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马克思又把自己研究货币流通理论的成果告诉恩格斯。他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国内商业的扩大决定的。只有在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因此，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恩格斯反复思考和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复杂的流通理论变为简单明了的基本原理大有帮助”。[19]他还对马克思的意见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他认为经济萧条初期，没有发生银行降低汇兑率的情况，因为银行完全用不着这样做；当萧条正在发展的时期，银行一定要根据萧条增长的程度提高金条对存款的比例，以免陷入困难的境地；通货数量的减少虽然是在严重萧条的情况下才显著地表现出来，但是整个来说，这个过程从萧条一开始就发生了。恩格斯强调，这些意见只涉及说明的方式，问题本身则是完全正确的。
恩格斯生活在英国第二大工业城市，从事实际经济工作。同马克思比较，他有更多机会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具体过程。他对许多问题的亲身感受和深入了解，为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5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变动非常关注。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的原因，经济繁荣则为反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20]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正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21]1851年7月30日，恩格斯以欣喜的心情写信告诉马克思，今年世界棉花大丰收，但却出现棉织品营业萎缩的征兆，市场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市场的崩溃和这样大的丰收碰到一起，那就热闹了。”[22]同年10月15日，他再次告诉马克思：目前存在着种种征兆，这是再也无可怀疑的了，已经可以预见到甚至有把握地说，大陆上明年春季的动荡将和非常严重的危机同时到来。[23]他说，如果市场的萎缩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几周以内就可看到末日的开始。遗憾的是，事情没有按照预料那样发展。到1851年初，恩格斯已经看出经济萎缩是短暂的，世界市场正在扩大，危机已经推迟。他向马克思通报了有关情况。马克思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接到恩格斯的信不久，他写信告诉魏德迈：英国以至大陆的巨大的商业和工业的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
尽管危机没有在1853年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繁荣一直继续到1857年夏天；但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迟早总是要发生的。1856年4月，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深入研究，根据已经暴露出来的种种迹象，敏锐地看出一次大规模的危机即将来临。4月14日，他写信告诉马克思：“当我们听到其支线通往北京等地的伊尔库茨克大铁路的消息时，我们就该收拾行李了。这一次的崩溃是前所未闻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激烈紧张，广泛普遍，一切有产的和统治的社会阶层都牵涉进去。”[24]果然，1857年秋天，盼望已久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发生。
为危机的到来而精神振奋的马克思写信要求恩格斯，尽量多寄些报刊和有关材料。恩格斯满足了这个要求。1857年11月15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论述危机发展的新特点，介绍一些国家市场和交易所的新情况，附上棉花价格变动的图表，认为正在出现的慢性危机，可以唤醒处于昏睡状态的群众，“这样，无产阶级在进行打击时就能做得更好，更加熟练，更加协调”；[25]同马克思一样，危机使他心情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26]恩格斯提供的有关危机的资料以及他对危机的分析，在马克思这个时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和《1857-1858年手稿》中都得到了反映。
在研究经济学问题时，马克思经常需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活动的详情细节，获得一些能够准确解释理论问题的实际材料，这在当时公开出版的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因此他经常写信向“实践家”恩格斯请教。恩格斯每次都给以满意的答复，有时还附上详细的计算。例如，1851年3月31日，他写信问恩格斯：商人、工厂主等等怎样计算他们自己消耗的那一部分利润？这些钱是否也是从银行家那里取，还是怎样取？恩格斯告诉他：“商人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利润获得者，和同一个商人作为消费者——这在商业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互相敌对的人。商人作为公司，可以叫做资本账目或相应地叫做盈亏账目。商人作为吃、喝、住和生产子女的人，可以叫做家庭费用账目。资本账目把从商业领域转移到私人腰包的每一分钱记入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因为家庭费用账目只有‘借方’，没有‘贷方’，从而是公司的最坏的负债者，所以到年终时，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总额就将构成纯亏损，并从利润中扣除。”[27]1858年1月，马克思又写信问恩格斯：资本周转在不同企业里有何差别，对利润和价格有何影响？机器设备更新一次需要多少时间？拜比吉认为大多数机器设备平均五年更新一次的说法对不对？恩格斯就这些问题作了详尽的答复，指出拜比吉的断言是荒谬的，在英国没有一个企业每隔五年更新一次机器设备。他认为，一般说来，设备更新的时间大体上是十三年。如果机器的主要原理没有被新的发明所排挤，那么只要更换磨损部分就行了，而不必更新整个设备。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实际上已经简要地论述了物质磨损和精神磨损，以及资本主义采用新机器的界限等问题。[28]马克思十分感谢恩格斯的说明，接着又提出一些新问题。例如，在一般工厂的营业中，流动资本在原料和工资上是如何分配的？平均有多少流动资本存进银行？又有一次，他要求恩格斯提供工厂里各个工种工人数量比例的资料；过了不久又希望了解关于意大利簿记的细节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恩格斯十分内行的回答。马克思高度评价恩格斯对经济问题的深刻见解，充分利用了恩格斯提供的实际材料。
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十分频繁。依靠通信讨论问题，不仅使我们能够具体而生动地了解他们经济观点的形成过程，而且保留了珍贵的资料。当然，对于研究经济学这样内容复杂的科学，却有很大的局限。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当面讨论，才能彻底解决。因此，有时马克思就亲自到曼彻斯特拜访恩格斯，有时则邀请恩格斯在百忙中到伦敦来。1862年8月，马克思在地租理论、利润理论等问题上有很大突破，解决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问题，极想听取恩格斯的意见。8月20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邀请他来伦敦。但恩格斯由于“工作极多”未能赴伦敦。12月5日至13日，马克思专程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家做客。毫无疑问，研究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新发现，是他们讨论的主要内容。
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恩格斯不仅从经济上支援马克思完成《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的写作；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参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创建。《资本论》中许多理论观点的形成，浸透着恩格斯的智慧，倾注了恩格斯的心血。
三、向无产阶级推荐一部出类拔萃的科学著作
1859年6月，马克思的重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德国出版。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沉默的阴谋，恩格斯于同年8月发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这部科学著作的内容和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序言》和《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是马克思预定完成的六个分册中第一分册《资本一般》的一部分。《序言》极其深刻和精练地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和阶级社会里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只要进一步发挥这个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斗争中，“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29]《商品》和《货币》两章，第一次对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为剩余价值理论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虽然从策略考虑，这一分册没有接触资本这个核心问题，但马克思完全有根据地把它题为《资本一般》，表明它是即将到来的真正战斗的直接序幕。这部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精神而出类拔萃的著作，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给予战斗的无产阶级以反对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为党取得了科学上的胜利。
《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后，受到先进工人的热烈欢迎。但资产阶级却用“沉默的阴谋”加以抵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不是人人都认识它的伟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老朋友李卜克内西就对别人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使他这样失望过。马克思在德国的许多朋友，虽然表示拥护他的学说，赞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就，但却“不愿意稍微费点力气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或者哪怕是内容简介。”[30]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亲自动笔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书评，于1859年8月6日和20日发表在伦敦德文《******》上。它在向工人阶级推荐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同时，十分深刻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史的许多重要问题。
恩格斯指出，德国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民族；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它大大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因为德国缺乏发展这门科学的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当“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31]1848年以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从经济条件来说，它已具备产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前提。但是，这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不容许在资产阶级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经济学研究。适应德国资产阶级需要而产生的庸俗经济学，“为了眼前的声誉，拿自己的科学作****的勾当，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高谈协调，而纠缠在最平庸的矛盾中。”[32]这就是它们的特点。无论保护关税派还是自由贸易派，主张虽有不同，但它们的理论都来源于外国；前者抄袭了大陆体系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后者则怀着幼稚而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论据。
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虽然排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取得任何独创成就的可能性，但是却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急剧暴露出来；封建残余的大量存在，使无产阶级身受双重压迫和剥削；大工业的劳动锻炼，交通的发达，工作环境的经常变换，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847年，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出现了。与此同时，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诞生了。德国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如果说在资产阶级著名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那么，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是由德国人马克思创建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多年研究的初步成果。马克思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并运用它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单独制定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剩余价值理论，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了经济学的科学变革。
《政治经济学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33]。这一段话，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阐明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致性，阐明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完成的伟大变革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