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多少风物烟雨中——北京的古迹与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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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勒马长城

驱车出北京城,沿东北方向,过顺义,再过怀柔,直抵密云县境内。我们原计划攀登燕山山脉的最高峰雾灵山(海拔两千多米),按道理应该在太师屯的叉路口右拐,可惜当时风沙大作,没遇见指路的牧童,就顺大道直行了。后来才知道,这条气度不凡的大道是去承德的——清代的皇帝们就是由此取道避暑山庄围猎的吧?

直到与崇山峻岭间的一座关隘狭路相逢,司机才猛然刹住车:原来走错路了!窄窄的山谷,像安了一把锁——固若金汤的城关上书写着“古北口”三个红字。由于年代久远,斑驳的城楼似乎已与两边的山冈融为一体,显得天衣无缝。南来北往的客运或货运车辆,只能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从锁眼般的门洞里穿过——这简直是一道控制着车水马龙的闸门。再往前行,无疑就是塞外了。司机懊恼不已,我却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歪打正着地撞见了大名鼎鼎的古北口。因为不期而遇的效果,古北口在我眼中更像是天外飞来的关卡——或者说如同一个沉重的幻影。我特意要求下车走走,仿佛为了验证它的铜墙铁壁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像梦一样被我的手指捅破吧?

虽然已是4月了,可由于面临塞外,这里的风依然像刀子一样凛冽(不是剪刀而是镰刀)。仰望周围山脊上蜿蜒的长城,似乎也被冻得鼻青脸肿,拼命地缩着脖子。其中有一段一段倾颓了的,仿佛已被旷古的风当作巧克力给吞噬了。长城啊,这中国最古老、最大的破落户,一直在风霜雨雪中苟延残喘。而古北口这一段,估计自明亡以来再未修复过。大约1691年前后,镇守古北口的总兵叫蔡元,由于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而向朝廷“请行修筑”。康熙皇帝予以拒绝:“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联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几乎每年都要离开紫禁城去木兰围场秋狩,一生计有48次之多,每次经过古北口,都会目睹长城的尴尬——而从未加以同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代的皇帝们已习惯了将长城视为自己的俘虏,视为戴着镣铐跳舞的阶下囚。怎么会顾得上给它剃须修面呢?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庆祝自己抑或自己的家族的胜利了。

从康熙的话里面透露的有恃无恐,必然在其子孙身上遗传,到最后发展为夜郎自大了——譬如乾隆接见前来建立邦交的英国使团,还以为这是远在重洋的岛国经数万里之程输诚纳贡呢,他的回信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有一种当干爹的感觉。大清帝国对外患缺乏警惕,疏于防守——由其对待长城的态度可见一斑。难怪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舰炮居然成了晾衣竿,而敌人由此细节察觉到这所谓的“海上长城”的腐朽与不堪一击。果然,一战之下,樯橹灰飞烟灭,黄海成了大清帝国的赤壁——水上的滑铁卢。不管对待陆疆还是海疆,清朝的皇帝们头脑中都毫无长城的概念——并坚决否定其必要性。最后终将自食苦果:被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比瘫痪的长城还要脆弱,还要无奈……而这些是废弃了长城的康熙所预料不到的。

帝国的衰败与狼狈,同样躲不过长城的眼睛。1860年,咸丰把偌大的北京城丢给英法联军,带着慈禧去热河避难——古北口自然是必经之路。古北口啊古北口,怎么也想不到:连皇帝都会逃亡!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当年皇太极率领清军入关时何其威风,可他的子孙却在长城的注视下扮演逃兵的角色——而化为灰烬的圆明园,就是咸丰跑丢了的鞋子。

在我心目中,秦始皇是个泥瓦匠,首创了长城。而到了明朝,又把这门祖传的手艺给发扬光大了。朱元璋主张“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的后代也一直热衷于土木工程。“明修长城清修庙”,明朝是长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调集了数十万士卒和民工,在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昌平县西)两千多里的拱卫帝都的防线上,对原有的边墙(明初大将徐达所筑)进行翻修改建,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竣工。

北京以北的边墙,是名将修筑的名城——先是徐达,继而是戚继光。徐达是把元顺帝驱逐出北京的大明开国元勋;至于戚继光,无论早期在东南沿海,还是后来调防北方边睡,都仿佛是长城的影子。可惜,在这段重修的长城完工之后不久,戚继光也死了。我在心理上把戚继光视为这段明代长城的守护神。当然,大明最后的没落,绝非哪个人或哪段长城所能挽救的。戚继光绝对不会相信:他至死都在苦心经营的长城,若干年之后,居然会成为一道在东方提前出现了的“马其诺防线”,成为一个经不住推敲的神话。下一个王朝的皇帝,会将它视为懦夫的积木、儿童的玩具。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大明的开始与结局:虽然元顺帝出居庸关逃走了,被赶回漠北,可弹指一挥间,另一个游牧民族又从山海关打进来了。这就是长城的光荣与悲哀。

当郊游的车辆在古北口关前急刹车时,你猜坐在车中的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张明敏唱过的一句歌词:“勒马长城,勒不住我思念情深……”歌名已记不清了,好像还唱到“黄沙荡荡”呀什么的。是的,我也在勒马长城。勒马长城似乎比勒马悬崖还要惊险、还要刺激。因为你将同时面临金戈铁马的历史,和腥风血雨的往事。面临国破山河在,和城春草木深(下意识地成为杜甫的替身);面临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圆——面临怎么也读不完的古代边塞诗。

勒马长城,你就能与霍去病、李广、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乃至杨靖宇重逢。

勒马长城,你看见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看见了金木水火土、唐宋元明清,看见了芦苇荡和青纱帐,看见了鸡毛信和红樱枪,看见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勒马长城,你的手在颤抖,你的心也在颤抖。而长城本身,就是一根更为强劲的缰绳——民族的缰绳。和风拔河,和黑暗拔河,和灾难拔河。只要稍有疏忽,历史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无数生灵遭受铁蹄的蹂躏……因为长城的缘故,古老的中国更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纤夫,肩膀上被勒出一道道的血印。

长城啊,露天的军事博物馆,良心的试金石,无字的纪念碑,停摆的钟——指针永远指向昨天。一个民族漫长的回忆录。

今天,我也像许多消失的英雄一样,在长城前勒马,在长城下放牧。

车往回开,继续寻找去雾灵山的路。雾灵山屹立于北京市密云县与河北省的交界处。清代圣祖仁皇帝曾赋诗《晓发古北口望雾灵山》:“流吹凌晨发,长旗出塞分。运峰犹见月,古木半笼云。地迥疏人迹,山回簇马群。观风当夏景,涧草自含薰。”只是如今的雾灵山已作为一自然保护的森林公园。

俗话说靠山吃山,曹家路村沾了雾灵山的光,靠旅游经济发展起来了。农民们纷纷把自家的四合院改造成民俗旅馆,供远道而来的游客食宿。我们几个人有幸在烧得滚烫的大炕上过了一夜,连梦都散发出烤玉米的香味。

第二天早起,在村子周围逛了一圈,发现不少处古长城的遗迹。有时一抬头,看见迎面的山头上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弯窿顶的敌楼,像戴着一顶威风凛凛的帽子。由于绵延的城墙湮没了,这悬崖上的楼便显得尤其突兀——让人猜测当年战士是怎么爬上去的(不会是天兵天将吧?)。其实这并不奇怪。长城在密云全县左盘右屈,沿线共有敌楼、战台666座,几乎扼守了所有的交通要冲和险要山头。只可惜,由于修路、盖房子,大段大段城墙被拆毁了,或者留下醒目的路口。我多次目睹农民家的屋脊后面露出半截城墙的横切面,抑或在墙根下盖起的猪圈——长城就这样被糟蹋着。好在它早已宠辱皆忘。

向村民打听,才知道曹家路原本是长城一道关隘的名称。那时候关隘的里侧一般都筑有用于屯兵养马、聚草存粮、驻扎后援部队的戍堡——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曹家路村。村子的外围原本有城墙环卫的,解放后拆掉了。有路牌的村口,原本是城门的位置。可见曹家路村的前身是戍边的兵营,说不清从何时起转为民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是明清时边防军人的后裔。了解到这点之后,我果然察觉路遇的村民眉宇间都不乏英武之气——哪怕是一个拎着铲子拾粪的羊倌。

历代的长城,也养活了不少人啊。沿着长城的藤蔓,像结果子一样,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村落。曹家路村,在我眼中是一个香喷喷的大南瓜。我居然在这大南瓜里美美地睡了一觉,连梦中流的涎水都是甜丝丝的。

勒马长城,枕戈待旦抑或解甲归田,是两种不同的诗意。这也构成了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在曹家路村,我看见了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一边是烽火楼台的长城,一边是炊烟袅袅的民居。跟早已成为旅游热点的居庸关、司马台相比,古北口更富有一种沧桑的美。这恐怕因为它缺乏修缮、多有残损,看上去像是历史的孤儿或弃妇,蓬头垢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古北口一带的长城是不收门票的,如同尚未被圈养起来的野生动物,有时候突然冒出来,吓你一跳——一眨眼又找不见了。而居庸关呀什么的,已被驯化为撩拨游客雅兴的宠物,有点假,有点做作,让人怀疑是精心搭设的电影布景。

当然,我并不是说居庸关有什么不好,我说的是气氛——因为人流如织,快变成露天的大杂院了。至于居庸关本身,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所谓的居庸关,纵深四十里,俗称关沟——在我眼中就像是群山夹峙间的一条漫长的胡同。古北口倚托着燕山山脉,居庸关则属于太行山系——是其八条自然通道之一。自南口(又叫夏口或下口)入山,北口就是八达岭。共有四重关隘:南口关城、居庸关长城、上关关城、北门锁钥关城。早在《后汉书》里就有记载:建武十五年(公元49年)徒雁门、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关以东。《唐书》里也提及幽州昌平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欣关(即居庸关)。它很久以前就已是一座明星式的关城:《淮南子》称之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也把中都的居庸与秦之淆函、蜀之剑门相提并论,形容其险峻。至于今天,则把居庸关的八达岭树立为北京长城的表率,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已主要指爬八达岭。于是八达岭长城带有“劳模”的意味,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游人吭哧吭哧地爬呀爬,为了到山顶满足一番虚荣心。我真担心:总有一天长城会被爬塌的。好在它也受到最舍得下本钱的维修——我不知道八达岭的城砖有多少块是旧有的,又有多少块是后来添加的。既然存此疑虑,我索性将其视为赝品。

居庸关几度成为历史的休止符:金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元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后来也是由这里退场的),李自成是从这里打进来的……破关之后,北京城自然也像核桃仁一样暴露出来了,任人取舍。但也不能完全责怪居庸关的失职,专门有人为其辩护:“此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恐怕正因为受此害影响,康熙才把长城视为无关痛痒的赘肉。

在居庸关通往北京城的途中,有一尊李自成快马加鞭的纪念塑像。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太和殿而去,渴望在龙椅上歇歇脚。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勒住了马,永远地停留在过程之中——成为一尊令人慨叹不已的雕塑。打江山很容易,坐江山很难,于是像李闯王这样的英雄人物,也只能勒马长城了——也只能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每逢看见这尊铜像,我总要想恨铁不成钢:李闯王,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冲刺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勒住了自己的马?你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一览众山小?或许,不是你勒马,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见的缰绳给勒住了,你被小农意识所制约。这就是历史:差一点点火候都不行!

李自成骑马跨越长城之间,想些什么,已不可知了。正如自居庸关至北京城途中的那尊闯王塑像——表情模糊、高深莫测。想当皇帝是肯定的,想搜罗点粮铜也是可以理解的,错只错在他还想到了衣锦还乡(典型的中国暴发户的理想)——荣宗耀祖,并且让街坊四邻羡慕。这一点是有史料可查的。李自成认为“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可见他并不情愿在北京安家落户,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中途遇见的最大的一座客栈,饮马、歇脚、饱餐一顿之后,还是要打道回府。当然,最好是把此地的宝贝全搬运回去。所以他特设“比饷镇抚司”,向明王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们追索赃银助饷,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仅此就让他喜上眉梢了。如此地易于满足——这样的胸襟,确实显得有点小了。

李自成过于看重银两,却忽略了长城。他把几万名太监哄出紫禁城,就感到天宽地广,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一点没把山海关外的边患当回事。他没有慎重对待远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其实,长城的城砖比他孜孜以求的那些金银玉器重要得多。一旦大墙颓塌,则玉碎宫倾,玉石俱焚。

李自成仅在北京城里做了四十二天皇帝(用俗话说就是“吃了四十二天饺子”),长城就出现了新的缺口。垂涎已久的清兵,由投降的吴三桂引路,自山海关涌入,就像滚滚洪流一样,淹没了北京城,淹没了中原以及江南,淹没了整个明王朝的版图。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决堤!清兵人关,不仅意味着长城的沦陷,而且意味着水灾的开始——尤其在晚清,灾祸发展到尽致,长城的尊严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践踏……

长城如同老人牙床,不断地修补,又不断地损坏。它在默默地咀嚼着什么?是唇亡齿寒的往事吧。

而北京,就是柔软的舌头,尝尽了酸甜苦辣。

秦始皇把战国时秦、燕、赵三国北方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而在历史上,北京地区是万里长城的中心地段,相当于群雄角逐的大舞台。

有人说,没有长城就没有北京:“战国七雄的故都,在秦统一后均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唯独地处北隅,在当时并不突出的燕郡蓟城,在秦统一后地位一直蒸蒸日上。由沿边游牧民族所必攻、中原农耕民族所必守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了帝王之郡。在北京的发展史上,长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借助长城来拔河,比试各自的膂力。北京城频频易手,就是这两股原始力量互有胜负的标志。

还有人说:没有长城,辽、金、元、明、清也不可能在北京建都。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跃过长城之后,并不敢远离自己的故乡,在更靠南的地方建都——为了留有退路。于是长城脚下的北京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首选。至于明朝,如果没有长城作为军事屏障,也不敢贸然迁都北京的——况且中原王朝历来就深受“据长城而抚四夷”的传统观念之影响。可见长城情结是属于攻守双方的。对于一方来说,它是盾牌、是武器;对于另一方来说,它又可作为绝妙的战利品,构成永久的诱惑——更重要的是,敲开了这扇门就等于敲开了整个中原的深宅大院……

于是,长城成了东方的“被争夺的海伦”,成了世袭的“特洛伊”,围绕着它展开了无数的战争,同时也谱写了无数的史诗(比《荷马史诗》要浩瀚、漫长得多)。从宏观的方面来看,帝王变迁、朝代更替、国家兴亡,都与长城有着潜在的联系。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堪称是一部《长城传》。正如史学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尼罗河传》为名撰写了一部关于埃及文明的书,长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命脉——它的意义仅次于长江、黄河,它是一条凝固的河流、时间的河流。

我在浏览长城的时候,也就等于在阅读这部《长城传》,阅读无字天书——阅读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而北京,正是其中最醒目的一枚书签。一枚浸透了铁、血、火、泪的沉甸甸的书签。

在长城面前,连文盲也会感动啊——这冰冷而又滚烫的长城,受伤而又愈合的长城,疼痛而又麻木的长城,破碎而又完整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