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锋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公元前3世纪，佛教开始从印度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逐渐使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佛教约于公元3～4世纪始传于吐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开始正式传播，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佛教由于受到吐蕃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土著宗教苯教的影响，在吐蕃初传时就被藏化了，而且与传统宗教苯教经过长期的抗衡、融合，渐渐形成了具有藏族文化特征的藏传佛教，并成为藏民族文化的主体，对藏族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藏传佛教又吸取融合了多种文化，形成既是多元文化的聚合体，又是博大精深、自成系统的文化体系。藏传佛教对中国传统儒家经典《易经》中的五行、八卦学说经过一番精心改造，注入了佛教思想。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忠、孝、礼、义等思想的影响。藏传佛教同中原、日本等地的佛教相比，它们的根本宗旨、基本教义和行为准则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之处，也就是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因为佛教本身没有强烈的排他性，也没有强烈的征服性，而更多的是和平和宽厚，以理服人。当佛教传到一个新的地域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吸收当地的文化，从而更适合于当地人接近佛教的真谛，这是各地佛教的共同特点。因此各地佛教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的佛教文化和习俗。
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佛教没有强烈的排他性，儒家更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具有融汇百川的开放性。汉代董仲舒融合阴阳家、道家人儒，宋明新儒又融合佛家人儒，都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儒家对待少数民族，同样也是接纳的。孔子曾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罕》也有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之居，何陋之有？’”孔子认为，我们不仅不能排斥、抛弃少数民族，而且我们还可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去居住，和他们共同生活，慢慢同化他们，让他们也学会中原的礼仪制度，接受中原的先进文化。从这位儒学鼻祖的思想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儒家思想在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传人了吐蕃后，无论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还是风俗习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当地的佛教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儒家文化传人吐蕃的主要途径有哪些呢？传人吐蕃后又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往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大体说来不外乎这么几条途径：一是通过和亲；一是通过中原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互派使者；再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战争。文化的直接传播往往以前两条途径为主。据作者看来，儒家文化传人吐蕃，同样也利用了以上途径，只不过前贤们研究论述的不够全面翔实而已。
首先是通过和亲政策。众所周知，唐贞观八年（634）秋七月甲申，藏王弃宗弄赞（松赞干布）遣使向唐朝进贡通好，唐太宗派行人冯德遐到吐蕃答礼，揭开了唐蕃关系的序幕。紧接着，松赞干布多次遣使向唐求婚。十四年十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并以释迦牟尼佛像、珍宝、经书、书橱、360卷经典等作为她的嫁妆。文成公主在吐蕃被神化为绿度母，在拉萨的大都市庙宇觉康寺（大昭寺）内，有一尊佛陀12岁时的金像，在印度铸成，文成公主赴藏时，将她平时供奉的这座释迦牟尼佛像带到了吐蕃。松赞干布筑逻些城，首先从为他的汉族妻子修筑的那个被称为红宫的布达拉宫开始。文成公主入藏后，不仅带去了汉地佛教，促进了吐蕃佛教的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还带去了大唐的政治、礼仪制度，传统儒家思想和大批的文化典籍，医药、工艺技术也传入了吐蕃。据文献记载：“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蒋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可见吐蕃赞普迎亲时尽量用了当时他们还知之不多的中原传统的儒家礼仪，并显示了想要学习的心情“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公主在吐蕃时，还改变了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如“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氍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赞普皈依了印度宗教，同时又热衷于儒雅的汉族生活。他脱去了野兽皮而穿上了丝绵长袍。他那些从天朝宫廷返回的使节们及其汉族妻子向其传授优雅的生活和礼貌的仪礼。另外吐蕃赞普“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新唐书·吐蕃传》亦载：“遣诸豪子弟人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其书疏。”看来，《旧唐书》里所说的“中国识文之人”当是中原地区的一些精通儒学的儒生。
儒家文化传人吐蕃可以说就是从太宗贞观八年（634）开始的，文成公主入藏是儒家文化的一次大规模地传人。松赞干布为巩固吐蕃政权，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完全借鉴了儒家的统治思想。为了统一人们的意志，他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了“治人”的“言”、“行”及“内心世界”三大要素，即“治身”、“治言”、“治心”的符合佛教所主张的皈依“身、语、意”三宝宗旨的“人法”条文。在《神教十善法》制定不久，松赞干布从规范构成社会最小分子的人和家庭出发，再次颁布了《人教十六净法》。该法对人们从敬事佛法、修身养性、崇尚孝道、慈善仁义、尊重知识、积极精进、勤俭节约、知恩当报、取财有道等16个方面提出了更加具体、更加接近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所有这些，都有儒家的根本思想仁、义、礼、智、信、忠、孝、节等内容，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都是一样的。吐蕃贵族统治者为了提倡儒学，向中原派遣留学生，在唐朝国学中学习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
吐蕃与唐的早期关系促进了经济方面的发展。吐蕃人开始学习造米酒、啤酒、陶器、灌溉青稞田，他们从唐朝获得了纸和墨，稍后又得到了中原的茶叶。文成公主作为典型的汉族女子，而又发展了吐蕃的农业。她极力反对女子用赭石涂面的习惯。松赞干布执政时，唐政府应他的要求，为他送去了压纸浆的碾、大量的纸墨、蚕种、工人等。
吐蕃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有着悠久而密切的渊源关系。《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强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其中天地的道合，是我国早期法律思想的由来。在藏族文化中，“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及探索人与自然间关系的进取精神则是其构成的精髓。因此，天人合一的思辨观念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当唐长安出现了东西文化交流融汇的繁荣景象时，此时与唐关系“暧昧”的吐蕃也派遣留学生，努力于文化的传输。加之吐蕃军事势力的东移，与唐战战和和近百余年。在频繁的交往与冲突中，对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引进、吸收是必不可少的。
传到墀德祖赞时（704～754年），吐蕃王室一方面派人从天竺请来了《金光明经》及密教经卷，另一方面又向唐朝求婚。景龙四年（710），唐以金城公主出嫁墀德祖赞。金城公主积极赞助王室崇佛，派人从暗室中将以前汉、尼公主供奉过的佛像取出，重新供奉于大昭寺和小昭寺。金城公主出嫁时，“帝念其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墀德祖赞还派人到内地迎请汉僧，帮建佛寺，翻译佛经及其他天文、星相、历算、医药等方面的书籍。开元十七年（729），“时吐蕃命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可见，唐玄宗统治时期十分支持与吐蕃进行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交流。金城公主的入藏，又是儒家文化传人吐蕃的一个新高潮。金城公主在吐蕃生活的30年间（710～739年），除了致力于维护西域僧人推动吐蕃佛教的发展外，更重要的是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曾多次上书唐皇，竭力促进蕃唐和好，并从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战国策》等典籍，为蕃唐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礼记》、《战国策》等敦煌古藏文译本，迄今流传于世。可见，金城公主作为藏汉民族友好交往的使者和吐蕃佛教的弘扬者，为蕃唐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为吐蕃藏地佛教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儒家文化传人吐蕃，除通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次和亲活动，唐蕃之间频繁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更是使这种文化的传播保持了连续性。吐蕃的各种人唐使者，在受大唐皇帝接见时，必须懂得那一套繁琐的儒家礼仪，这当然有利于他们接触、学习儒家文化，更有利于儒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如惟明至吐蕃后，吐蕃“使名悉腊随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显亲也。曩为张玄表、李知古交斗，遂成大□，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礼乎？特以冲幼，枉为边将谗乱。如蒙澄亮，死且万足，千万岁不敢先负盟。’且献怪宝。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内之。悉腊略通华文，既宴与语，礼甚厚，赐紫服、金鱼。悉腊受服辞鱼，曰：‘国无定，不敢当。’帝遣御史大夫崔琳报聘。”可见，吐蕃使臣非常熟悉唐朝的儒家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