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经的情况也能反映佛教的发展状况。归义军建立初期，敦煌地区曾出现一个抄经的高潮，在不长的时间之内，就抄写了大量的佛经。而且在张议潮时期，所抄的佛经比较单一，以《瑜伽师地论》为最多。《瑜伽师地论》为玄奘所翻译唯识学名著，它的流行反映了张议潮为了利用佛教巩固统治，提倡“愿谈唯识，助化旌麾”，以稳定沙州的局势。张议潮以后，已经基本上看不到抄写《瑜伽师地论》的情况，而且抄经也不再局限于一部经典。从张淮深时期所抄的佛经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抄佛经的种类比张议潮时期丰富了许多，其中主要包括《大般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观世音经》、《救诸众生一切苦难》、《新菩萨经》等。从民众抄经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民众的佛教信仰进一步民间化、世俗化，对佛教的依赖程度也进一步加深。百姓往往希望通过抄经和其它的做功德的方式，以摆脱受苦受难的状况。这可能与当时归义军的内忧外患的形式有关。
张淮深执政期间，敦煌民众的开窟热情高涨，开凿了不少石窟，这也反映了佛教在民间的兴盛程度。在张议潮时期，由于战争不断，敦煌的社会没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石窟的开凿属于一个比较大的工程，除了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敦煌地区并没有形成石窟开凿的风潮。在张淮深掌权期间，敦煌地区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繁荣，为石窟的开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再加上张淮深的大力提倡，敦煌地区营建了许多洞窟，除了莫高窟第94窟外，还有第12、107、136窟等。参加石窟修建的窟主和施主中，既有归义军的官吏和僧官大德（第94、107窟），又有普通的民众（第192窟）和僧侣（第12窟），甚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都参与其中（第107窟）。从开窟的数量以及窟主和施主社会阶层和地位分布的普遍性看，足见当时佛教在敦煌的盛行以及民众开窟的热情。
在张淮深的影响下，归义军的官吏和普通民众除了修窟之外还通过其他方式，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索勋在任瓜州刺史期间，就曾经重修古寺，《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城内东北隅有古昔龙□□□□□□□□□壁犹存，模仪尚宛，直以风摧雨烂，尊象尘濛，栋宇疏廓，空余基陛。□□□□□□□贸工，于时改作；四厢创立，八壁重修。南建门楼，北安宝殿，徘徊耸仞，……古树却吐鲜芳；玉彻流泉，莓苔复点城隅之下。别创衙殿，□□□□□□□□就，俨尔光辉。”郑炳林先生认为索勋所重修之寺是敦煌城内的龙兴寺，冯培红先生认为索勋修寺是在其刺理瓜州期间，似指此寺应在瓜州城内，但不论此寺在沙州还是瓜州，索勋重修寺院的行为，应是受到了节度使崇佛的影响。另外一般百姓还通过修建佛塔的方式来表达对佛教的崇信。P．4044《唐光启三年（887）五月十日文坊巷社修私佛塔记》载：“维大唐光启叁年丁未岁次五月拾日，文坊巷社肆拾贰家，□修私佛塔者，奉为当今帝王圣寿清平，次及我尚书永作河湟之主，社众愿见平安。先亡息苦，一切有灵，……右件社人初从下厶十［日］至毕功，当时兢兢在为佛道之心，修建私佛塔□书，为及本郡，兼四方边镇永故（固）千年。”文坊巷的百姓为求先人早日解脱，并祈求平安，特地修建了佛塔一座，并在文中为唐朝皇帝和张淮深祈福。
另外从邈真赞的撰写情况上，也可以看到当时佛教的流行状况。按照当时敦煌的风俗，有一定地位的名人，死前一般都要请人画像，并请当地的文才出众之人为其题赞，备述主人翁之业绩。敦煌文献中的邈真赞最主要的描写对象，其一为归义军的官员，其二就是敦煌当地的高僧大德。同时，邈真赞的作者同样也来自于归义军政权的文人和僧团的僧人。据不完全统计，自大中五年（848）至乾化四年（914），张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文书中有明确纪年的邈真赞共十六篇，其中作者为高僧大德或者描写对象为高僧的共有11份。在与僧界有关的邈真赞中，张议潮时期的仅占一份，而集中于张淮深时期的竟达10份之多，显示了当时崇佛风气之盛。
三、其它宗教活动的状况
张淮深时期，由于归义军政权的大力支持，佛教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同时，敦煌地区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另外由于受传统文化沿袭及当地特殊情况的影响，除了佛教之外，敦煌还流行很多其它宗教活动。透过这些宗教活动状况，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在此期间归义军政府对其的态度。
祅教是粟特人独特的宗教信仰，祅教流行与否是判断一个地方有无粟特人的重要标志。而赛祆活动的活跃程度，则是判断某地粟特人势力强大与否的标准之一。粟特人赛祆的场所一般在祅庙附近，敦煌古迹中就有安城祅。《敦煌古迹廿咏》中记载了安城赛祆的场面：“版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州县祈景祚，万类仰休征。频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祭雩处，朝夕酒如绳。”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中有关于城东祅庙的记载：“祅神：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然而，在吐蕃占领敦煌后，随着作为敦煌粟特人聚落的从化乡消失，敦煌粟特人的赛祆活动一度呈停顿状态。另外，还有很多粟特人被度为僧尼，他们的宗教信仰发生了转变。
归义军时期，赛祆活动又重新兴盛起来，在归义军的各种破用历中，有许多与赛祆有关的记载。P．4640号《己未至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记载：“［己未年四月十四日］又城东赛神用画纸叁拾张。［庚申年正月］十三日，支与赛祆画纸叁拾张。［四月］八日赛祆支画纸叁拾张。［十六日］又赛祆画纸叁拾张。［七月］九日，赛祆用画纸叁拾张……［辛酉年四月］十三日，赛祆用画纸叁拾张。”敦煌地区在进行赛祆及其它赛神活动时，多要用到画纸。赛神以前在纸上画神像，祭赛完毕时则焚化。其具体做法是先把神像刻在木牌上，即成模板，然后刻在白纸上，其上均有马，象征祈赛之神乘骑所用。通过上述文书所述，一次赛祆就需纸30张之多，可见敦煌赛祆规模之大。另外赛祆还需要油和面。S．1366《年代不明（980～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十七日，准旧城东祅赛神用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麨面二斗，灌肠［面］九升。”除了纸和油面之外，在归义军的破历中还有很多有关赛祆用酒的情况。《敦煌古迹廿咏》中有“更看祭雩处，朝夕酒如绳”的说法，证明赛祆需要大量的酒。晚唐五代宋初时期，归义军设置酒司，作为管理官府酿酒业及为官府提供酒类的专门机构。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归义军官府的酒破历应该就是由酒司的官员算会的。敦研369＋敦研001＋P．2629《归义军衙内酒破历》，据施萍婷先生考证，文书作于964年，文书残缺，残存部分反映了归义军政权的用酒情况。文书记载的时间自四月九日始，十月十六日终。其中就有关于赛祆用酒的情况：“四月廿日城东祅神酒一瓮”；“七月十日，城东祅赛神酒两瓮。”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归义军时期，张淮深最早将赛祆纳入了政府行为。P．3569v《唐光启三年（887）四月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牒和阴季丰算会牒》载：“四月十四日，夏季赛祆用酒肆瓮。”马三娘、龙粉堆为官酒户，其做酒的原料由官方提供，所酿制的酒也由官府所支配。既然官府为赛祆提供所需要的酒、纸等物品，证明赛祆在归义军时期是作为一种官方行为而存在的。其作为政府的官方行为最早出现在张淮深时期，应该与当时粟特人势力强大和张淮深对祆教的支持有关。
唐末五代，敦煌地区除了赛祆之外，还有很多的其它的赛神活动，不仅活动形式多样，所赛之神也是种类庞杂，在敦煌文书中常被称为杂神。而且敦煌所举行的赛神活动，归义军政权往往要参与其中，这样赛神活动也就被纳入了政府活动的范围。
唐宋时期，国家的祭祀体系除了中央祭祀体系外，还包括地方政府的祭祀活动，而且地方政府主持或参与的祭祀活动内容非常丰富。雷闻先生将唐代的地方祠祀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为国家礼典明文规定且通祀全国的，如“诸州祭社稷”、“诸州释奠于孔宣父”、“诸县祀社稷”等。第二，礼无明文，但得到地方官府的承认和支持，甚至直接创建者，即《大唐开元礼》卷1小祀中之“诸神”，包括“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第三。没有得到官方批准和认可，完全是民间的祭祀行为，且往往被官方禁止者，包括一些不符合儒家规范的古代人鬼，也包括一些物怪之祠。即传统意义上的“淫祀”一类。敦煌所进行的赛神活动，应该就是雷闻先生所举的唐代地方祠祀的第二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