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在作品中让现实本身说话。他曾告诫女作家阿雅洛娃，避免使用富有怜悯心的词句：作家的怜悯心是那么软弱无力，以致使读者对主人公的怜悯之情化为乌有。他认为在小说中话犹未尽比话说过头好。如果作家本人已经说出了对主人公怜悯的话，那结果是作家代替了读者做这件事；读者已经不必怜悯主人公，作者已经预先“表达”了读者的感情，却没有给独立自主的读者留下参与共同创作发表自己感受的机会。像《哀伤》、《万卡》这样的小说，作家没有流露点滴的主观情绪。作者的描写越是客观，其艺术感染力越强，越能引起读者的强烈感受。
4 高超的写作技巧
在小说中，常常有抒情描写，契诃夫创造了抒情的新形式，即把抒情与客观叙述融为一体，而不是作者的抒情插话。这一点与契诃夫的前辈果戈理的抒情形式是不同的，果戈理作品中的抒情使人感到是抒情插话，跟叙述的整个过程缺乏内在联系。在短篇小说《峡谷里》，对莉帕和她母亲的感情和希望，契诃夫是这样表达的：
“于是一种无法慰解的悲痛之情向她们的心上袭来。可是她们觉得好像有人从高高的天空，从布满星星的蔚蓝的空间瞧着下界，发现了在乌支列耶夫地方发生的种种事情，留心地瞧着，而且不管灾难有多大，夜晚仍然是恬静的，美丽的。在上帝的世界里，现在仍然有正义而且将来也会有。这样恬静而美丽的夜晚，人间万事万物一心等待着跟正义融合为一体，就像月光和夜色融合一样。”
当然，人间万事万物一心等待着和正义融合的想法，仍然是作者的“抒情插话”，可是使人感到不像是插话，而像是人物自身感情和思想的自然流露。
契诃夫是风景描写的大师，他写景的方法也是独具一格的。
写景在契诃夫作品中起着与众不同的作用，常常是对世人的生活本质上应该是这般美好的提示；是对生活中丑恶现象的谴责；是一篇审判词；是一篇主张美终有一天会在人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宣言，是焦虑，是悲伤，是希望。契诃夫的景物描写，预示人间有的但被压抑被损害了的和应该复苏的那种美的事物。
在小说《暴发》中当大学生华西里耶夫对解决常有的然而带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不知道“做什么”而陷入绝望境地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深夜，大学生们行走在特雅尔斯基大街的林荫大道上，他们中之一，艺术家、美术雕塑专科学校的大学生，低声哼起《鱼人公主》中的歌曲：‘无意中来到愁人河岸……’”
这时传出了雪的旋律：
“好像感觉到白皑皑、毛茸茸的初雪”。华西里耶夫“喜欢……雪，惨白的路灯光，行人脚掌在初雪上留下的黑色的深深的印痕，他喜欢天空，尤其是那晶莹的、温柔的仿佛少女般情调的天空。这样的情调在自然界一年里头只能看到两次：即在一切被雪覆盖的春日明媚的白天或月夜，在大河里坚冰已经破裂的时候。”
然后雪的主旋律从明亮的、纯洁的变成幽暗的、愤怒的，发展到成为令人不能忍受的凌辱，连那“晶莹的温柔的纯洁的仿佛少女般情调”也被凌辱了。一种与初雪形象相关的思想，通过诗一般的城市夜景和深沉的音乐美的描绘，生动地体现出来了。
风景描写的方法，在契诃夫的创作中也具匠心独运的特色。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谈到自己风景描写的原则。他说为了写月夜，只需写堤坝上碎玻璃瓶颈闪闪亮光，磨坊车轮的阴影显得很幽暗就够了。在小说《狼》中只一两句话就勾画出月景。在《海鸥》中特里普列夫嫉妒有经验的作家特里戈宁时说：“特里戈宁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方法，他感到很简单，在他的堤坝上碎玻璃瓶颈发出白光，磨坊轮叶的阴影显得很幽暗——于是月夜就描绘出来了……”
这一切都是在创造新风格。为着创造自己的新风格，契诃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了保护被现实压迫的真正的人，为了在复杂的困难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俄罗斯文学最优秀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生活真实，必须创造出最好的艺术方法。从初出茅庐起契诃夫就为这个目标所吸引，短短两三年时间，他就完成了文学上的这个革新过程，成为了成熟的新一代艺术大师。
5 创作的无限信心
契诃夫188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期间还结识了新闻界巨头、当时最大的一家报纸《新时代》的创始人兼社长阿列克西斯·苏沃林。苏沃林曾读过契诃夫的作品，早有印象，所以一见面就邀请契诃夫跟他的报纸合作，并许诺稿酬从优，每行字12戈比，这对经济仍然困窘的契诃夫来说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新时代》上不断出现契诃夫的作品。
这一年城市流行伤寒病，莫斯科也异常猖獗，这对契诃夫的整个情绪有很大影响。他因为身体不好，十分害怕染上这种病，他心想如果他得了这种病，是难以幸存的，对他的家将是极大不幸。他整天忙于诊治病人，即使有点闲暇时间，也很难集中思想去写作，因为他新居的楼上是一家餐馆，整日喧哗声，乐音声，喊叫声，碰撞声不断。而且他觉得身体虚弱，精神疲倦，头脑迟钝，昏昏沉沉。尽管如此，契诃夫还是完成并发表了多篇小说，如《万卡》《忙乱》《阿妞达》《阿哈菲》《噩梦》《圣诞之夜》《熟悉的男人》《合唱队员》《教师》《马姓》《猎人》等。
在这种心情之下，契诃夫对文学有点信心不足了，他向作家比利宾表示将来有一天跟文学告别，终生从事医生职业。然而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赏心乐事来到了契诃夫身旁：从彼得堡寄来一封信，那是大名鼎鼎、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当代著名的《安东·戈列梅克》的作者，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俄罗斯著名作家的朋友）写给他的。格里戈罗维奇在《彼得堡新闻》上读到了契诃夫的《马姓》和《猎人》两篇小说，很欣赏他的才华，出于爱护人才的责任感，便像40年前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给契诃夫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他的成功。信中写道：
“我读过你以契诃昂泰别名发表的作品，我很喜欢你最近发表的《猎人》，你具有真正的才华，一种使你远远高于其他年轻一代作家的才华，……这是真心实意的……每当我发现新生事物和优秀人才时，我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我向你伸出双手。”
这位文学界的老前辈，接着勉励契诃夫，不要为一些琐事分散精力，要尊重自己的才能，积蓄力量，用于“真正的艺术创作”。并说：“切忌匆忙下笔，我不了解你的经济情况，如果你的经济条件不好，宁可挨点饿……要注意使你的作品成熟、完美，不要一口气写下去，而应该在最富灵感性时进行创作。”并指出《点滴》《好逗乐取笑的人》与伟大的文学作品极不相称，劝他不要借口写实，就在文章中加进“色情”描写。格里戈罗维奇还建议契诃夫，下一个文集《故事集锦》一定要用真实姓名出版。
在契诃夫的生活里，任何一种厚爱都会使他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受，何况他性情孤僻，评价自己创作活动的意义十分谦虚。而那时一位公认的文学家忽然寄去一封慈父般温暖的信，很明显对契诃夫产生了巨大影响。
契诃夫怀着激动的心情和谦虚的态度给格里戈罗维奇写了封回信：
“我亲爱的，我最亲爱尊敬爱戴的人，您的信像雷鸣闪电一般触动了我。我激动万分，我几乎哭出声来。现在，我感觉到您的信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好像有点晕头转向了。我无力判断这种最高的褒奖我配不配得上。我只能重复说，您这封信像雷鸣闪电一般触动了我。
“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天赋，那么在您纯洁的心灵面前我得忏悔，因为迄今为止，我很少珍视它。我觉得天赋我是有的，但我一贯认为我这点天赋微不足道。由于纯粹外来的原因，使得人对自己不公道，怀疑自己，看不起自己。现在想起来，在我的生活中，那种原因实在多得很。凡是跟我亲近的人都以鄙夷的态度对待我的创作，并不断以关切的心情规劝我不要为了粗制滥造的文章影响正经的工作。在莫斯科我有几百个朋友，其中二十来位是从事写作的。但是，我记不起哪些人欣赏我的作品或把我视为艺术家……过去五年中我辗转于各家报刊之间，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没有文学价值，没过多久我就接受了这种看法，并习惯于对自己的写作采取马虎态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是医生，整天忙于给人治病，有一则追赶两只兔子的谚语，对我正合适，我被剥夺了睡眠时间，比任何人都多。
“我写这些话惟一的目的是在您面前稍许为自己的严重缺点作些开脱。迄今为止，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态度十分轻慢草率，马虎随便，很不经意的……我在写作时尽量不把我珍爱的形象和场面用在一篇小说里，我反而把那些场面珍藏起来，天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在回答格里戈罗维奇要求他放弃定期约稿，哪怕挨饿也不要把才能浪费在意义不大的幽默作品上时，契诃夫写道：“我不反对挨饿，我过去曾经挨过饿，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没有告诉格里戈罗维奇他本人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情况，他不能使这一大家子人挨饿。
在这封信中，契诃夫一点也不原谅自己，就像他经常严厉地自我批评那样。这是他极谦虚的表现。实际上到当时为止，他已经是多篇精彩的不朽著作的作家了。
格里戈罗维奇的这封信是对契诃夫文学创作天才的极高的颂扬和褒奖，从而使契诃夫心里激起了对自己才能的无限信
6 严肃的写作态度
契诃夫创作初期，直接跟他亲近的人，只是小报记者，为资产阶级报刊写稿糊口者，期刊的技术工人。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说：“小报记者，其实‘只不过是骗子’。”他既为处在这一伙人中间感到难过，又不得不跟他们握手。他忧郁地揶揄说：“据别人说，从远处看我像一个扒手，”接着他表示坚决相信：“我早晚得跟这些人分手。”“我是一位记者，因为我写了许多东西，但这是暂时的……我不会以写作为终生职业。”
现在，他这种理想终于实现了，格里戈罗维奇向他伸出了双手，帮助他跨越了这个理想的分界线，脱离了庸俗文人的队伍，进入了俄罗斯最优秀的作家的行列。
然而契诃夫那种谦虚的性格丝毫未变，荣誉并没有使他晕头转向，反而增强了他对文学，对读者的责任感。
当他明白并相信自己有才能时，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荣誉，当相信自己具有影响人的心灵的天赋时，他想到的是他可能带给人们好处，也可能带给人们坏处。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说：“而我则因至今仍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地写作而感到羞愧，如果我知道人们在阅读我的作品，我决不会按照约稿规定进行写作。”他对《点滴》编辑、作家比利宾说：“以前我不知道他们阅读评论我的文章，我写作时泰然自若，就像吃甜饼一样，现在当我提笔写作时，我感到很害怕。”“感到很害怕”，这是他责任感的极高的表现。
契诃夫这种责任意识，在1883年的一篇小说《玛丽亚·依凡诺夫娜》中有充分表现。在那篇作品里他直接发表了对作家责任的意见和箴言：
“……我们这些人都是搞幽默文学的。例如，我们都因为莫斯科儿童医院被迫关门而那些凡人仍然在收受贿赂而陷入悲伤之中，简直像在读果戈理的小说。如果我们现在向这样的悲伤让步，为了等待开一家新的儿童医院而停止写作，那么所有当前的整个幽默文学就会停顿。
“这种文学是不能停顿的。虽然它短小又平淡无味，虽然它不能引人发笑，引人发怒，引人惊讶，但它仍然存在着，而且在发挥作用。没有这种文学是不成的。如果我们离开，放弃战斗园地，哪怕一分钟，那么立即有一批戴着蠢笨的尖顶帽的小丑来接替我们，立即有一批按‘左！右！左！’口令描写荒唐爱情故事的挂着马铃铛的贵族士官生来接替我们。”
“我还是要写的，哪怕妻子变节，哪怕害着疫疾，我还得写。我要尽我所能，尽我的才智，不断地写下去。”
莱金非常讨厌契诃夫对读者的这种态度，他给契诃夫写信说：“你的小说《玛丽亚·依凡诺夫娜》，我在《点滴》里找不到刊出的合适位置，请你见谅，但这篇小说写得很隐讳，我只好从《点滴》中剔除。”
然而契诃夫并未向莱金屈服。现在比以前更勤奋，更紧张，更严肃地写作。由于自己新的地位，由于对自己和对写作的新态度，他不能不这样。他给朋友写信说：“过去我写东西好像鸟儿唱歌一样。”“我坐下来就写，写什么，怎么写，我很少考虑。故事自然地出来了，我像一头放到旷野上去的小牛，蹦啊跳啊，踢啊，滑稽地摇尾巴，摇脑袋，我笑，而且逗人发笑。”
他再也不能那样写东西了。他的创作活动，对他来说又快乐又苦恼，他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对自己所写出的东西培养了一种经常的不满。”三个礼拜来，我一直在从我自己身上挤出一篇小说来，我开始写了五次，也丢了五次，我唾痰，使劲写，细琢磨，骂街……”“我写得慢，写完一段就要停好久；我写，重写，常常没有写完，就丢掉了……”这种作风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