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更替，遗老遗少也算一种特殊的人文风景。辽、金、元、明、清曾风风火火在北京建都，又走马灯般陆续隐去，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台之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乎每一个王朝，都留下过一批愚忠的臣民。所以北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尽出遗老遗少的城市。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城的易主，常常牵涉到民族矛盾，男人在这时候似乎比女人还要重视精神上的贞操，气数已尽时还希望能保持晚节；另一方面，作为帝都的子民《有些还是皇亲国戚、饱受前朝的恩惠，养尊处优惯了，无法一下子适应由贵族沦为平民的心理落差，而且，言行举止都带有往昔的遗风流韵……这种思维与生活方式上的惯性，在清末民初曾发挥到极致遗老遗少们被一声春雷震惊了，似乎很久之后还未从沧桑的巨变中反应过来，弄不懂今夕何夕，只好一味地聒噪着，争辩着，议论着，抑或在自家的庭院里顾影自怜。这一被历史车轮远远抛弃的徘徊的群体，带有最明显的旧时代特征。遗老遗少，一度是老北京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他们注定是新民主社会里“多佘的人”一或“多余的人”的集体。
辛亥革命之后，曾经以特殊公民自居、并且过着吃粮领饷的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首先成为遗老遗少的一大群落。而年仅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自然算大清王朝的第一号遗少，他虽然被驱逐出政治舞台，但仍获允保留尊号，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并由新兴的民国负担宫廷的庞大开支一用俗话说就是被新政养了起来，开始赋闲了。紫禁城内外俨然是两个世界：墙外已风起云涌地进入民主宪政社会，墙内依然有封建时代的影子在苟延残喘一那些花容失色的嫔妃、点头哈腰的太监在陪伴着孤独的小皇帝。其间担任民国大总统的军阀头子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自命为洪宪皇帝，登上蒙满尘埃的龙床事实证明，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不过是一件吹弹得破的易碎品。他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忧惧而亡。不久又有人重蹈覆辙，不仅闹复辟，而且请少不更事的小皇帝重新出山一他就是有“辫帅”之称的张勋，此人堪称清廷的第一号遗老，对那具没落王朝的僵尸仍愚忠不改。据说张勋1915年来北京谒见已退位三载的小皇帝，因脑后保留有辫子而遭路人嘲笑，他恼羞成怒，发誓至死留辫：“谁胆敢动我的辫子，我就与他同归于尽。”辫子已成他效忠于旧主子的一项符号。他甚至要求麾下的士兵也一样留辫，因而他统帅的部队便有“辫子军”之称。可笑的1917年6月，这支驻防徐州的辫子军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风尘仆仆地奔赴北京城，又于7月1日拥戴清室复辟，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小皇帝像一尊过时的偶像被从久不见阳光的太和殿里抬了出来。历史仿佛也闹了一场哗变，前进的车轮停滞了一一甚至倒退了。小皇帝的英国教师爷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描绘过这一回光返照：“华北一直对此前的民国缺乏热情。北京几个世纪以来都习惯于忠于朝廷，遗老遗少们从未消失过……温顺的北京市民，或中国其他城市的市民，一直备有各种旗帜，以应付当地军政局势的变化。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免于任何不速之客带来的麻烦，不管这些不速之客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但是这一次满城飘扬龙旗的慷慨举动，无疑从外表上表现了老百姓同情重建朝廷。”可见遗老遗少的复古思想，在北京人的性格深处留有烙印。这也箅一种未随时代演变而泯灭的封建的奴性吧？
铁杆保皇派张勋闹的复辟，自然是螳螂挡车；讨逆军旋即将北京城围得跟铁桶似的。开战半日之后，辫子军被全部解除了武装一一不知缴枪之余，是否还顺便剪掉他们那画蛇添足的辫子？不管怎么说，辫子也箅他们精神上的武器。而“辫帅”本人，则被强行架上汽车，送往荷兰使馆“避难”一瞧，中国人那时候就学会“政治避难”了。遗老遗少们对张勋失败了的“保驾”之举，不无感激。他死后举办的葬礼耗资达10万美元，4000多人组成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行程约8小时，被罢黜的小皇帝也不失时机地馈赠了数十件宝器，作为其殉葬品，这是典型的遗少在为遗老送终，或者说，遗老遗少们都在借这一仪式，为帝国的末日唱一曲迟到的挽歌。《“批判”北京人》一书还幽默地说：“小皇帝送给这位忠实的遗老最后也最称心的一件礼物是忠武的谥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诸葛亮、邓绍良等少数几个人获得这一最杰出军人的荣誉。”唇亡齿寒，孤家寡人的清废帝也流了几滴兔死狐悲的眼泪。
废帝虽废，但依照民国元年签定的“优待清室条件”，历届民国总统皆以对待外国元首的礼仪来对待溥仪，紫禁城仍然是皇家私有的房地产。在这座全中国最庞大的四合院里，末代皇帝心有不甘《不满足于仅仅享受离退休老干部的优厚待遇？），总是梦想着能东山再起。直至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对念念不忘复辟的遗老遗少们造成一次致命的打击。据说溥仪灰溜溜地携带少数亲眷躲到天津的租界里去做起了“寓公”，而太监和宫娥们都解散了，回到了民间。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溥仪又被利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向日本天皇摇尾乞怜。遗老遗少们的复辟梦，又呈死灰复燃之势。抗战胜利后，溥仪被作为战犯之一，押上军事法庭。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使他接受改造得以重新做人。据说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他，要求他加强学习之类。冬天，末代皇帝在北京城的四合院里学习怎样生煤炉取暖。他以旧时代第一大遗少的身份，写了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颇有洗心革面、划清界限之情势。可作昔日皇家大少爷写的检讨书来读。有人传闻：这部痛心疾首之作，是由出生于正红旗下的北京作家老舍协助润色的……
文化界也有遗老遗少。且不说遗老遗少本身是否能箅一种颓废的文化，文化上的邋老遗少一顽固程度一点不亚于张勋之流。文人的辫子，似乎比武夫的辫子还要根深蒂固。首当其冲的是王国维，他不仅留辫子、穿马蹄袖口的长袍马褂，而且采取了最偏激的方式自杀，来为一个日落西山的王朝殉葬。如果说叛逆者的死不无悲壮，愚忠者的死则是悲哀的。只是估计王国维其心已成死灰，赴死时平静如赴宴。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叙述：“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王国维精心选择的自杀地点，颐和园昆明湖，曾是慈禧太后龙舟戏水处；他拖着冗长的辫子(有诗人说他是拖着一个时代的问号）投身其中，莫非水中有着他所怀念的帝国的影子？早先读过梁漱溟所写一篇《王国维先生当年为何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实情》，披露的内容，已记不清了。朋友祝勇倒是对王国维之死不无同情：“……至今还没见一种关于其死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而王的自沉，又绝对是出于深思熟虑。这种无法解释，正好证明了王国维之死的深刻性：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世，而可能是死于对他处身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阙如的拒绝。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性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一他看到，倘若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是往高尚的方向去解释。公众的观点则是：王国维之死是消极的，是复古主义思想的牺牲品一他死在1927年6月2日，但是他的灵魂一直跟那沦亡的封建时代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和王国维一样留辫子的，还有个辜鸿铭。辜鸿铭也是“带着瓜皮小帽及其下的发辫去见上帝的”(张中行语句），只不过他是古稀之年无疾而终。辜鸿铭曾受张之洞赏识，先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做幕僚。又去外务部，由员外郎升郎中，直至左丞一一也算是青云直上。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他衣冠不改，依旧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绸长袍缎马褂，并且公开声明效忠清室，宣扬复辟帝制。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命接管北京大学，既广纳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激进革命派，对政治上保守但学术上有实力的旧式学者也不摒弃一诚邀辜鸿铭来北大教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胡适对此提出异议，蔡元培替辜鸿铭开脱：“我们尊重的不是辜鸿铭的辫子，而是他的学问。”使遗老遗少也物尽其用。辜鸿铭曾反驳众人的偏见：在那些脑袋后面光秃秃的所谓革命者那里，他们思想上的辫子却仍很固执~他似乎并不以自己物质的辫子为耻。有人据此猜测辜鸿铭只是表面上的遗老遗少，骨子里很叛逆：“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他留着辫子，有意卖弄，这就把他整个的为人标志出来了。他脾气拗，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他所以得意洋洋，就是因为与众不同。因为时兴剪辫子，他才留辫子。要是谁都有辫子，我敢保证辜鸿铭会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义也是这样。对于他，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心想特殊……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温源宁语)这剖析了辜鸿铭性格中的悖论，或者说，揭示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辜鸿铭。辜鸿铭之所以被世人视为守旧的遗老，不仅在于他自己留辫子，还在于他喜欢女人缠小脚（三寸金莲在其眼中是一种销魂的美），主张男人纳妾(或者说娶小老婆》。有洋女士反驳其一夫多妻的观点，说未尝不可实行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悠然道出着名的“茶壶理论”：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未曾见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他某些观念颇像封建社会的大地主，令人难以置信他居然留过洋，并且精通西学。但你若认为他完全受儒家传统熏陶，他也会说一些让孔夫子汗颜的话，譬如他曾向英国同行大肆鼓吹中国妓女的文化品味：“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必须去八大胡同亲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优雅、殷勤及其妩媚娇柔，但又不失尊严的风度，特别要注意污言秽语会多么让她们脸红……”连来自自由社会的西洋人，都震惊于这位旧中国遗老思想上的开放与新潮。有学界怪杰之称的辜鸿铭，是遗老遗少中极特殊的例子。这位有文化的遗老的发言，在今人听觉中一怎么有点像“后现代派”？看来遗老遗少也不可小瞧。
世事瓢忽，遗老遗少已不仅仅指一种身份，还可用来形容某种脾性、习性。在北京城里，说起提笼遛鸟、养蝈蝈斗蟋蟀、泡茶馆、捧戏角，就会想到玩物丧志、千金散尽直至最终断送了江山的八旗子弟，以及当初那些夸奇斗富的盛世轶事。旧中国居然滋养过如此之多衣食无忧的寄生虫。遗老遗少则是历史的遗腹子，很不幸他们生存在一个尴尬的年代，既无法回归旧世，又不见容于新政~只好迈着垂危的步履，徘徊于夹缝之间。他们自视甚高，保持着豪奢的作风（只不过在现实的挤压中难免心虚），掌握着生活的艺术（讲究趣味与品味），靠吃老祖宗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度日，但骨子里却散发着某种腐朽的气息。他们注定是一些悲剧性的人物，是对青春与生命的巨额浪费，是一声漫长而解不开的叹息。他们的性格因素，影响或感染了周围的北京市民一一所以挥使在北京的俗俚市井，遗老遗少的遗风，也未能绝迹。虚荣，一度是古都里的流行感冒一一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宫”住在天子脚下的仆民，自然远非平庸之辈。其实他们效忠的是早已不存在了的皇帝。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皇帝很容易地被推翻了、而遗老遗少们心理上的封建帝制却非彻一夕即可摧毁。
遗老遗少已是一种气息。在北京城呆久了，多多少少会有所感染。譬如读周作人，我仿佛看见了遗老遗少的影子虽然他并非八旗中人，从绍兴迁至北平时已是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他寓居在八道湾的苦雨斋里，以斋主自命，表面淡泊超脱，实质上已沉浸于遗老遗少之颓废气象一一与其兄，“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先生，恰成鲜明对比。1934年他写《五十自寿诗》引来群公相和，肉麻吹捧一连鲁迅都听不下去了：“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仿佛一群遗少在争相吹捧一个文化遗老从此众人皆以“知堂老人”称之。而且正像鲁迅无意间预言的那样，周作人及其周围的遗老遗少，身不由己地成了亡国奴--而知堂老人在国破家亡的命运中，也未能保持住自己的晚节。失去了政治贞操的知堂老人，自己坏了自己的一世名声。这是一个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遗老。1967年5月6曰，郁郁寡欢数十年的周作人，孤苦伶仃地病卒于八道湾小屋的铺板上，死时身边无一人。他遗嘱中有一句“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确实，自抗战胜利后，他一直是这个社会上“多余的人”一世人皆以“汉奸”视之。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虽然活着，但已形同行尸走肉。据说1953年第一次普选时，他连选举权都没有：“有一年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街道上照例用红纸贴出基层居民的选民姓氏光荣榜，我曾亲见选民榜上八道湾11号选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则榜上无名。”（引自张铁铮《周作人晚年遗事》》周信子和周芳子是分别嫁给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的一对日本姐妹。可见周作人的政治身份连她们都不如。苦雨斋主的余生，都在默默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果。
谢兴尧曾谈及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常常看见许多半截人，前半段是好的，后半段则很差，特别是变革时代，稍一不慎便会改变初衷，甚至失足跌倒。如近世康有为系戊戌变法中心人物，至民国多年还以遗老自居，自称保皇党，一贯如此可以不论。严复(几道）译《天演论》、《原富》等书，亦主变法维新，及袁世凯拟称帝，他竟充当洪宪六君子之一，与其初衷相背何远。最大的典型莫如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被捕……何等悲壮。后来竟成了头号大汉奸。”金下野的袁世凯在安阳隐居，独钓寒江雪。这个混帐也想模仿姜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