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尔伯特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干任何事情靠的是直觉本能，而不是理智，是热情、冒险而不是冷静、稳重。有一件事典型地体现着帕麦斯顿的气质。有一天他从奥斯本回来的时候，由于他一贯不遵守时间而误了回伦敦的火车。他指令开一趟专列，但是站长十分为难地告诉他当天那个时刻在此线路上安排专列是极其危险的，帕麦斯顿固执己见，声言他必须立即赶到伦敦有要事要办，刻不容缓。站长在全体职工的支持下坚持反对意见，他说铁路局可负不起责任。
“责任？我来负。”帕麦斯顿以一副傲慢专横的口气说道。
站长下令加开专列，外交大臣一路无事，准时赶到伦敦办事。他的冒险又一次成功。
即便是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帕麦斯顿也往往体现出他的随意与冒险。他傲慢专横、惟我独尊，根本就不把女王放在眼里。
早在10年前，即1840年前后，在东方的中国，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使英国人颜大失，一批鸦片贩子及其他与侵华利益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狂势叫嚣要用大炮来对付中国，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作为殖民主义政策的忠实拥趸，此时显得异常活跃，他曾宣称：对中国的惟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的以免节外生枝，在他的鼓吹与策动下，与内阁一道竟然未向女王奏准便组织了一支舰船48艘，大炮540门，士兵4 000人的“东方远征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虽然战争的最后结果——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使女王尝尽了作为殖民帝国君王的体面与威仪，但帕麦斯顿的先斩后奏、无视女王的行径使得年轻气盛的女王暗感不满。
而帕麦斯顿却得寸进尺。
当他于1846年接替阿伯顿重新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对王权的漠视随着他对阿尔伯特与日俱增的鄙夷几乎到了顶点。
1846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婚事成为欧洲列强之间一件瞩目的事。竞争伊莎贝拉的未来丈夫的人很多，而萨克思·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即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叙表兄弟是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令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十分的不安。他野心勃勃，一直希望通过在西班牙王位上安置自己的一个孙子来吞并比利牛斯山脉。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惟一捷径就是让自己的小儿子蒙邦塞公爵来娶伊莎贝拉。但这样的话用心就太明显了，会立即招来无法克服的反对。但狡猾的法王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十分准确的秘密消息，伊莎贝拉未来丈夫的另一候选人她的表兄卡蒂斯公爵没有生育能力，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极其精妙的方案：伊莎贝拉应和她的表兄卡蒂斯公爵结婚，而同时让蒙邦塞娶伊莎贝拉的妹妹斐娜达公主。这个方案的用意在于：当卡蒂斯公爵与伊莎贝拉夫妇没有孩子时，西班牙王位只能是其妹妹斐娜达的儿子或女儿！老法王曾为自己的这一精妙计划而窃笑不已。
但他是高兴得太早了。他的诡计还是被人们识破，特别是英王表示了相当的愤慨。由于当时在国际上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一直在寻找削弱对方而壮大自己的途径。在与西班牙联姻问题上他们之间的较量也同样十分激烈。一方面，英国决不允许法国插手控制西班牙，坚决反对蒙邦塞公爵与斐娜达公主之结合，而在法国看来，英国已经在欧洲列强中占尽优势，而现在却由英王的叔表兄弟进入西班牙王室，那将是何等的可怕，特别是对于利奥波德王家族——萨克思·科堡家族的势力法王更是连想也不敢多想，利奥波德王在比利时已根深蒂固，而他的外甥女便是英国女王，一个侄子是英国女王的丈夫，另一个侄子是葡萄牙女王的丈夫，还有一个是符腾堡大公，真有点像是一个“科堡托拉斯”了，而如果利奥波德王子又做了西班牙女王的丈夫，那么……
使法王稍稍松了口气的是，英国政府并无意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与伊莎贝拉的婚事，尽管女王夫妇始初也对这件婚事曾怀有某些期望，但理智的斯托克玛告诉他们，那样他们同样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英方给法王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法国明智地安排蒙邦塞，即在西班牙女王结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娶斐娜达公主。
经过一系列的谈判、磋商，英法双方达成了协议：英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为西班牙女王夫婿的候选人，而同时，路易·菲力浦则郑重地向维多利亚保证，在西班牙女王结婚并生育之前，蒙邦塞公爵不要娶斐娜达公主。
事情本来是很好地解决了，外交大臣阿伯顿在他任期的最后时刻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好景不长，1846年帕麦斯顿接任了阿伯顿的职位。这位放荡不羁全凭感觉的家伙却又把事情弄得稀槽。在一道送交驻马德里英国公使的公文中，他于一份伊莎贝拉女王婚姻的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中重新提到了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与此同时，他还乘机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西班牙政府的暴政与无能。而这份本来缺乏审慎的公文竟然落到了法国首相居素手里，路易·菲力浦本来感到在伊莎贝拉婚事上自己的如意算盘被英王粉碎，窝了一肚子的火，而现在英国居然重提利奥波德，这岂不是撕毁了他们之间的协议吗？法王按捺不住，他觉得正好抓住这一事件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如意算盘。他给西班牙王太后去了一份公文，宣称英国正在科堡的婚姻问题上捣鬼，并提醒她注意帕麦斯顿对西班牙政府的仇恨。他说，现在英国已公开与西班牙和法国作对，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摆脱困境，而目前来讲对英国最大的打击就是伊莎贝拉与卡蒂斯公爵，斐娜达与蒙邦塞公爵结婚。
又惊又气的皇太后轻信了路易·菲力浦的话。没过多久，两场婚礼在同一天举行了。
这的确令维多利亚十分恼火，她寻找机会予以报复。当时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工人、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革命风起云涌，路易·菲力浦政府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英国镇压工人运动方面曾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充当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现在，女王则下令撤销对法王的援助。这一来，18个月后，1848年法国发生了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7月王朝破灭，他本人及其一家作为落魄流亡者逃往英国，拜倒在维多利亚的脚下。
而这一切也正是帕麦斯顿所极乐意看到的，帕麦斯顿在思想上是一个极其矛盾而且是乐意于自相矛盾的人，他是英国政治家坎宁的忠实信徒，而坎宁的思想核心就是寻求均势，在一种矛盾中寻求均衡。因此在外人看来帕麦斯顿似乎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他靠不断地挑起争端来平衡一切矛盾，他一生就是不断地从事着这种冒险的游戏。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一位真正的社会公仆，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发现格林公园的草地上竖起了铁栏杆，他立即写信给负责的大臣，用最严厉的词句下令拆除障碍，他说，这些铁栏杆是不可容忍的障碍，因为草地的作用本来就是让老少公民在上面自由行走，公园也是为了他们的愉悦而存在，为什么我们总是忘了这根本的东西呢？他内心里极同情当时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中期的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政变，一顶顶皇冠纷纷落地，这些都令他十分快乐，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惊讶地发现，在那些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支持造反派的，无论是在德国还是瑞士、奥地利、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另一方面在国内他又是一个保守派，是英国女王的外交大臣，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激进派的特征。
帕麦斯顿的这种自相矛盾无法被阿尔伯特所理解、接受，在他看来，帕麦斯顿是个疯子，东一拳西一脚，闭着眼睛瞎撞，没有一些章法和主见，帕麦斯顿只能把一切弄得更糟：用宗派林立的无政府主义和平民暴动来取代专制主义。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英国当时的宪章运动正在不断高涨，它将危及英国的已有宪法及君主政体，帕麦斯顿的行径只能加速这种危机的到来。
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使帕麦斯顿感到极其地不自在，他发觉他过去十年政治生涯中的那种自由不羁现在处处受到限制和干扰，在西班牙女王婚姻事件中，女王虽然把更多的火气集中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但她的不悦，她的不时地扫向自己的锐利而冷峻的目光使他觉得如果没有阿尔伯特的支持与操纵是不至如此的。
帕麦斯顿决心用他的英国人的固执与任性去冲击那个德国人阿尔伯特的理智之墙，阿尔伯特如果执意要插手，那就只有将他挥到一边去。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正是靠着这一法宝而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迟才交给女王，这样女王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甚至修改，有时他干脆就一意孤行，压根儿就不送给女王，或者他干脆就耍起无赖来，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异议，但写公文还是照老样子发往国外。而事情被女王发觉时，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赔不是，什么不晓得会有这种事呀，一定要给那帮办事的家伙一顿训斥呀，什么女王陛下的旨意一定要重视，下不违例啦等等。但下次的事情又依然一样，如此不断地重复。
帕麦斯顿的公文有时激怒了国外的一些君主们，他们纷纷来信谴责女王，因为这些信均是以女王的名义发出去的。以女王名义的公文却是女王所不赞成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看到过的，这岂不是对女皇的愚弄？
帕麦斯顿还有一个绝妙的解释：每年往外交部发出的公文有2. 8万份，如果每一份都需女王批阅后方能生效，其延误将是极严重的。另外，既费时又劳神地去把文件交给阿尔伯特做那过于琐细的审查，对一位日理万机的大臣来说也太过分了一些。
面对漠视与愚弄，阿尔伯特和女王不断地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必须采取行动制约帕麦斯顿，甚至解除他的外交大臣职务。
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的老辣的政治手腕，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把解释、抨击、辩论、宣讲，平铺直叙和滔滔雄辩以完美的演讲艺术体现出来，而这时，他的对手——罗伯特·比尔爵士已坠马身殒，没有谁能在讲坛上击败他，他的外交大臣的位子便稳如泰山。
帕麦斯顿依然我行我素，这位外交大臣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当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地的归属问题上，普鲁士和丹麦发生了冲突，女王夫妇同情普鲁士，而帕麦斯顿却支持丹麦，并于1850年瞒着女王签署了列强确保丹麦领土完整的条约。女王再也无法容忍，决心搬掉这块顽石。她通过内阁首相转给帕麦斯顿一封亲笔信，措词相当严厉：
朕以为有理由为了预防将来的任何误会，将朕对外交大臣之期望做一简略的说明。朕要求：
（1）他将清楚地陈述他在一个既定事件中的企图，以便朕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么；
（2）一切方案，一经朕批准，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发生这种行为，朕将以为是对君上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朕的宪法权力，罢免这位大臣。
阿尔伯特也出马召见了帕麦斯顿，年轻人决心以自己的理智与精谨来治治这个乱冲乱撞的毫无头脑的老家伙，他的问话暗藏机锋，直指对手：“你知道女王反对有关什列斯维希的草案，她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你也明白。她的意见遭到了否决，表现着列强各国要求保证丹麦王国领土完整愿望的草案签订了，丹麦国王便以此为由而侵入什列斯维希，那里烽烟四起。如果霍尔施坦也受到侵犯——这里有可能——日耳曼便决不会坐视不救；而俄国已恐吓说如果什列斯维希人取胜的话，便要以武力干涉。如果出现这一非常情况（极有可能挑起一场欧洲大战）而它又很可能是当我们正在巴莫罗市，约翰勋爵在苏格兰的另一地，你将怎么办呢？鉴于你的先见之明，女王料想你对上述可能性已经有所注意，并要你对此假定的事件中自己该怎么办做一明确的回答。”正如阿尔伯特所预料的一样，帕麦斯顿的确无以回答，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只能是随机而行，而不可能事先有十分严密的方案。他说：“整个事情是极端复杂的，而殿下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阿尔伯特坚持再三，整整一个小时费尽气力想迫使他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却毫无结果。“除非罢免他，否则将毫无办法”，阿尔伯特想。
帕麦斯顿应该从女王的信及阿尔伯特的问话中嗅到某种气息，但他的一向的政治态度与个人本性决不会使他的行为有任何改变。
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位奥地利的海诺将军来到英国。这个人因严厉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尤以鞭笞妇女而臭名昭著。在他参观一家酿酒厂时被一个刚刚从维尔那逃回来的工人认出，这位工人参加了奥地利革命，知道这位被称做“鬣狗将军”的人的底细，他旋即遭到了工人们围攻，工人们将他推来攘去，吼声四起，他挨了不少拳脚，他逃进一条胡同，居民们挥舞扫帚紧追其后，他拼命地逃进一家小酒店并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这一事件激怒了奥地利政府，奥地利要求英国道歉。帕麦斯顿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与于矛盾中去寻找均衡的政治态度，一向支持工人暴动，因此对此事从内心里十分高兴。虽然作为英国外交大臣，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但他在这份道歉公文中却又加上一句说这位将军“于此时前来英国似乎不合时宜”，而这份关系重大的公文帕麦斯顿又没有让女王或首相过目。显然，对帕麦斯顿所加的那句话女王夫妇、首相极为不满，因为，这将给英国、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大的麻烦。
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科索兹流亡到了英国，对这样一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女王政府当然恨之入骨，而帕麦斯顿却表示要在伦敦的家里接待这位匈牙利的爱国志士。他们的矛盾再一次尖锐，帕麦斯顿甚至想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是屈服了，但帕麦斯顿的同情革命政治态度却因此而远近闻名。几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顿的激进派团体求见帕麦斯顿并呈上一份请愿书，上面将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蔑之为“丑恶可憎的凶手”和“残忍的僭主与暴君”，作为君主专制下的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当然在表面上对这些措词表示了反对，但这种反对是温和的，而且在这些温和的谈话中他听任自己真情实感以一种漫不经意的方式流露出来。
帕麦斯顿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愤慨与咒骂。维多利亚夫妇深感手下的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