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和黑格尔是青年时代的好友，杜宾根神学院的同窗。后来两人分道扬镳。现在，黑格尔已在十年前去世，谢林却以曾经是黑格尔的知音和密友的身份，对黑格尔大加攻击，对黑格尔体系作出死刑判决。谢林说：黑格尔根本没有自己的体系，他只不过是从我的思想中拾取残羹剩饭以勉强维持其生存而已；在我研究高尚的部分即实证哲学的时候，他却沉湎于不高尚的部分即否定哲学；由于我无暇顾及，他便承担起完成和整理否定哲学的工作，并且因为我竟托付他做这件事而感到无限荣幸；他毕竟在伟大思想家的行列中还占有一席地位……尽管如此，他仍然一无所获，因为他妄图把半个哲学变成一个完整的哲学。谢林不仅攻击黑格尔，而且歪曲了19世纪以来德国哲学的发展。他首先把黑格尔、甘斯、费尔巴哈、施特劳斯、卢格和《德国年鉴》全都说成是依附于他的，然后用一种仅仅有利于他自己的夸张手法把这个时期德国哲学的发展描绘成精神的自我放纵，充满误解的珍品，一连串无益的谬误。
谢林对黑格尔的卑劣态度，激起恩格斯的愤慨。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一个独立的、勇敢的思想家。他不仅在显示自己是天才的那个领域里，而且在没有显示出自己是天才的那些领域里，都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虽然已经离开人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逝世后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更为人们所理解，推动着人们去认真探讨一切既同科学也同实践有关的迫切问题。谢林对黑格尔的侮辱，迎合了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并通过牺牲朋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卑劣的利己主义决不能原谅。谢林为此目的而歪曲19世纪以来德国哲学的全部发展，更加令人难以容忍。“如果谢林要求我们这个世纪把从事劳动和创造性活动的四十年，把牺牲了最珍贵的利益和最神圣的传统而进行思考的四十年当做白费时光和错误倾向一笔勾销，而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谢林并没有虚度这四十年，那么这就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如果谢林把黑格尔归入伟大思想家的行列，恰恰是他实质上要借此把黑格尔排除于这个行列之外，把他看做自己的创造物、自己的仆役，这听起来就不只是一种讽刺了。最后，如果谢林把凡是经他认可的黑格尔的东西，都说成是自己的财产，甚至说成是自己的血肉之血肉，这岂不是一种思想贪婪，岂不是一种卑劣行为——对这种人所共知的低级趣味怎么说好呢？”[63]
第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王朝抬出谢林这位哲学界的救世主来担负最终铲除黑格尔哲学、降伏青年黑格尔派的任务，是完全失败了。
当谢林以救世主身份登上柏林大学第六讲堂那个装潢蹩脚的木头宝座时，反动派对他寄予多大希望！当他一本正经地宣告对基督的信仰业绩和启示奇迹时，反动派营垒里报以多么热烈的喝彩声！甚至有人扬言，预料在1842年复活节以前，黑格尔主义将崩溃，无神论者和非基督教徒将统统死光。但结果怎样呢？谢林是否已经击中目标？在谢林的启示哲学面前，整个黑格尔体系的大厦是否已经付之一炬？黑格尔主义者是否忙着抢救一切还能抢救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堕落为基督哲学家的谢林，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勇气和帕拉斯类型的光辉思想，“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器官了。”[64]谢林已经力不从心。他不仅不能铲除黑格尔哲学，而且使黑格尔哲学更有生气。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黑格尔哲学仍然活在讲坛上、文献中，活在青年中间。它知道，迄今为止对它的一切攻击，无损于它的一根毫毛，它镇定自若地继续沿着自己内在发展的道路前进。它的敌人日益愤怒和加紧活动，这就证明，它对国民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而谢林则使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感到不满意。”[65]
第三，恩格斯指出，“当黑格尔的思想创造能力表现得越来越充沛旺盛、生气勃勃和活跃主动时，谢林……已陷入筋疲力尽的状态。”[66]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谢林早年在哲学领域里曾经名噪一时。他在自然哲学中提出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原则和对立斗争的思想；在历史哲学中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一定的批判，指出“这种制度的景象实在最卑鄙而令人愤慨，在这种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不是法律，而是组织者的意志和专制……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激起那种把法视为神圣的人的义愤”[67]。但这种观点已成过去。晚年时，他沉浸在神话和神智学的幻境中，认为世界以上帝为来源，又以上帝为归宿，主张把信仰和知识、哲学和启示结合起来，力图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事实证明，三十年来他不仅没有随着时代前进，而且在科学和政治上都倒退了。这个在柏林大学宣讲启示哲学的老朽的谢林，同他年轻时代的形象判若两人。他早已丧失了昔日的勇气、雄辩和光辉思想，只好借助魔法从不可追溯的存在的无底深渊把上帝召唤出来，然后随意创造出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基督哲学家。历史是多么无情。谁能预见，当年曾与黑格尔共同战斗的谢林，现在竟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68]前后不连贯的观点，随心所欲的理论，武断的见解，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和漏洞百出的语言，构成了谢林体系的大厦。听完谢林的讲演，人们只能感到惋惜。曾经在他思潮起伏的头脑中产生过的光辉思想消失了，曾经在他身上燃烧着的青春之火熄灭了，正在发酵的葡萄汁还没来得及酿成醇厚的葡萄酒就变成了酸醋，“这艘具有大无畏气概的、愉快地破浪前进的海船调转了船头，驶进了信仰的浅水港，它的龙骨猛地扎入沙土，到现在还搁浅在那里。它现在就待在那儿，没有人能认为这破旧的残骸就是当年那艘船旗飘扬、满风鼓帆地在海上行驶的海船。船帆早已化为灰烬，桅杆也已折断，海浪涌迸裂开的大缝，龙骨日复一日地在沙土中越陷越深。”[69]这就是谢林在柏林大学的讲演留给人们的印象。
第四，恩格斯指出，谢林的启示哲学，迎合了“普鲁士国王的需要”。[70]
普鲁士是个基督教君主专制的国家。基督教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德国革命民主派人士，以黑格尔哲学为武器，从批判基督教出发，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著作，如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施特劳斯的《教义学》、布·鲍威尔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等，对宗教作了尖锐的批判。基督教的全部原则以及凡是被称为宗教的东西，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普鲁士专制制度动摇了。预感到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普鲁士王朝，在加强对人民的暴力压制的同时，把制止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谢林身上，确信他是铲除黑格尔哲学，战胜青年黑格尔派的最适合人物，幻想通过他的“救世的力量”、“革除不信神的咒语”维护根基动摇的反动统治。谢林启示哲学的反动本质就在于此。但这个企图已在实践面前完全破灭。
恩格斯深深懂得保卫大师的茔墓不受侮辱的重大意义。为了维护真理，为了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珍贵成果，为了反击普鲁士封建专制王朝对革命民主派的进攻，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年轻的恩格斯满怀战斗激情地写道：“我们将血战一场，我们将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悠颤动！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开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胜的日子，各族人民战斗的日子来临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71]
《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这三部笔锋锐利的论著，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卢格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评论，认为《谢林和启示》是了不起的作品；极端保守的柏林《福音派教会报》，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论著击中了正统派的要害。由于第一篇文章是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的，后两部著作出版时又没有署名，人们对作者猜测纷纷。有人以为是《每日电讯》的主编谷兹科夫，有人以为是著名政论家卢格，有人以为是俄国流亡革命家巴枯宁，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把自称为学术大王的谢林驳得体无完肤、威信扫地的论著，竟然出自一个年仅21岁的哲学新兵之手。卢格自己也以为作者必然是一位“名家”、“博士”。他在自己主编的《德意志年鉴》上发表赞扬《谢林和启示》的书评，并写信询问“博士”先生为什么不把这本小册子寄给《德意志年鉴》发表。恩格斯在回信中说：“您的信经过多次转递之后我才收到。为什么我不把《谢林和启示》寄给《年鉴》？（1）因为我打算写成一本五六印张的书，只是在同出版商谈判时，才不得不把篇幅限制到三个半印张；（2）因为《年鉴》直到那时对谢林还总是有些客气；（3）因为这里有人劝我不要再在杂志上攻击谢林，而最好是立即写本小册子来反驳他。《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也是我写的。”“此外，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72]
虽然恩格斯的论著获得很大成功，在社会上有着很大影响，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还很有限，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还很多。因此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学习。他对卢格说：“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利。……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73]
十一、黑格尔哲学和博士俱乐部
恩格斯批判谢林时，是以黑格尔哲学信徒的身份出现的。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共同进行反对宗教和专制的斗争，是恩格斯革命历程的重要阶段。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他集以往哲学发展的大成，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自然界是第二性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宇宙精神”或“绝对观念”是一切事物的源泉，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人的思维现象，都是“绝对观念”的表现。在黑格尔哲学中，也包含着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哲学家，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74]。这是他的巨大功绩。不过他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
在政治上，黑格尔是保守的。他认为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在这个“理性的楷模”的国家里，一切问题都可以不通过革命而逐渐解决。他在《法哲学》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著名原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75]可以被用来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一切反动措施作辩护。由于黑格尔哲学有利于普鲁士统治阶级，因而受到国家的支持，被尊为国家哲学，对德国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强烈的影响。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上是革命的。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76]。他关于合理性和现实性的论述，包含着革命的思想。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77]德国革命民主派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作为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
恩格斯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以前，曾经接触过青年德意志派。在不来梅时，他开始与青年德意志派的机关刊物《每日电讯》建立联系，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出色的政论文章。但他对青年德意志派这个思想上不成熟、政治上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持批判态度，指出这一伙人“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为了把篇幅填满，我们就描写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并把这称为‘精神状态’，或者我们东拉西扯地说一通，而美其名曰‘微妙的相互关系’”[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