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谈谈上面提到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人们赞美他仁慈而不是谴责他残酷，但是他必须注意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尽管切萨雷·博尔贾被人认为是残酷的，但是，他正是凭借残酷才把罗马尼阿统一起来的，并且恢复了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更仁慈了，因为后者为避免残酷的名声反而毁灭了皮斯托亚。因此君主为让自己的臣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不应介意残酷这个恶名，因为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而引起混乱、凶杀、趁机劫掠的人说来，可以说是更仁慈的了，因为那种仁慈受到危害的是整个社会，而君主严格执行刑罚伤害的不过是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建立的国家充满了危机，是无法避免残酷的名声的。正如维琪尔借迪多之口说：
“严峻的形势、崭新的家园，
使我壁垒森严，警戒着整个国家。”
君主在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时必须慎重，但是，也不要杯弓蛇影，杞人忧天。他应当明察慎思，实行人道，有节制地做事，以免过分自信而流于轻率鲁莽，或者由于过分猜忌而偏狭不容他人。
关于这一点，常有这样的争论：究竟是受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呢？还是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好呢？我认为，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要拥有两者是极为困难的。假如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一些。因为人类一般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忘恩负义、容易变心，是伪善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益处的时候，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他们可以把一切都给你的；当你对他们的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愿意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以及自己的子女；可是当你即将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了你。因此，假如君主完全信赖人们所说的话而缺乏其他必要准备的话，他肯定会灭亡。因为这种情谊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而是用钱买来的，因此，在你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是不可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要更没有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砍断恩义这条纽带。可是畏惧呢，人们会由于害怕要受到的惩罚而有所顾虑。
但是，使人们畏惧君主，他应当做到：即使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人们憎恨他。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被人们憎恨，这是一种很好的结合。只要他不掠夺和霸占自己的公民和属民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妻女，就可达到这一目的。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和充分的理由才去做。但是首要的事是，他一定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对自己父亲的死的忘记比遗产的丧失还要快。另外，掠夺他人财产的借口常常是容易找的：一旦一个人开始以掠夺为生，他就会轻易找到霸占他人财产的借口。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十分难找，而且失去得也快。
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当他指挥着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不顾及残酷之名，因为没有这个残酷的名声，他就决不能够保持军队团结和有效地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堪称为汉尼拔的惊人之举，他率领一支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征战，无论处于逆境还是处于顺境，也不管是在军队当中还是对待君主，都没有发生任何分歧。这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完全是因为他的残酷无情以及他的极强的能力，这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显得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如他不残酷无情的话，仅靠他的其他能力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史学家们由于对此事缺乏洞察，因此他们一方面称赞汉尼拔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却谴责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因素。
假如汉尼拔只有其他的能力，那绝对是不行的，这一点可以借西奇比奥的事例来说明。西奇比奥不仅在他那个时代而且在整个历史记载中都是一位罕见的人物，然而他的军队却在西班牙背叛了他。这并非出于其他原因，而只是由于他太仁慈了。他让自己的士兵享受比军纪所允许的更大的自由。因此，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奥·马西莫的弹劾，被看作败坏罗马军队的罪魁祸首。洛克伦斯的居民曾经被西奇比奥的一名使者摧残，可是西奇比奥既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也没有惩罚那位使者的恣意妄为。这完全是由于西奇比奥温和的性格造成的。因此，在元老院里为他辩解的人说，许多人懂得如何不犯错误，但不清楚如何矫正别人的错误。假如西奇比奥继续统帅军队，这种性情早晚要葬送他的名声和荣誉。但是，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他这种有害的性格不仅被掩盖掉，而且还使他获得荣誉。
现在我们回头来讨论受人爱戴还是被人畏惧这个问题。我认为：人们爱戴君主，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感到畏惧，则是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以自己的意志为基础，而不是以他人的意志为基础。如前所述，他必须努力的只是避免招惹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