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特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担任《新莱茵报》编辑，这是他一生最光辉的时期。他负责小品文栏，经常以诗歌、散文、随笔、讽刺小品等文学形式，为报纸增添光彩。他的散文尖锐而有力，政论深刻而生动，讽刺小品有趣而锋利。他用出色的笔调，刻画了柏林国民议会里那些“不被承认的天才”和德国小市民“怨天尤人”、“无病呻吟”的丑态；嘲笑那个“没有牙齿、没有头发、没有肉、没有血、没有声音、没有头脑、无所事事、没有意志、没有热情”的废物——德国资产阶级；热情讴歌为革命而英勇战斗的劳动人民。他在这期间发表的主要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尖锐地讽刺了反动政客、容克地主的代表李希诺夫斯基公爵，使这个骗子、懦夫、保皇党人声名狼藉。恩格斯对维尔特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33]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幽默感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大大超过著名民主派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在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岁月里，维尔特不得不为谋生的需要远涉重洋，东奔西走。他走遍了南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方，骑马越过帕姆斯草原，登上秦布拉索峰，在加利福尼亚度过不少时光。每次从海外归来，他都要拜访恩格斯，在一起天南海北地畅谈一番。恩格斯说：“听他谈话很有趣。他见得多，经历多，观察也多；他现在虽然没有写小品文，但却在口述它们；这样，听的人还得到一个好处，可以看见他生动的模仿和面部表情，听到充满热情的笑声。”[34]
1856年7月，维尔特不幸在海地逝世。马克思得到他的死讯后十分悲痛，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35]二十七年后，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格奥尔格·维尔特》一文，介绍了维尔特的生平，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悼念。
从60年代初开始，恩格斯结识了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著名化学家卡尔·肖莱马，很快就与这位共产主义科学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肖莱马生于1834年，比恩格斯小十四岁。这位著名的欧门斯学院教授在有机化学领域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在理论化学方面也有深刻的研究。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热爱科学，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关心各国工人运动。他是国际工人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忠诚的党员。尽管他在学术界声望很高，但始终保持谦虚的美德。恩格斯赞叹道：“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36]
在曼彻斯特时，肖莱马经常拜访恩格斯。那时恩格斯对包括化学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很感兴趣。同肖莱马的友谊，无疑有助于他掌握化学领域的专门知识，了解化学的最新发展情况。肖莱马虽然已经是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但他十分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方面接受共产主义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
恩格斯迁居伦敦后，继续与肖莱马就自然科学问题和党的事务进行频繁的通信。每逢假期，肖莱马除了有时回德国外，总是到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家里做客。1888年，肖莱马与恩格斯一起畅游北美；1890年一起到挪威旅行；1891年夏天又一起到威特岛避暑。他们的友谊终生不渝。1892年6月27日，肖莱马在曼彻斯特逝世。恩格斯代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在这位忠实的朋友和党的同志的坟前献了花圈。7月3日，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发表悼文，对自己战友的学术贡献和政治品质作了高度评价。
赛姆·穆尔也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于1863年在曼彻斯特认识恩格斯时，还是一个刚从剑桥三一学院毕业的二十五岁的青年人。他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许多年后，穆尔在回忆与恩格斯的交往时写道：“每一次和他谈话都能使我学到许多东西。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对人十分亲切真诚。”[37]
恩格斯对穆尔的聪明才智十分赏识。60年代中期，马克思正在紧张地从事《资本论》创作，打算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出书时，着手把这部巨著译成英文。恩格斯向马克思推荐穆尔担任翻译工作。穆尔也十分乐意从事这项任务。为此，他除了努力掌握德语外，还精心钻研《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1868年初，恩格斯以十分满意的心情写信对马克思说：“赛姆·穆尔是你的书的最热心的读者，他确实已经认认真真地读完六百多页，并且还在孜孜不倦地往下攻读哩。”[38]过了些日子，恩格斯又写信告诉马克思：穆尔正在热心研究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对一切理解得很好。他完全领会了货币理论等等当中的辩证的东西。”[39]马克思去世后，穆尔在恩格斯帮助下，承担了《资本论》第1卷大部分的翻译任务。他工作严谨，翻译准确，得到恩格斯的好评。
把恩格斯与穆尔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他们共同的政治信仰外，还有许多共同的研究领域。穆尔是有才干的数学家、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对英国政治经济情况十分熟悉，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恩格斯对他十分信赖，委托他作为自己遗嘱执行人之一。
除了以上几位以外，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同志和朋友中，还有英国宪章运动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德国医生爱德华·龚佩尔特等人。他们都与恩格斯有着深厚的友谊。恩格斯热情坦率、诚恳待人的高尚品格和渊博的知识、幽默乐观的性格，获得了所有认识他的朋友们的尊敬。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还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他的妻子玛丽·白恩士是一个热情淳朴的爱尔兰女工，对爱尔兰民族的不幸遭遇有着亲身的体会。由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深厚的感情，家庭生活十分幸福。作为亲密战友和生活伴侣，玛丽在恩格斯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1863年1月玛丽不幸突然逝世，悲恸万分的恩格斯写信对老朋友马克思说：“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40]
玛丽去世后，她的妹妹莉希与恩格斯日益接近，由于互相倾慕而产生了永恒的爱情。不久，莉希成了恩格斯的第二位夫人。她比恩格斯小七岁。同自己的姐姐一样，她不仅热情聪慧，而且具有坚定的阶级本能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意识。恩格斯对这位地地道道爱尔兰血统的无产者十分敬重。他说，莉希“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41]。无论在曼彻斯特或伦敦，莉希夫人总是给予朋友们亲切的接待和热情周到的照料，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扬。正是这个互相体贴的美满家庭，使恩格斯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吸取了坚持斗争的力量。
六、关注欧美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恩格斯虽然身在商行，但他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法国路易·波拿巴王朝的反动统治、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美国的南北战争等等，都是他经常关心的重大问题。
1859年4月，法皇路易·波拿巴伪装同情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联合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发动对奥战争。战争开始前，恩格斯就打算写一部著作，马克思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应当立即动手，因为在这里时间就是一切”。[42]3月初，恩格斯写完《波河与莱茵河》，全面分析了战争双方的政治军事状况，进行战争的目的和无产阶级的态度。
恩格斯指出，路易·波拿巴所谓解放意大利，完全是骗人的。法国决不会容许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存在。波拿巴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侵占意大利领土，“以法国霸权代替奥地利霸权”。[43]同时，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反动统治。如果不是看到自己军队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法国人民带有威胁性的态度，它是不会进行战争的。
无产阶级必须反对波拿巴法国的霸权野心，但这决不是为了维护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坚决反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和暴行，坚决反对“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当做自己力量的源泉”[44]。恩格斯令人信服地说明，我们主张反对波拿巴法国，是因为当时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是欧洲民主派的主要敌人和德国统一的主要国际障碍。挫败波拿巴法国，就有可能引起法国革命，打击与法国勾结的沙皇俄国，促进德国革命力量的发展。
当意大利战争爆发时，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希望，战争将彻底清除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政府和一切反动势力，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和影响，使德国在革命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他说：在由战争造成的“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覆灭……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必然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45]
意大利战争与德国统一有着密切关系。恩格斯说，德国人民必须支持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只有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意大利，才符合德国的利益。同时，德国人民必须“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46]当时奥地利与普鲁士正在激烈争夺德意志领导权。奥地利幻想着在它的统治下形成一个联邦制的“中欧大国”，在短期内争得陆上和海上的世界霸权，开辟历史的******。恩格斯引用海涅的诗句，对这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梦想作了辛辣的讽刺：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德国人的威力是无可争辩的。[47]
同奥地利反动派一样，普鲁士反动派也企图在自己统治下实现德国统一。因而它在战争中伪装中立，以调停大国的面目出现，暗中支持波拿巴法国。马克思、恩格斯严厉谴责普鲁士的态度，指出它避免参加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想“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48]
恩格斯不仅分析了意大利战争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前途，而且详尽地剖析了战争的军事方面，批判了“中欧大国”鼓吹者所宣扬的“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一“自然疆界论”。恩格斯认为，如果以本国防卫的需要为理由要求占领别国领土，这就会使国际关系陷于混乱，为侵略和战争制造借口。他说，在战争前夜和战争中，双方通常都力图占领每一个可以威胁敌人和挫伤敌人的有利阵地，而不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样做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各方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但是，如果把“自然疆界”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那就是错误的。
马克思高度评价《波河与莱茵河》一书，认为本书无论对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的阐述都非常出色。果然，本书出版后在德国引起了轰动，许多报刊纷纷给予好评。
1860年初，恩格斯出版了另一本小册子《萨瓦·尼斯和莱茵》，继续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阐述民族斗争的任务，指出为了实现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就必须反对波拿巴法国、沙皇俄国和欧洲其他反动王朝。德国人民不仅要用策略，而且要用刀剑来粉碎沙皇俄国的侮辱和威胁。恩格斯寄希望于俄国革命，认为正在进行的被奴役的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如火如荼的斗争，动摇着俄国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由政府与贵族共同大力促成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使现存的社会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的程度；随着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垮台，它的对外政策也将遭到毁灭。奋起反对沙皇制度的俄国农奴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同盟者。[49]
恩格斯也密切关注和全力支持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压迫的起义。他认为，重建一个自由独立的波兰，对于削弱俄国沙皇制度，推动欧洲各国民主运动的发展，通过民主方法实现德国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是波兰的事情结局不好，那在我们面前显然就会出现数年残酷的反动时期，因为那时信奉正教的沙皇又将成为神圣同盟的首脑。”[50]在恩格斯的积极参与下，马克思写了《支援波兰的呼吁书》。他们还计划写一部题为《德国与波兰。因1863年波兰起义所作的军事政治考察》的专著，阐述在三次瓜分波兰以前、瓜分波兰以后和1841年以后俄国对西方和南方的军事地位，恢复波兰后俄国和德国的地位等问题。为此收集了大量材料。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