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看过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胜利眷顾美国人”，他从美国的司法体制讲美国这个社会制度，最终得出一个论断，就是美国的这种社会制度存在对世界的和平和繁荣的贡献，因为它的体制不会产生像希特勒这样的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佬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民意调查里面，很多人对美国，从个人情感上还是感觉不错，那么想听听您怎么看待美国的。
我们还有一个邻国俄罗斯，其实俄罗斯对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有领土野心的，从清朝到现在，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可能一个政治上的需要，跟俄罗斯走得很近，我想请您说说您怎么看待这两个国家，然后您的认识怎么样？
袁：在苏联时代，都是侵略中国的。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很强，到现在他也没有承认所谓侵略中国，他不承认错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现在的制度下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侵略者，那么他们的一些问题能够引起他们慢慢的反思，从这个方面考虑，他应该有成为伙伴的可能，我们很多东西需要他们的，比如能源、原料很多东西。我们感觉到这个应该是可以兼容的。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盟国，你不要被表面的争论搞得很紧张，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盟友，为什么这样讲？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8000多亿美元，2000多亿美元是借给布什的，再加上其他的外汇储备，这么一大笔钱借给你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上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家老是说中国不尊重人权，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可以让领导人考虑考虑，不对的可以改。
不应忘记的历史教训
对中国说来，参加WTO意味着在经济生活领域终于自觉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中国人曾经反复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和向西方学什么——是认同西方主流文化还是选择极端流派。在付出难以数计的代价后，以参加WTO为标志，在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总算认同了现代文明的共同规则。这是19世纪、20世纪历史发展的正确总结，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转折点。可是，把书面的承诺转化为现实，意味着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游戏规则彻底改造，包括废弃前现代的潜规则，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过程。鉴往知来，回顾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深知危险来自传统和现代两个方面。
历史包袱非常沉重，死的拖住活的，该死的不死，这是二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最重要的根源。17世纪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人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的表象，掩盖着的是制度性的落后和腐朽。问题的复杂在于这样的落后制度在颇长时期还能保障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吸收了汉族知识阶层的全部资源，用传统文化的锦缎包装这一制度，建立一个宗法专制大帝国。于是，朝野上下迷醉于“天朝上国，太平盛世”的幻境，从而打造出一个自我更新机制极低的社会共同体。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是冲破这个“铁桶江山”的苦难史。
西方列强当然不是慈善家或正人君子，他们为了本国商人的利益挟利炮坚船东拓，是名副其实的侵略者，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列出其一系列罪行。可是，面对强大的外敌和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转型，跃登世界强国之林，而中国却长期沉沦于宗法专制的泥淖难于自拔呢？
孟子早就说过：“仁者如射……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反思自身弱点的勇气大小和深浅，标志着一个国家自我更新能力的强弱。缺乏审视自己的文化氛围及相应的制度和程序，正是大清帝国招致奇灾大祸的重要原因。例如，鸦片战争后这个专制大帝国打了四次对外战争，现在看来，没有一次是打得对的。1856年至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显然是自己惹来的。1883年至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则是不自量力，代人受过，也可以说是自己惹出来的（请参阅拙着《晚清大变局的思潮与人物》第九章：《李鸿章的是是非非》，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而在这些悲剧后面，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法专制制度在作怪。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尽管有割地以及赔偿军费和鸦片烟价等勒索中国人血汗的条款，但其中规定五口通商则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严格遵守这一条款，会给停滞落后的中国经济注入活力，迈出融入世界的重要一步。可是条约订立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都依约让外国人自由出入城区，广州官民却联手拒不履行条约义务，不准外国人进城，连领事等官员入城拜会清政府官员都不行。在皇帝支持下，一闹就是十几年，先后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叶名琛以民意为借口，用尽哄骗等手段，招致1856年至1860的英法联军之役，广州、北京等地先后沦陷、火烧圆明园、订立新的不平等条约，叶名琛也被俘而客死印度。此举的唯一原因是要发泄对“逆夷犯上”的义愤，不准打破非朝贡的洋人不准进入广州城的天朝规矩！而就英国方面来说，亚罗号事件则是英国罔顾事实蓄意制造出来，冀图胁迫清帝国就范的借口。至于八国联军入侵，实质是慈禧和清朝权贵大发专制淫威，杀戮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大臣，利用愚民“扶清灭洋”，屠杀无辜，摧毁文化，主动对外宣战造成的惨剧。
此外，19世纪朝野为外国公使能否驻京，出任驻外公使是否成了卖国贼，办同文馆学外国语、修铁路、架电线……是否有损天朝尊严等等辩论不休。为这些蠢行辩护的所谓“清流”或“大儒”的“清议”，振振有词，简直他们就是国家或民族利益的化身。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无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负面——缺乏宽容和自由，愚昧自大的“天朝心态”集中体现。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时至20世纪90年代，还有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为这一类误国误民的蠢行鼓噪。在标准教科书中，义和团事件仍然是应该歌颂的“革命”！英法联军入侵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过去也袭用这一名称）。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不能归罪于制度腐败，而是李鸿章“卖国”，张之洞、翁同龢等人的爱国主张没有实现的恶果。批评广州官绅反入城是错误的，则是“否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总之，评述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中国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说好；洋鬼子所作所为都应痛斥！这就是“爱国主义”。反之，则是“自由化”，是不能容许的“翻案”！这些高论与直接反对改革开放的所谓“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等卫道言论互相呼应，沆瀣一气。剥开这类辞藻的华丽外衣，冷静地通观全局，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专制性孽根未净。
不过，进入20世纪以后，又有新的障碍出现：现代性的极端思潮。第一波是无政府主义。在这个世纪的头二十年，它颇为时兴。
刘师培、何震、吴稚晖、刘师复等人鼓吹不遗余力。他们在世纪初鼓吹的两个奇特观点，对日后影响甚巨：一是“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准个人私有。”二是指责西方现代文明是“伪文明”，“处政府擅权之国。文明日增，则自由日减。”“故代议制度为世界万恶之源”！不过，在当时这些仅是少数人信奉的海外奇谈。
进入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面对现代世界各种矛盾和黑暗集中暴露，刚刚形成的中国知识阶层无力回答各种世界性难题，诸如此类的极端思潮逐渐成了群众性的思潮。
1.以偏概全，把自由、民主等现代主流文化有待完善的缺失，看成是彻底破产的征兆，冀图以抛弃自由为代价，在人间建立绝对平等的王国。
1920年9月，在研究系的纲领性文件中，梁启超写道：“同人确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的代议政治”，“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改造》发刊词）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断言：“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
这些都是被战后极端贫困现象所震惊的直接反应。至于不确保财产所有权，没有了经济自由和相应的政治和其他领域的自由，现代社会能否正常运作；公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否正常发挥；它的缺陷能否不断被揭露和寻求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诸如此类重大问题，这些领袖群伦的知识精英大都处于迷惘状态。只有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自由主义者基本上经受住了这两大事件的冲击，但他们大体上处于边缘状态，对实际政治运作影响很小。于是，在“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牌号下，极权政治体系就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了。
2.步托尔斯泰、泰戈尔等文学家和少数哲学家后尘，与虚骄的民族虚荣结合，冀图从东方传统文化中觅取救世良方。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等人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海内外有关人士都在注视着中国参加WTO后的走向。其实，答案是比较清晰的。既然经历那么艰难的谈判历程仍旧毅然参加，应该说当局对所承担的义务是认真的。可是，这一“与国际接轨”的过程，等于要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进行彻底改造。这个过程的实质是要把官本位的人治社会改造成为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而在中国大陆，民间社会尚处在恢复的起步阶段；司法独立还是奋斗目标；独立的传媒——所谓第四权力连作为目标提出都是犯忌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基于不正当利益的“对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法治和自由谈何容易！这些是传统重负在今天的余威。与此同时，新旧“左派”以贫困阶层代言人自居，张扬自己的“现代性”，反对经济自由，反对确立财产所有权，反对经济全球化。他们拒绝承认即使反对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找到的最好办法也是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所创造的那些社会保障制度，冀图又一次把路标指向西方的极端流派。中国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正视历史经验，妥善处理来自传统和现代两方面的干扰。
2002年2月5日
原载《信报月刊》2002年3月号
时间：2012年4月12日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移动创新基地
提纲
价值观的若干问题：
（一）人的地位——价值观的核心
中国传统价值观
各民族价值观的共同点
（二）现代公民的价值观与个人命运
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是现代公民价值观的核心所谓“国家至上”、“集体利益第一”
坚守道德和文明底线可能带来的困境
（三）价值选择与国家命运
价值观决定个人、社会、政府间的关系
公民地位决定国家盛衰
价值观·理论素养·转型期的选择
所谓“以德治国”
理论和文化素养
理论和文化素养不足带来不少困扰
一个奇特现象：新旧左派很多是学文学的
历史知识不足
缺少思维方法训练
更缺理论素养
也许应该推荐一个必读书目。我推荐的必读书有如下几本：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鹏程等编选：《政治哲学经典》（西方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迈克尔·罗斯金等着：《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大法官的智慧——美国联邦法院经典案例选》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转型期的选择
演讲部分
非常高兴跟大家交流。第一线工作都是很有经验的，校园的很多实际比较脱离实际，所以其实你们才是老师，我是学生。要讲完这个提纲，可能要整个下午不停讲。主要想跟大家交流，不知道大家想听什么，所以三个小时分成两段进行，我讲完后随便大家问，这样会比较符合要求。
原来计划讲三个问题：第一，价值观的若干问题；第二，理论和文化素养；第三，转型期的选择。
先讲第一个问题，价值观。价值观的核心其实就是人的地位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议论，特别是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要抵制西方的价值观，等等。而且有人说不太接受西方普世的价值观，西方的怎么能普世呢？应该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这种文化的撞击。
在我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价值观在各个历史阶段会有所不同。进展到现代社会，应该说，已经慢慢形成了全世界、普世的、统一的价值观，并为多数人所认同。但是，这样的价值观要为中国人接受，还不太容易。因为中国历史太悠久了，一说就是我们传统的价值怎样，所以很多人在宣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当然要宣扬，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珍贵的，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典籍那么丰富，当然其中有很珍贵的东西。但现在普遍讲儒家的价值观有世界意义，甚至有人说，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表示未来的世界应该回到儒家思想为指导。
有没有这回事？我没有考证过，但即使说了，他们是自然科学家，多数人根本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的古典文献，即使靠翻译接触一点，也对中国的思想不那么理解，所以这个评价不那么可靠。
我们要回到现实看。
现在社会上很多国学班，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有些收费比MBA还高，很热闹。一些普及性的课程，各级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都很热门。怎么看这种情况？其实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主要是儒家、老庄、墨子三家，还有其他一些，加上后来传进来的佛家，各家的主要思想特点没必要详细讲，但需要讲的有一点，各个民族的思想有共同点。
公元前700年开始的一段时期，也就是轴心时代，各国思想家的观点很多是有共同点的。比如有些人宣扬，中国思想的特点强调和谐，和而不同。但其他民族、西方的思想是不是没有这个呢？翻翻古希腊的思想家言论着作，讲和谐的非常多。甚至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真正在古代社会能称得上和谐社会的是希腊化时期，即亚历山大大帝普及希腊化进行改革的时期。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可以争议，不过反正每个民族的思想当中都可以找到这个元素。有人说中国古代比较丰富的是辩证法思想，也有人写过先秦的辩证法历史等，但西方同样有这个。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思想的很重要特点，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但大家去看一本叫《世界伦理宣言》的书全世界的各民族、主要宗教代表开会，沟通各文化，光是这一个格言，各民族文化几乎都有，不同的仅仅是文字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