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兴起的淘金业，不但成就了美国的经济，同样地，也成就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如果说，美国的旧金山是由赴美淘金的华人兴建并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新金山墨尔本市则是由赴澳淘金的华工发展并繁荣起来的。
据统计，从1854年到1858年之间，光是维多利亚州的中国人就有4.5万人，而其中从事淘金的华人男子，总数即达到89%。其它殖民区也大都如此。但是，随着金矿的日益枯竭，越来越多的华侨来到大中城市，尤其是墨尔本、悉尼（华侨俗称“雪梨”）、布里斯班等州府所在地，以经商、木工、种果菜为生。
从事商业的华人占澳国华人总数的13％左右。华侨在矿区、在城镇开设的商店，经营中国大米、丝绸、茶叶、瓷器等土特产杂货。不少人从事小商小贩生意，他们走街穿巷，或下到农村，贩卖副食品，对活跃城乡经济、促进澳中贸易和澳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些华侨华人成为富商，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的成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维护在澳华侨权益的领袖人物。除梅光达外，还有刘光福，生于澳大利亚悉尼。父亲早年在维多利亚州当过金矿工及伐木工。母亲是一位英格兰移民。1900年刘光福和弟弟刘光荣被父亲送回祖国，在乡间的私塾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1908年重返悉尼，在一家教会学校补习英文。不久到一家中文报馆任职。1911年任墨尔本中国总领事馆英文秘书，结识了著名华人律师麦锡祥（华人，生于澳大利亚）。以后他同麦锡祥等人一起成为争取华人平等权利的斗士，被誉为“澳洲华人社会之父”。
黄柱稳，受过少许传统的中文教育。16岁移居澳大利亚，定居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朱尼，开始接受英文教育。后购地600英亩，自己种小麦、养羊，成为羊毛经纪人，以此致富并闻名全澳。1908年他向英国出口的羊毛价值5万镑，1916年更增至20万镑。他是中澳轮船公司创办人之一。他好交际，慷慨大方，颇受澳人和华人的拥戴，一直是华人社团共济会、少年中国会的领导人。他热爱祖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维护华人的权益，是德高望重的侨领。
另外，还有的人在澳大利亚各个市镇，经营起餐馆、洗衣店与家具店。这些中国移民，大多来自沿海的广东与福建两省，他们多以新加坡为跳板，之后落脚在现如今的西澳州地区。因为当时的西澳州，地广人稀，劳动力非常匮乏，当地政府刊登广告，欢迎中国人的到来。由于多数移民是渔民和农民，没有多少文化，只能出卖劳力。因此，苦力、厨师与园丁是中国人传统的三大职业。
在澳洲开发的早期，特别是荒芜偏僻的北方土地，交通非常不便，需要大量的人力进行开发。在淘金热过后，那些运气好的、淘到黄金的人大都荣归故里。而那些未能发财而必须留下来的人，只能选择另谋职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作为普通工人，参加了当地的道路建设和清除丛林、开拓田地的工程。
华侨还被雇去修建公路、铁路、桥梁及其他公共工程。1888年前后，大概有5000名中国人，从事了从达尔文至松湾总长为144英里的铁路修建工作。对改善澳国交通，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环境险恶，劳动量非常大，辛苦不说，工资还少得可怜。每铺设一英里的铁轨，仅能得到半镑澳币的报酬。在当地，这些华工只能聚居在达尔文镇的一小片地方，保持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习俗，形成独特的生活圈。当地人对这群人十分好奇，遂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之为“小广州”，这也是澳洲唐人街的雏形。
除了北方领土外，在淘金热后期，昆士兰州汤士维至坚市的铁道工程，也留下了华工的汗水和足迹。在那个气候火热，地形复杂的地方，白人多不能胜任，所有的隧道都是由华工筑就的。除此之外，昆州所有的公路也皆为华工所筑。
在澳洲的其它行业，华人也无不显示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他们以自己的努力，艰难地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在园艺业、种植业和农业等方面，华人移民也都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到1885年，悉尼的中国菜园已经达到了54个，到了1901年，新南威尔士州的土地大约67%为中国移民所开垦，中国移民几乎垄断了全澳大利亚的蔬菜生产和经营，一直到今天，还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为何在淘金热过后，中国移民会选择蔬菜种植业，做为自己的主要职业呢？分析起来，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淘金时代，赴澳洲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他们大多都是农民出身，种植农作物是他们的本行，做起来更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了。他们带来了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农具、良种，不少人在金矿枯竭后转而从事农耕，以种水果、蔬菜为生。
1901~1902年，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所需的蔬菜，有一半是由华人供应的。其他许多城镇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依靠华人的蔬菜供应。如果没有华侨垦荒种地，澳大利亚人就不可能吃到品种多样、新鲜可口的蔬菜。
华侨阮三福是靠种植业致富的成功人士。阮三福在20世纪初年，与乡亲来到澳大利亚，起初在维多利亚州东北部京河盆谷一带打工。后经人介绍到当地一位种植烟草和麻类的庄园主马缘士的庄园做工。他工作勤劳，又富有耕作技术，深受庄园主赏识，并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件事在澳洲曾被传为佳话。
第二，当时定居澳洲的多为白人移民，他们更熟悉制造业和商业。而华人移民是弱势群体，只能另辟蹊径，选择白人不屑为之的种植业。这样，有利于他们在“白色澳洲”的排华浪潮中，减少与白人的竞争与摩擦。同时，也符合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即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
第三，在淘金热过后，移民定居点形成了许多中小城镇，后渐成大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商业也逐步繁荣起来，人口自然也就随之增多。对蔬菜、水果的消费需求也在增加，从事种植业也完全可以和从事其他行业的收入等量齐观。
当时，华人通常会通过承租或者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然后进行开垦。这些土地通常是由自己的同乡或者是菜商提供贷款或者直接资助的。所以，销售权也往往归这些店主或者华商所掌握。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店主和商人开办蔬菜农场，还有一些菜农本身就是小贩，他们既充当了土地的园丁，又充当了蔬菜的销售者。
据相关资料调查表明：华人菜农往往习惯于合作种植或者经营，这些菜园很少是由两人以下共同经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很少也不可能去雇佣高成本的白人做为劳动力，而只能依靠自己的传统技术，由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协作进行劳动，其中耕地、除草、栽培、灌溉、围栏、收割、包装和运输等，都是比较耗费时间的劳动。
在20世纪初期，华人菜农可以说是澳洲蔬菜的主要供给者。在悉尼的贝尔莫市场和墨尔本的小伯克街上端的东市场与维多利亚市场，是华人菜农出售蔬菜的主要地点。这些华人园丁兼商贩，每天清晨，都会用两轮运货的专用马车，载满蔬菜，来到遥远的市场销售；也有的菜农，会将蔬菜大量批给经销商来销售；还有的商贩，将中国式的商业模式带到这里，除了为固定的店铺送货之外，还会在清晨，挑着新鲜的蔬菜沿街叫卖，这种方式颇受市民的欢迎。
华人园丁的辛勤劳动，赢得了澳洲当地政府与民众的肯定与尊重。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就公认，“华人菜农，将最好的服务工作贡献给了社会”。各地居民也公认，“华人菜农，刻苦耐劳并具有很强的忍耐心”。在澳洲的很多城市，无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华人为他们提供蔬菜。
澳洲农场主们所拥有的土地，也多雇佣华人进行耕作。华人的勤劳、踏实，也因此受到了白人的热爱。1907年，在维多利亚乃利镇做了25年菜农的亚雷，在回国前夕，就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送。当地人为他在市政厅，举行了两次欢送会，有253名白人妇女，合资购买一块金表赠予他，以示对他为当地作出的无可估价的服务的认可。
可以说，在华侨眼里，世界上只有饿死的懒汉，没有卑贱的职业。只要刻苦敬业，同样能赢得尊重，同样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