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阿尔伯特重新回到了日耳曼，回到了他的萨克思·科堡。他将在那里最后一次享受家庭的温暖，因为几个月后，他将永远成为一个英国公民。
他如同一位即将远嫁的姑娘。他的内心是极其的忧伤。他每天傍晚，一个人独自走过那些熟悉的树林和村落。在那里，他曾经射猎野兔，收集植物标本。在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静静地聆听着由国家乐团演奏的《神射手》，他常常和自己的兄长欧内斯特彻夜长谈，他们一起长大，不曾分离，而现在一种分离的伤感紧紧地环绕着他们……作为一名日耳曼人，一位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他对自己的民族，对科堡怀有深厚的感情，有时，他真是有些犹豫，他真不想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不久前他在遥远的英国给祖母的信中曾说：“即使将来我在为着我的归宿并在那里得居高位的国家而不懈操劳的时候，我也不会中止做一名真正的日耳曼人、科堡人、哥塔人！”
夜深了，一切是那么的宁静，一曲甜蜜亲切而快乐的海顿二重曲从王子的住处飘荡而来。王子坐在钢琴前，琴键在他修长的手指的敲击下此起彼伏地跳跃着，阿尔伯特在幽雅的旋律中暂且逃避着现在和将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紧起来，该是启程的时候了。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前来送行，在科堡，王子早已深得人心，人们多么希望这位英俊而才华出众的王子永远待在科堡，那将是科堡的幸运。但到强大的大英帝国去做女王的丈夫，也同样是令科堡人颇感荣耀之事。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沉浑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次盛大的集会，王子的马车在人海中穿行，王子感动不已，眼里噙满了热泪。他多么留恋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马车在他的祖母身边停下来，他向祖母，那位第一个迎接他来到这个世间并在母亲走后把满腔的慈爱倾注在他身上的老人做最后的道别。马车终于启动。“阿尔伯特，阿尔伯特！”祖母凄厉的呼叫盖过了沉重的马蹄声，直到马车行将在她的视野中消失时，她昏倒在侍从的手臂上。
马车风驰电掣，奔过了日耳曼，奔过了法兰西，在法国的港市加莱，一艘游艇正静静地等待着他，他步履沉重地踏上甲板，他回首东望，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遥远了，海浪在灰色的天空下躁动着，巨大的浪头迎着汽艇，被击得粉碎，白沫高高飞扬……
而此时此刻，白金汉宫的维多利亚也同样的焦躁不安。阿尔伯特的离别，即使是短暂的离别也令这个难耐寂寞的女人感到了极大的不安。是的，梅尔本勋爵又紧随在她身边。但是，那份崇拜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本正经的公务，更何况，由于比尔组阁在女王面前碰了钉子，反对党托利党的非难越来越激烈，有两次托利党直接阻挠了她倾心向往的好事。她希望自己丈夫的爵位能由法律加以确定，而这个爵位的确定对于十分看重身份地位的英国绅士们的确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但由于托利党的强烈反对，此事便搁在了一边。她还希望她的丈夫能从国库得到一年5万镑的俸金，又是因为托利党的反对，他只得3万镑，他们甚至对这3万镑亦极为不满，他们到处宣称，广大的民众还正在贫穷的煎熬中，而3万镑已是全科堡的岁收……
另一件事情也使女王烦恼不已，自从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事件以来，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一直被厄运攫着，他那兴隆的营业一败涂地无人问津，但是女王的固执使她仍旧信任他，并把他留下来继续充当侍医，她要向世人显示她毫不在乎他们的非议。然而不争气的詹姆斯·克拉克竟然愚蠢到连自己的主子——维多利亚女王的病也无法诊断，维多利亚发热了，而这位御医却认定是风疹。医治并没有效果。其实女王的病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是一种精神上的恐惧与忧郁症，失去了梅尔本勋爵，而阿尔伯特王子又不在身边，这才是这位年轻女人的发热不安的症结。在阿尔伯特面前，她完全为王子的迷人的气度所倾倒，而无暇有冷静的思考，而现在，阿尔伯特的分离却正好给了她机会，冷静的思考却并不能解决问题，女王的矛盾与不安是更加强烈了。一方面，她渴望她的亲爱的阿尔伯特的早日到来，另一面她又担心阿尔伯特的到来将意味着她将俯命于一种外来的管制——她要保证去尊敬、去服从某个人这将是多么的可怕，她爱阿尔伯特，但她也爱权力，她可以是阿尔伯特的妻子，但她更应该是英国的女王。
但是，当阿尔伯特终于登上多佛港，穿着考究的服装重新出现在女王面前时，她的所有的犹豫与疑虑便如同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散了。而阿尔伯特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感到，他已是一个准英国公民了，他在英国的全部人生从此开始。
1840年2月10日，婚礼如期举行，盛大而隆重，祝福的赞歌与教堂的钟声在伦敦的上空久久地回荡。
四、面对紧闭的房门，女王不得不放下了所有的威仪，门立即打开了。
新婚后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的快乐，骑马、跳舞、唱歌、逗乐，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
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阿尔伯特很快发现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他不过是一个摆设、一种工具、一种仅仅为维护英国皇室体面的工具。
在政治上，他完全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梅尔本勋爵不仅是首相而且实际上也是女王的私人秘书，他一手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维多利亚也压根没想到赋予丈夫任何权力，早在订婚期间，她曾在给阿尔伯特的信中表示：“英国人非常嫉妒外国人干涉其国家政治，已经有一些报纸表示出希望你不会干涉，现在，尽管我知道你决不会，但如果你受了封爵，他们仍然会说，王子想要干预政治了。”“我知道你决不会”，女王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她所希望的只是要阿尔伯特做一个无可挑剔的丈夫，而至于国家政治有她和梅尔本勋爵也就够了。
这一切如果在以前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也没有什么，甚至按他的本性，他也乐得逍遥，但是现在，自从利奥波德舅舅的亲信斯托克玛男爵来到他的旁边，他的生活态度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斯托克玛正孜孜不倦地把他推向那条当年利奥波德没有走完的道路上，这一路程现在将由阿尔伯特来完成，在他看来，阿尔伯特的确是个杰出的青年，他不乏非凡的出众的才能，但他最大的缺点却是缺乏正当的志向和非凡的毅力，即终身从事艰巨的政治生涯的抱负以及为此而牺牲一切单纯享乐的精神状态，男爵的训示与忠告，充满了几分慈父般的权威。他懂得他来英国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为善。他一定要“在所有事情上表现得高尚，有丈夫气概和王者风度”，他应“为自己新国家的利益而生活、而牺牲，而去运用他的权力和努力来实现一项伟大的目标——促进同胞大众们的幸福。”
然而，维多利亚的老一套又来了，当阿尔伯特在男爵的激励下，鼓足勇气试图和维多利亚讨论政治的时候，她先是逃避话题，大而化之地言论一番，随即便转而谈起别的事情来，显示出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狡诈。看来利奥波德当年的“锦囊妙计”不仅使自己饱尝了苦果，而且还远远地殃及他的在英国的继承人。而当阿尔伯特对妻子的行为表示不满时，女王的解释只是由于懒惰所致，或者说，只要和他在一起她就无法忍受让类似政治这种枯燥无味的东西来烦扰她的头脑。这一切冠冕堂皇，令阿尔伯特烦恼之至却又奈何不得。
不仅如此，阿尔伯特甚至感到他的私人生活也极不自由。在女王的全部私人生活中，那个成天像幽灵一样飘忽于皇室的莱恩男爵夫人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女王甚至可以赶走她的母亲却不愿和男爵夫人远离一步，她的卧室仍在女王的隔壁，女王的所有私人信件依旧由男爵夫人处理，男爵夫人表面上不插手政治，而实际上，何为公，何为私，区别总是微妙难辨或者说正是这种公私难辨的影响才最为隐蔽，潜在而巨大，现在男爵夫人还是皇室的总管，把持着内库的要职，女王的所有私事都先征得莱恩的同意方能去做。阿尔伯特感到他和妻子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隔壁那一双锐利的眼睛的监视之下，极不自在。而更糟糕的是女王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他应该有个私人秘书，但他却无法自己挑选，而必须由梅尔本勋爵来指定，梅尔本决定让王子接受他自己的私人秘书——乔治·安森，一个忠诚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提出了抗议，他早已感到了一种被激进的辉格党人包围得极不自在，但他的抗议根本就不顶用。维多利亚似乎是与梅尔本勋爵串通了似的，她轻描淡写地通知他说安森已被任命了，并指示由莱恩向他解释。
最使阿尔伯特发火的是他与妻子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无处不在。阿尔伯特是在礼仪简朴、早睡早起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中长大的：他从不涉足一般的社交场，也从不在伦敦街头散步，甚至在骑马或驾车时总要有一名王室侍从陪着，在维多利亚看来，他多少有些过于拘谨、生硬和古板，而在阿尔伯特的眼里，英国人当然包括他的妻子所关心的只是打狐狸，做礼拜，英国人摇摆于过分的浮浪和过分的阴郁之间，他们不懂得思想法则，也不理解德国大学的机智，他决无理由为讨他们的欢喜而去注重礼节了。而维多利亚，这个在与阿尔伯特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女人，看惯了各种各样的豪华与高贵的场面，在盛大的宫廷宴会上，阿尔伯特斜歪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维多利亚却正与高贵的绅士们忙着呢，疯狂地跳舞，通宵达旦，然后是到宫殿的门廊前眺望旭日从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塔顶后面缓缓升起。阿尔伯特讨厌伦敦的一切，特别是那种如梦如影的夜生活。阿尔伯特经常找些科学家和文人在一起高谈阔论，而维多利亚却一成不变地和官员们交换陈词滥调，围着圆桌打牌或翻着铺满圆桌的版画画册。
但是，无论是阿尔伯特还是维多利亚，都不是容易屈服之人，他们谁也不习惯于做俯首顺命的角色，他们暗暗地较量着，晚宴上维多利亚的高谈阔论与阿尔伯特的鼾声比赛着，此起彼伏，不分上下。
有一天，王子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紧紧地关在自己的房间，不见任何人。女王也同样怒火万丈地擂门要求进来。
“是谁？”一声狠狠的发问，他当然知道是谁，但他明知故问，问话里充满了对女王的轻蔑与愤怒。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回答同样气壮如雷，充满了高傲与专横。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什么动静也没有，门里门外都在揣测着，等待着。
还是维多利亚按捺不住。“呯、呯、呯。”又是一阵敲门声。
“是谁？”
“英国女王！”
门依然紧闭，仍然是死一样的沉默。
敲门声再度响起。只是这一回明显地轻柔了许多。
“是谁？”
“你的妻子，阿尔伯特。”在丈夫面前，维多利亚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威严。
门立即打开了。
这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后，新的转机开始了，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终于涉过了他们的感情危险期。阿尔伯特的地位随即扶摇直上，而维多利亚也渐渐真正地深入到丈夫的本质之中，她发现自己过去对于阿尔伯特的理解只不过是皮相之见，现在她的阿尔伯特如同浩瀚的大海正一天一天地将她吞噬，而她也在这吞噬中感到了极大的欢乐与满足。
五、他用不着再犹豫了——他的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微弱的要求一说出来，就会马上变成维多利亚的了。
方便之门一夜之间忽然都向阿尔伯特敞开。
1840年年底，就在他们的大公主即将问世的时刻，议会授予阿尔伯特在女王不测时以摄政权，这意味着阿尔伯特对于政治的关注与建议将不再被视作一个“外国人”对于英国政治的干预而遭非难。从此，阿尔伯特开始毫无顾忌地研究政治，他读布莱克斯通的著作，学习英国的法律，女王接见大臣他也能时常出席，而国家所有涉及外交事物的文件他也得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