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寓讽刺于幽默
莱金对契诃夫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契诃夫天才的讽刺倾向的斗争，反对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显现出来的深刻的悲剧主题的斗争。那种讽刺倾向跟保护“小人物”，跟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莱金希望安托沙·契诃昂泰只能继续做一个幽默家。然而契诃夫在自己的保护“小人物”和讽刺倾向方面成了果戈理和谢德林传统的继承人。
契诃夫在跟《点滴》合作那段时间，就表现出三种突出的艺术倾向，他用幽默小品和轻松喜剧，把欢快的、亲切的、善意的幽默奉献给读者。与此同时，契诃夫的讽刺小品也逐渐显现出光彩。从那时起出现了一些文学小品，既不能直接纳入幽默体裁，也不能直接纳入讽刺体裁，在那些小品文之中讽刺或幽默的色彩已经不占优势了，作家企图创作呈现生活各种色彩的现实画卷，而喜剧则仍然向深层发展，成为他的作品中的“一股暗流”。
契诃夫以一个讽刺作家和幽默作家的面貌开始自己的文学道路，而以天才的抒情讽刺喜剧《樱桃园》结束。他对自己天赋的喜剧才能坚信不渝。而他创作中的三种倾向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的。那些可以算幽默作品的有：《带低音提琴的爱》《江鳕》《坏孩子》《约会虽然实现……但》《中伤》等。而《小公务员之死》《包打听》《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等则属于讽刺作品。
契诃夫的幽默作品自然能引起读者的深思，给读者以启迪，但不能激起读者对小人物的敌人的蔑视、仇恨、愤怒，而那时他的讽刺小品则能激起这种感情。
1880年3月，契诃夫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以后，接着在轻佻的《蝉》的页面上出现了一篇小小说《为了一个苹果》，署名是：安托沙·契诃昂泰。20岁的作者揭露性、民主性的激情在这篇小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以极厌恶、极憎恨的感情描绘了一个地主的典型：
一位名叫特里丰·谢梅洛维奇的地主在自己的花园里惩罚热恋中的一对情人——青年农民小伙子和姑娘。因为小伙子从地主的苹果树上给自己的恋人摘了一个苹果，这个卑鄙无耻的老家伙产生了对两位恋人进行卑鄙惩罚的念头。他逼迫小伙子讲故事，逼迫姑娘读祷文。然后命令姑娘抽打自己的未婚夫，命令小伙子抽打自己的未婚妻。他表现出非常心满意足的神态，因为他成功地损害了人的感情，践踏了人的心灵，凌辱了人的人格。
“你们可以走了，亲爱的，再见！送几个苹果给你们做婚礼。”
初出茅庐的作家的这篇小说，离成熟艺术还较远，但对典型人物和欺侮人的整个场面的描写极富表现力，已经显现出他的讽刺天才。在随后几年他迅速成长，在幽默和讽刺作品方面进行了很有特色的创新。
《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是契诃夫讽刺题材的光辉之作。可以与果戈理和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并列。“普里希别耶夫”这一形象，可以与世界讽刺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并列。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只是一幕短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以一个编外警察、社会秩序的自愿维护者、自愿告密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面目、他的性格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他的形象成了一种象征：厚颜无耻、愚蠢自负、无知自信、妄自尊大、蛮横无理、傲慢骄横、蔑视人民、粗暴荒唐，喜欢插手别人的事务，企图阻止、压制一切生机勃勃的事物——是那个时代企图“冻结”国家生活运转的一切反动势力的象征。他的古怪行为形成了普里希别耶夫癖，不仅是可怕的，而且在人民眼中是可笑的。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其艺术技巧达到了何等高度！
契诃夫在给莱金的一封信中说，他羡慕莱金比他出生早，赶上了60年代，那时可以自己呼吸，书刊检查没有这样凶，真正的讽刺作品能够存在。其实，契诃夫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在波别多诺斯采夫时代恢复了俄罗斯讽刺文学的进步传统。他在《点滴》《蝉》《消遣》几个刊物上巧妙地抨击了社会荒诞现象。还是20多岁青年的契诃夫就成了俄国人民及其文学道德力量的化身。这新一代文学甚至在最黑暗的当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巧妙地找到了不断反对黑暗势力，反对谎言和压迫，争取正义和自由而进行伟大斗争的机会。
契诃夫的讽刺经常以幽默的形式出现，把讽刺隐匿于幽默之中。这是契诃夫的独创。跟果戈理和谢德林不同，他们以讽刺形式出现，把幽默融入讽刺之中。如《戴假面具的人》《人犬对话》《婚礼》都可以说明这个特点。
5 悲剧和喜剧的交叉
把幽默和讽刺、喜剧和悲剧融合和交织为同一种不可分离的艺术整体，是契诃夫文学革新的又一大贡献。
契诃夫常常把卑鄙庸俗行为放到悲剧中去表现。有一篇短篇小说既具悲剧性又具讽刺性。
《柳树》写的是一桩抢劫杀人案。
一辆邮车通过某地一条驿路。在一个偏僻地方，马车夫趁邮务员打盹的当儿，把他打死了，将一袋贵重邮件扛到离驿路不远的一座磨坊旁的大柳树下，塞进柳树的洞里，然后匆匆跑回邮车旁拿锤子朝他自己头上打了两锤，弄得满身是血后打马飞奔，边跑边喊：杀人了，救命啊……
这件事被在磨坊旁打盹的守磨老头看见。过了两天，老头带上邮包到城里去报案。他进了第一个衙门，当官的把邮袋拿进一个房间去关起门来检查，然后对他说：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应到下街去。老头接过邮袋感到轻了许多，“里面的东西少了一半”。他到了下街衙门，一位文书把邮袋交给一位胖子长官，胖长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出来对文书说：邮袋是空的，不过你告诉老头，他可以回去了，要不然就把他扣留起来。
到了秋天，马车夫到柳树下取邮袋，发现洞里空空如也，便去问守磨坊的老头，老头说他送到城里衙门去了。马车夫将老头狠揍了一顿，以后就留下来跟老头住在一起。
由于良心发现，马车夫日夜不安，便请老头带他去城里自首。到了下街衙门，马车夫跪到胖子长官面前认罪。长官吃了一惊，说：“你干吗诽谤自己，傻瓜！你喝醉了，混蛋，这样反而会把事情弄乱，罪犯始终没有找到，就是这么回事，滚出去。”老头向胖长官提及邮袋的事，长官哈哈大笑……
马车夫只好跟老头回到柳树下去。过没多久，马车夫受不了良心折磨，便跳水自杀了。
在这篇小说里，一方面是犯罪。罪犯良心上受着折磨，迫切要求赎罪；另一方面是果戈理、谢德林式的讽刺官老爷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作风。他们没有给车夫不安的良心赎罪的机会，而导致他自杀。喜剧和悲剧，讽刺和幽默的交叉构成了小说的基础。这样的交叉既令人发笑，又令人悲伤。这种交叉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生活中就有许多这种发笑和悲伤交叉的现象。把喜剧和悲剧，讽刺和幽默燏合为一体，目的是为了更真实地表现生活。
契诃夫当时说：“在生活中一切都掺合在一起，深和浅，大和小，悲剧和喜剧。”他认为必须跟一切陈规旧习分手，他呐喊着：“需要新形式，需要新形式！”
在俄国文学中悲剧和喜剧往往是互相转换的。在契诃夫的前辈果戈理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喜剧向悲剧转换的情况，笑是饱含着泪水的。果戈理说过：这世界安排得很奇妙，欢乐转瞬变为悲伤。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悲剧向喜剧转换的例子也不少。两位作家都善于发现悲剧中的喜剧，喜剧中的悲剧，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在他们的滑稽天才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当其在欢笑中展现悲伤，在悲伤中展现欢笑时，俩人都显得很忧郁。
6 确定新的描写对象
在80年代，新一代大众读者期待着文学作品能帮助他们深刻认识现实生活。契诃夫这一时期的创作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渴望。契诃夫是以描写普通人即平民为主人公的新文学的创造者。在契诃夫80年代的每一篇幽默故事中，读者都听到真正的人的心灵的低微的叹息声。在那之前还没有人对普通人生活中悲剧的琐事理解得那么清晰入微，能那样毫不留情地、真实地给人们描绘出小市民日常的浑浑噩噩的状态和他们生活中丑陋而悲伤的情景。
还在早期的小说中，契诃夫就表现出小人物的朋友和帮助者的姿态。
1883年写的短篇小说《公山羊和小姐》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一位“仁慈的老爷”，长得肥头大耳，油光满面。一天晚饭后他正感到烦闷无聊，这时一个穿着十分朴素的姑娘来到他身边。她胆怯地请求老爷给她一张火车票，以便不花钱回到乡下去看她得了重病的母亲。因为她听说这位老爷乐善好施，经常发这种火车票。“仁慈的老爷”很想寻欢作乐，消遣烦闷，便跟姑娘闲谈。他问姑娘在哪儿做事，有多少薪俸，未婚夫是什么人。姑娘非常轻信，便将自己的全部生活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并念了父亲给她寄来的信。交谈进行了很长时间，已经夜里八点钟了。这时“仁慈的老爷”站起身来。
“剧院里戏已经开演了……再见吧，玛丽·依裴莫芙娜！”
“那么我指望的事能成吗？”姑娘问，也站起身来。
“什么事啊？”
“你答应给我免费火车票呀！”
老爷一阵哈哈大笑，向姑娘解释说：你搞错了地方，走错了门，能帮助你的是铁路工作人员，他住在另一道门里。
在隔壁人家的门口，开门人告诉她，那人八点半已经去莫斯科了。
富人们的卑鄙行为及其对小人物的冷酷蔑视态度，通过安托沙·契诃昂泰这位不妥协的揭露者的笔表现出来了。
契诃夫是描写普通人生活的艺术家，他成了读者、成了渴望有讲述自己苦难生活的文学的小人物最亲近最需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