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知道得比你们更多。”
“你知道什么？”
这位厉副院长的头还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脸因为过度的操劳而呈现出一阵阵苍白，此时，竟亢奋了起来，一下子站了起来：“你们知道他从哪回来的吗？知道么？他正是因为心碎了，才对自己开了一枪！他在前线，正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才出生入死，立下了功勋，可一回来，没想到他们拼死保护的人民，竟自己在相互残杀，自己糟塌自己，那么，他在前线的拼死战斗又有什么意义？他心疼，他心碎，他受不了，所以，才自杀的--你们，正是你们，毁灭了一个纯洁，美好的灵魂！”
“住口，你反还来污蔑我们！你就不知道他首先开枪杀的我们……”
“我知道。”
“这你也知道，简直混蛋！”
“混蛋也罢，什么也罢！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刚刚从前线回来的人能够一下子陷入你们自相残杀的迷狂当中！不错，他开了枪，在前线，这种开枪是常有的事，谁叫你们冲哨卡？他还满脑子在前线的敌情观念，能不开枪么？悲剧就在于，当他明白过来，是你们在自相残杀，而不是在同敌人作战，他开了枪，”
“这是残暴，是镇压群众……”
“别来大帽子，我是对他个人心理进行分析，我是个医生……残暴，对前线作战的人有什么残暴可言，那是迫不得已，是理所当然，他不应受到这种责备，他无非是弄错了环境。可你们呢，在自己人当中大开杀戒，什么手段都用上了，那才是残暴，才是惨无人道……”
“住嘴！”
一记耳光打了过来。
幸而，所有武器都被部队收缴了，否则，厉大夫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一定会得到一颗子弹作答复。厉大夫沉重地坐下了，他明白，自己不应该这么说，或许，什么也不该说--他无非是内心的疾痛按捺不住罢了。他和面前的人，分明是两种文化甚至是两个世纪的对立，这边，以嗜杀成性，以他们的道德标准，文化风俗及传统而言，这绝对够不上残暴，就如同原始部落以猎取人的头颅当装饰品为荣耀一般，不但不受到谴责，反而该受到鼓励与赞誉--冲呀，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保卫什么呢？是他们自己做人的权力还是某种宗教、某种虚幻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恰巧又是对他们自身的剥夺。而他自己呢，一位小有名气的大夫，少年得志的医生，他对于这场残杀却痛心疾首--正是两种对立的观念的反差，才造成他如此巨大的痛苦。任何先哲的痛苦难道不正是这样么？他先于这个时代看到其中不合乎人性的，不可忍受的残暴，所以才大声疾呼……但他不是先哲，他也无法大声疾呼，但他那孤独的，不为人所理解的内容，不正是当时及绵延至今的整整一代人的苦难么？
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了，他甚至没留意到已经有大棒在眼前飞舞。
没了枪支，还有大棒呢。
他正要遭受一顿皮肉之苦时，忽地，有人冲了进来：“厉大夫，你们怎么还不去抢救？”“抢救什么？”他茫然了。原来，送进医院来的四名死者，还不曾有人把他们送到太平间--也许是顾不上吧，所以，很快便被来人发现了，辨认了一会，顿时医院里一片哭声--不能说他们的感情不真挚，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吧。因为死的，恰巧正是他们这一派的人，其中一位，哭了一阵，便突然之间跳了起来，往这里冲--仿佛是恍然大悟：得抢救！于是，所有人也都叫了起来！“抢救！抢救！”人在情感峰巅上是会产生错觉的，何况躺在前面的都是熟人，仿佛都不曾死去一样……厉大夫摇摇头，解释道：“那些人，还没送来之前，就早已停止了呼吸。”一位头头模样的人立即就说：“停止呼吸？那就赶快做人工呼吸！快！”他该是来了灵感吧？还没容厉大夫申辩，其他人便把他揪了起来：“你还赖在这干嘛？还不赶紧去做……”
厉大夫仍说了一句：“人都死了……”好一种“精神不死法”，较之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有了一大步的发展！厉大夫还没想过来，竟已被揪到了死尸边上。此刻，他们也不知从哪又揪来了好几位医生--大概这些医生的家就在附近吧！“人工呼吸！”这是毋庸置疑的，丝毫不可怠慢的“命令”！动作稍迟缓一点，背上便有大棒伺候。别的医生早吓得魂不附体了，哪还敢解释和申辩，早已一个个跪了下去，机械地去给死人做人工呼吸。他们一动作，厉大夫背上就挨了一棒子……也许的确出于一种虔诚的、热烈的情感，这些人都不愿意相信躺在地下的人都已经死了，他们的横蛮在其处境上也许不能算什么横蛮，但对于清醒者却是不堪忍受的胁迫。早已有人在怒斥他了：“你怎么还不动？你是什么出身？对我们革命造反派没有感情？一、二、”只要“三”一出口，大棒又要落下来了，厉大夫知道申辩也无济于事，只好俯下了身子，给死者做起了人工呼吸--奈何尸体已经僵硬，得费很大力气。他已经累得够呛了，做起来也是有气无力，甚至连手也扳不动，这下子可遭了殃，“叭”的一下，不知谁解下了皮带，抽将起来，只觉背上一阵火辣辣的痛……“厉大夫，认了吧……”旁边一位大夫悄悄地劝道。
“人生最大的荒诞莫过于此了！”“嘘，小声点……”“我受不了啦……这尸体反弹力那么强！”“心字上头一把刀，你就忍了吧！”不忍也不行，且听听背后的人七嘴八舌，你不亢奋起来，冒上一身冷汗才怪呢……就在这过程当中，他们竟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呜哩哇啦”地大喊大叫：“妈妈的，死的净是我们的人！”“……这里面有鬼，为什么臭老保没死一个，统统救活了……”“可不，连那第一个开枪的刽子手都救活了，还让部队转移掉了……”“查一查，刚才是什么人在医院，这里面有阴谋。”“查出来，给他一颗黑枣。”“这家伙一定是把造反派的全弄死了，只去救老保……”“血债要用血来偿！”这些话，当时听得厉大夫毛骨耸然，浑身哆嗦，但愿这只是气头上的话，以后作不得数--不过，却并非如此，那年月才不给你开玩笑呢，弄个棒槌也当针(真)，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他活该倒霉！只是心中叫苦，天哪，刚才救人，可没谁告诉我哪一个是造反派，哪一个是革命派(这时，谁也不承认本身是老保，都把对方骂成老保，事实上，运动中期，就是原来造反的一派分袭成为两派，而原来的保守派早分化了，分头进入了新形成的两派)，我只救护伤员，可哪知道偏偏死的全是这一派的人，也许这一派亡命之徒多一些，部队收武器抗拒的久一些，所以死伤惨重得多……但我怎么向这些人说得清哪！厉大夫也听不清这些议论，显然，他们很快就打听到是他主持的抢救工作，于是，一窝峰涌了过来，也不叫他做人工呼吸了：“这家伙，背心都抽烂了，一定是不甘心抢救我们这一派的人……”“刚才就是他不让做人工呼吸……”
不容分辩，拳头、皮鞋、大棒，便满天飞来，他躲也躲不及。也许是急中生智，他想起了这一派的一个头头，当年得了矽肺病，是他悉心治疗后才好的，所以很熟悉，于是便高叫：“你们叫你们的孙头头，他知道我，知道我的！”这样，拳头、皮鞋才不忙了。大概有人挂电话去了，也可能这位孙头头，就在医院里当指挥，见厉大夫点了他的名，不得不露面了。当他赶到时，厉大夫已经躺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了。他一见是厉大夫，便假惺惺地来扶上一把，故意说：“唉，厉大夫，你还是改不了老毛病，这不是自作自受么？过去，你给我治病，没错，我感你的恩，可那时，你也是不分青红皂白，连那些来求你的什么右派、四类分子一概都治。如今得讲个阶级观念、路线观念，怎么能花死力气去救那些老保呢？这些人准定向我们开过枪，誓不两立，已经是敌人了……也难怪我的部下误会，你应当理解他们崇高的无产阶级义愤，好了好了……”
厉大夫脸上抽搐了一下，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只得向旁一位医生招招手，让他们来给自己敷药，并向这位头头说明，人已死了好几个小时，已出现尸僵，无法抢救了，这些医生还是救了不少伤员，伤员中一定也有这一派的，早回家去了……好不容易，给死人做人工呼吸的这一“奇迹”终于停止了。医生们如逢大赦，从地上爬起来，设法一个个溜走了。但厉大夫仍一个人守候到天亮，直到医院内那些“满怀无产阶级义愤”的人全部走光了之后，才设法向部队救援，让他们派车把重伤员送走，以免出什么意外。
那支野战军很快便又调防了--也可能是出了这次误伤群众的事，上头了解到前线回的部队由于敌情观念太重，不宜于再度支左了。临走前，部队首长分别召集了两派的头头开会，自然是盛宴了一顿，应有尽有。而后，又一一表示歉意：“很对不起，我们不了解国内的状况，战士在前线都打红了眼，听不得枪声，所以发生那么大的误会--为了衷心表示我们的歉意，我们特用我们打下的美国飞机的残骸，做成了特大号的伟大领袖像章，送给你们以作留念……”于是就皆大欢喜。所有的头头胸前都别上了一枚足有饭碗大的金属领袖像章，金光闪闪，威风凛凛，逢人就宣称：“这是美国飞机残骸做的！”仿佛那飞机就是他们打下来的一样。殊不知道，这背后又有他们部队多少战士流的血，丧的命……死者的老婆整天在哭哭啼啼，一大串的孩子嗷嗷待乳，又不能报批为“烈士”，连人事劳动部门的指标也定不下来，这么多个家庭便从此堕入到沉沉的黑暗与悲哀之中了。厉大夫自然没被请去领像章……很快，他便从这矿山消失了。赫然在目的布告。白纸黑字：厉咏时，男，三十四岁，捕前系西南有色金属公司职工医院大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其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公然全力抢救一位枪杀我革命群众数人的凶手，却置生命垂危的革命群众于不顾，至使其中五人不治而亡……实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特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用不着依据法律去挑这布告上的措词及别的什么毛病，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年代。
不仅没有法律，而且没有道德，没有人性，更谈不上什么道理……人们都陷入了疯狂的膜拜之中，为了这膜拜，彼此间争当“正宗”，杀红了眼，连亲友、父母、兄妹都不认了，何况这么个无足轻重的大夫呢。若干年后，硝烟甫息，大地回春，有人在一片原始次森林中无意中遇到已沦为采药人的厉大夫--他再不是那般衣冠楚楚、英气勃勃的了，而是一副潦倒不堪的样子，唏嘘了一阵，那人告诉厉大夫：“你知道么，打你坐牢之后，矿山里没有一位像你这样有权威的大夫，而井下的劳动条件又每况愈下，含尘量高出规定的许多倍，所以这些年间，得矽肺病的增加了好几倍，死亡率也增高了……”“我怎能不知道呢？”厉大夫沉痛地说。“那么，假如你当初听从别人的劝告，枪声一响便离开医院，不卷进那次说不清的抢救伤员的事件中，这几百人不就免受一次矽肺病的危害，而死于这病的人岂不大大减少了吆！对比之下，你能为人民所做的事则更多……”那人叹了口气，“因小失大，何苦呢--后面这些，莫非你就预料不到么？”“不，我预料到了，预料到了一切--罹难、负罪、坐牢，一直到矿山里工人的不幸，我都预料到了，但我不能不留在那。”“你怎么预料到的？”“没什么，就是我这个人所抱的观念，与那个时代，那种狂热及疯癫是不相容的，我命中注定有这么个结局--甚至算命先生事先也给我这么算定了。这就是我的职业病，因为我是个医生。”厉大夫很冷静地说。“那么，在预见到日后这么多年工人的不幸之后，你当时还要留下来，而且，你刚才还说，不得不留下来，又是为什么呢？天平两方的份量，难道你不清楚么？”“不，我清楚，但我只能留下来。”
“为什么？”厉大夫沉吟了好一阵，说：“不能直面鲜血淋漓的现状，就更谈不上直面未来。我无权逃避身边的责任而去……一个人是永远不能说这样的大话的--只要他是一个人，哪怕他号称领袖什么的，就认为自己可以见死不救，反而说日后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他的拯救--那是伪善，是谈不上真诚的。我的悲剧就只在于我仅仅是一个人，而不是超人或别的，所以，我只能做一个人当时所能做到的。心灵的天平上有另外不同的砝码--不，那不能用砝码来代替的……所以，我只能有这样的选择，我留下来了，我服从命运在当时悲剧性的导演，否则，我就不是我。”那人无言以对了。厉大夫荷着药锄，倏忽而去，仿佛似一片云，消失在迷茫之中。那人揩了揩双眼，什么也见不着了。也许，这是个梦……其间，并无任何玄机。所以，厉大夫并不曾回答他的问题……梦从来只是心理的一种渲泄，它不可能回答出任何具体的问题，梦--只能是闪烁其词，当你以为已快捕捉到什么之际，它却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如你在梦中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想再亲近一点，却可望不可及了。为回答自己的问题，那人在非梦的境地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与漫长的时间，梦中的一瞬竟是世上的千日……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人对厉大夫的“猎奇”开始吧。圣殿！
作为那个狂热、疯癫的时代的罪人，厉大夫的重新出现，也仍旧是一个罪人的身份。“罪人”的烙印，在他也许是永远也消除不掉了的。在那片原始蛮荒的土地上，他整整消失了十多年的时光--别忘了，他是六十年代末被判的刑，刑期为十年，另外，还得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这漫长的十年间，包括他最亲密的人--过去的妻子，也力图把他忘却掉，别的人就不用说了。不管他刑满后是否能回来，这个人是完了，在这片土地上不复存在了。我们习惯说的“完了”，就是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政治生命，在人生舞台不足以再扮演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这是中国特有的概念，不妨先在这里加个注解。所以，他的重新出现，仍是个“罪人”，就不足为奇了。十多年了，世事沧桑，当年仅几千人的金属公司，如今已有上万之众，鸟枪换炮了。当年仅是科股级的医院，现已是处一级了。这对厉大夫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何况当年在这里出事的野战部队，那时尚在“同志加兄弟”的友好之邦的边境上打美国飞机，而今，却得在边境上与这个“友好之邦”交起火来，当年并肩抵抗外侮，而今却已彼此你死我活了……谁要是一觉沉睡上十多年，再一朝醒来，准要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而厉大夫这十年，在远避尘寰的劳改队里生活，出来后，也会如此么？但是，让人大吃一惊的却是他本人。他再度出现，是在市委机关的材料里--关于社会动态的材料里，这材料，一直摆到了市委书记郑明丰的办公桌上。
材料是西南有色金属公司写来的。这个西南有色金属公司近来可是出了大名的，它的办公室主任，说是经党委批准，另外成立了一个“经济开发公司”，利用各种合法与非法的途径，经手钢材、水泥、汽车等价值数百万的物资从中靠转手倒卖获得了近百万的暴利，市里不得不让该公司认真整顿、检查，可最后，却交上来这么一份报告。报告可谓与“开发公司”一案风马牛不相及。报告向市委“揭发”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案件--一个非法行医的“地下诊所”。而这地下诊所的黑头目，竟是那位在该公司消失了十多年的厉咏时大夫，一位据称是劳改刑满释放、尚未恢复政治权利的家伙！他就是这么以罪人的身份重新出现了！显而易见，这号“地下诊所”，理当在取缔之列。厉咏时自然又一次面临重新坐牢服刑的可悲命运。他可谓不知改悔了。只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是首次去作调查的人的笔述--“地下诊所”？顾名思义，这便是一个非法行医、不曾取得营业执照的黑诊所。关于它，众说纷纷，有说它的主持者是个劳改释放犯，其老婆又是个淫荡的女人，其部属竟有当年杀人越货的老土匪，他们借行医大搞迷信行骗，收取高额酬金；可也有的说它并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是开展科研活动，所以并非经济单元，无须执照之类，主持者只是一位不问政治的人道主义者，他根本不懂得任何经济法规。很多人把它归于当前经济改革当中出现的新问题。笔者奉命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查，竟意外地发现，它绝非一种经济现象，恰恰相反，却是我们政治生活中遗留下的一个独特的，奇异的肿瘤。
至于这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笔者则不敢妄加断言。但肿瘤毕竟是一种不正常的增生物。医学上的肿瘤，迄今未能找出形成的原因。我们也无法对“地下诊所”作出诊断。但是，把调查材料翻来复去，读了又读，竟觉得当中有那么些新的东西值得人们去咀嚼、去探究、去思索。犹豫再三，还是认为值得公诸于众。内中对有关人员的口述作了实录，好使读者更有实感。因此，对各人加了一些必要的介绍，未免有些唐突之处，但均已取得各自的谅解。这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回声。它记叙了当代中国，这几十年间，一位医生，一位不可避免地带有本行业“职业病”--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医生的升迁沉沦，悲欢离合。对他，这种种遭遇，似乎是命中注定了的。今后是否能摆脱其多灾的命运，则难以预料。我们只能说到今天为止……这份调查材料的开场白，笔者可谓闪烁其词，不甚了了。但倾向性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只是，“人道主义”这个词，迄今仍属否定与批判的范围之列，冠之于他头上，实属不祥之兆，由此，便开始了他又一系列不幸的遭遇。仍是“命中注定”么？市委郑明丰书记，是位老同志了，也许对这个问题吃不准，也许还有别的什么难与人言的原因，在收到这么一份模棱两可的报告之后，便将其束之高阁，采取“无为而治”的方法，也许是打算听其自然发展，自生自灭，或者到一定时机，再切开这个脓包……但西南有色金属公司却没那么心平气和，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飞来：《关于“地下诊所”强行租赁农村民房、不付租金的调查》《关于“地下诊所”费用的非法来源调查》《关于“地下诊所”……的调查》.
但郑明丰仍稳坐钓鱼船，照旧把报告锁进了抽屉里。他也许深得老庄哲学的妙诀，已经达到了涅的境界，“烦恼不生，好丑现前，心安如海，妄想都尽，无诸逼迫”了。自然，他曾担任过这该公司的第一任党委书记，所以，对那里来的报告，稍有怠慢也没什么要紧。但他不是个官僚主义者，要是别的报告，他早就调查批复了。他的心思究竟如何，谁也弄不清了。可没料到，不是这接踵而来的报告使他对“地下诊所”不得不表示关注，而是一点很小的，很意外的原因，竟使他也隐进了这“地下诊所”一案中。--惹事的，就是“梦”见厉大夫的那个人。那个人，是市委机关的保健医生，新来乍到，才二十来岁不到三十，他有什么本事，竟会使善于以不变应万变的郑明丰陷入万劫不复的案件之中呢？且让他慢慢道来吧。我姓石，小石头的石，是个俏皮鬼。我打定主意要与你相识，我就非认识你不可。假如找不到介绍人，我也有办法，说不定哪天，我在街头闷头闷脑地走着，一头撞到你的身上，连声道“对不起”，而且非把你拉到我的诊所贴上两块伤湿止痛膏，这样，你就不得不认识我了吧，而我就也认识你了。这当然是迫不得已的，最不是办法的办法。高明的法子还多呢，舞会、宴会、什么场合不可以利用？对不对？打毕业分配到这里四、五年光景，我就连市镇里任何一个小诊所里的小护士名字，都背得滚瓜烂熟。早在学校里，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半个外交家”的绰号。小地方，连病也少，尤其是机关里的保健医生，更落得清闲，头三年多，我就是翻翻小说，听听唱片过去了，谁也不管我。可这两年，打新来的市委书记郑明丰一上任，我却感到不行了。不说老郑是个病体子，常让我操心；倒是他的脾气，让我受不了。
动辄就让我上落实政策办公室去……我不过二十来岁，有什么政策可落实的？文化革命武斗年月，我不过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啥也不懂……不，倒不是给我落实什么政策，而是让我给人家落实政策……笑话，我一个半桶水医生，手中无权，有什么可给人家落实的？原来，郑明丰是让我给一些在十年浩劫中受到折磨，一直在申诉的人检查身体……其实，他也是多此一举，把申诉批转一下，加那么一行字，说明申诉人身体不行，请单位给检查一下，而后送去疗养不就是了？但郑明丰偏不，我一提出异议，他便斥责道：“小石，你还年小，不识得世态炎凉。这些人翻山越岭到这里申诉，就证明当地领导对他们漠不关心……对他们的政治生命尚且如此，那么，身体状况，更没人过问了……如今，积案如山，你去谈谈，只怕是顽石也得化开。”
我自然无话可说。谁叫我姓“石”！而后，果然还在“落实办”里抢救了好几名生命垂危的申诉者，我更一话不说了。从申诉人的病状看，我开始懂得了郑明丰那颗拳拳之心。不过，市委的医药开支却急骤提高了。我手下，开了几十份工作证明，几十份疗养介绍信……末了，我对郑明丰说：“现在，你该关心关心自己了！”我说这话时，已是一九八零年底了，山城里落实政策的工作很有起色；落实办门口不再有长龙似的人在排队……可是，郑明丰却说：“我的身子，只怕是落实不了政策啦……打在监狱里开始，一直低烧，咳嗽，出来后，也让一些有名的医生看过，五、六年了，从未治疗过，好在还不碍事，不算什么，将就将就算了。”尽管他这么说，可我看得出，他一天比一天消瘦、苍老了，为了提神做工作，白天是一大杯一大杯的浓茶，夜里又到我这里讨安眠药。遗憾的是，我这个“文革牌”的保健医生，只管得小病小痛，这几年自修了一点，却一下子成不了专家，也无法给他确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无济于事。时间一长，我就存下一段心事，得设法给郑明丰找个中用的医生……去年一开春，我便在同行中听到了一些消息，说是不石林那边一个金属公司，有一位医道高明的好郎中，市镇里有不少久病不起的患者，哪怕付上十块钱的打轿费，也非得去转一次不可。
说也怪，让那位医生看过的病人，不说病愈，可大都面有喜色，精神愉快，从而日见好转。一传十，十传百，都传得神乎其神了。自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我在市委机关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医生是个劳改释放犯。擅自行医，而且公然冒天大之大不韪，办了个地下黑诊所，收高额的诊金，可谓罪上加罪。至于医术，也不怎么高明，无非是懂点APC，再加上几分迷信行骗，故弄玄虚……由此，机关里有的干部义愤填膺，口口声声说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党的领导示威，是搞资本主义经营，必须依法取缔。我是个懂医的，只问医术不问政治，人家有本领，就让人家干得了，能多治好几个人，总归对社会有利，何苦去干涉人家呢？因此，我对机关内的议论充耳不闻，却留心搜集有关这位郎中的各种传说。人嘛，讲究个精神因素。这些传说中，甚至带有点迷信色彩，说什么这个郎中掐一掐，抹一抹，人的元气就立即复苏……作为一个医生，我当然不信这一套。我仅仅是从病人得到精神满足这点上解释某些好转的变化。
碰机会，我也接触了好几位病愈了的患者，一打听，那郎中在诊断上倒还是很讲究科学的，开的药方，也不无道理。我在心底暗暗有些佩服了。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犯不上同行生嫉妒……当我打听了郎中的尊姓大名之后，便找了郑明丰，想让他也去诊断一下。可是，当我一说到这位郎中叫“厉咏时”之际，郑明丰脸色骤然变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当时，我并不知道金属公司三番五次向市委打了报告，要求取缔这个诊所；其实，就算知道，我也不在乎，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莫非个人看法还得“少数服从多数”、“服从组织”么？这一套，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早吃不开了--过去，也许是单一的信息途径，决定了一个人的服从及奴化，而今，全信息的途径，全方位的外交，使得每个人都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多多少少洗去了人们身上的奴化的色彩，于是，我只这么说：“同行中听到的。”“嗯，算了，没必要……干嘛兴师动众……这个人，也治不好我的病。不用去找他。我的病，我算是认了，也不打算治……”我吃了一惊：“你知道他？”“我是这个市里的老人了。”郑明丰含混道。我曾与我的朋友打过赌，无论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圣人，也难免摆不开个人的好恶，在处理任何问题上不带丝毫个人感情因子，别说哈姆莱特的“恋母情结”、拿破仑与他的情妇这类重大的事例了。可我的朋友不信，非说圣人与领袖均是趋功利越情感的，否则成不了大事。
后来，我差点认输了，因为我身边这个郑书记似乎就是这类圣人，看不出他有任何个人的利害关系。所以，今天，突然察觉到他不过也是个凡人，我心里很是高兴，原来他也有个人的好恶，我又赢了。但我还是很不放心，一再追问：“你了解他么？”“不要问了。”“你仅仅是从大局出发，或者是宏观出发？”“小鬼头，你扯到什么上面了？”他笑了。他自然是不明白我的用意--这一来，我便排除了他那种“神圣”的因素，只余下他个人的东西了。显然，在说这事时，他的脸上表情瞬息万变，有时还背过身子去，不让我看出他的情感来。我稳操胜券了--看来，世上绝无我的朋友们所说的圣人。本来我还想步步紧逼下去的，偏偏这时身边却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又恰巧是金属公司现任的党委书记，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项尚梁，一副正人君子样子，衣装笔挺的，不知怎的，他一开口，我就对他没好感--我可是相信直觉的，直觉从没欺骗过我，他在旁插了嘴：“这个厉咏时么？问我好了，我再清楚不过了，无非是三百斤的野猪，一张寡嘴，恕我说得粗俗，我对他用不上什么文雅的词藻来。江湖骗术加上一点科学词汇，唯心主义加上科学的标签，大杂烩。他擅自行医，本身就是违法的。这人劳改过，又不好好清洗一下思想，还想借改革之机哗众取宠，崭露头角，真是痴心妄想。如果不赶上如今这年头，只怕牢房里早就有他又一个位置了。”我也没客气，还他一个白眼，不搭理他。
郑明丰看看他，又看看我，摇摇头，才对他说：“这个事，我看你们未免有点神经过敏，操之过急了吧？结论不妨迟一点下……倒是你们那个‘经济开发公司’，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清理上报？”我又高兴了，郑明丰这下子可点了穴，开发公司的事，我早听说了，群众反映实在太大，可金属公司却始终按兵不动。“这个事，我们党委负责便是，不必惊动市委了吧。”项尚梁瞥了瞥我。他分明嫌我在这里碍事，我偏不动。“你是说，这是党委批准的？”“何止是党委批准，干部经商，上面也有精神。”“这我知道，可现在有错必纠，让你们清理还是应该的，你们怎么能丢了西瓜拣芝麻，拿个诊所来搪塞？这种官商作风，是封建权势与金钱的勾结，腐蚀作用极大，比资本主义更为落后与腐败。巴列维搞改革，不就是皇亲国戚拿回扣拿垮了个江山么？那位厉大夫，有一技之长，还是得让他发挥，我并不是袒护他，没必要。”郑明丰看看他，又掉过头来，对着我说：“小石，你不用去找他。我不去，你也不要私自去寻他，明白么？”“我不明白。”毕竟是年轻人，我说的直。“以后再告诉你。反正，我不允许你去找他，这是命令。”郑明丰半带笑地说，等于下了逐客令。我只好应允了，出去了，后面不知他们又谈的什么。可是，日子一天天地过，郑明丰的病也一天天地加重。作为保健医生，我恨自己的无能，更深感自己的责任。市里工作繁重，往省里开会，郑明丰总是匆匆来去，我陪着他，几次试图拉他上省医院去检查，都没“得逞”。末了，我终于下了决心，先去单独拜访一下那位厉咏时郎中--当然，这是瞒着郑明丰的。
趁机关有小车开往那个矿山。我跳上车，便去了。可谓神不知，鬼不觉。那个矿山的医生，按理，我是百分之百地认识的。可这个厉咏时却不知是从哪拱出来的，过去从未听见过。车过山梁，我在寻思；车下深谷，我仍在揣测。从药方上看，颇有中、西合璧的味道。是半路出家，还是科班出身的呢？一概不得而知。深山里，秋色宜人，红枫满天，金菊遍地。风声飒飒，鸟语啁啾，令人神清气爽。车一到达矿本部，我也不道一声谢，下了车，便直奔矿医院。矿里几个熟悉的医生一听到我是找厉咏时，表情各异，或寻根究底，或沉默不语。“你找他？是郑明丰让你来的么？这可好了……不是？唉，人才倒是个人才，不得其时，不得其位也……他怎么会在矿部医院？领导会把他留在矿本部么？不把他发配得远远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