况也就同样停滞不动和萎靡不振；贫富悬殊不大，到处全是小康和中等状况；没有君主，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多少赋税，没有积极干预历史的活动，没有外交——只有地方上琐碎的街谈巷议和enfami、lie〔家庭的〕小小纠纷等这类的内政；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世界贸易，没有百万富翁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冲突，但是却有着一种充满虔诚笃信和君子之风的幽静而舒适的生活，适应于知足常乐的人们的要求不高的生活，在历史上无声无息的生活……”[16]当发生真正的阶级斗争时，市伦坦诺之流便胆战心惊。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参加了运动，政权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手里，私有财产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更是惊慌失措。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以及被他们视为美妙的一切东西，他们必然要背叛和出卖革命。
亲身参加爱北斐特和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恩格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因而有可能具体而生动地叙述武装起义的过程和历次战斗的场面，深刻地总结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探索革命战争的规律。恩格斯反复强调下列几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