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和谐；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崇尚和谐，坚持“以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和分歧，用相互切磋来扬长避短，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性，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另外，“和”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心灵和谐。
富弼精诚慑契丹
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屡次侵扰宋朝，多次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契丹国主乘机派遣使者前来谈判索取关南土地。这些土地是后晋割给契丹的，后来被周世宗收复。
富弼奉命前往契丹，见契丹主开门见山地说：“贵国与我朝友好相处已有四十年，为什么今天突然有割地的要求？”
契丹主说：“是你们南朝先违背了盟约，派兵防守雁门关，增辟水塘，整修城墙，征调民兵，这是要作什么呢？我的大臣们请求本王立即出兵南下，本王对他们说：‘先派使者要求割地，若宋不答应，再出兵也不迟。’”
富弼说：“北朝难道忘了真宗皇帝的大恩大德吗？当年澶渊之役，若真宗皇帝采纳将军们的意见，北朝士兵谁能活着回去？再说北朝与我朝修好，君王可独享所有的好处，而臣下没有丝毫的利益。一旦双方交战，如果胜利，功劳归大臣所有；如果失败，君王却要承担战争中所有的责任。所以那些鼓励您用兵的臣子，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打算。我朝疆域辽阔，精兵百万，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定会获胜吗？就算侥幸获胜，阵亡的士兵，损失的战马，这责任由群臣承担、还是由君王您承担呢？若是两国修好，每年君王都可享有金银，丝绢的赠予，您的大臣能分到什么好处呢？”契丹国主大悟，连连点头称是。
富弼又说：“填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西夏的元昊；建造陵塘，开始于何承矩，发生在两国通好之前；其他诸如修城墙、战壕，登记百姓、征集士兵等，都是修补毁漏，并不是违背盟约的事。”
契丹国主说：“事情虽然如此，但关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土地，应当还给我们。”
富弼说：“后晋曾把卢龙割给契丹，周世宗又收复关南之地，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如果双方都要求收回自己的地盘，难道会对北朝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吗？”
富弼从契丹国主那里退出后，刘六符对富弼说：“如果我们国主耻于接受钱帛，坚持要割十县又怎么办呢？”富弼说：“我朝皇帝说为祖宗守卫国土，怎敢把土地给予别人？北朝所需要的，不过是赋税罢了。朕不忍心使两国的百姓死于战争，所以虽然不给契丹土地，却以增加钱帛来代替。如果契丹一定坚持要关南之地，这便是诚心要毁坏两朝通好的盟约，只是以此为借口罢了。”
第二天，契丹国主召请富弼一同去打猎，又对富弼说：“我如果得到关南之地，两朝便可永享欢乐和好。”富弼回答说：“北朝既然以得到土地为荣耀，南朝必然会以失去土地为耻辱。兄弟之国，怎么能够使一荣一辱呢？”打猎归来，刘六符对富弼说：“我们国主听到您关于荣与辱的谈话，感悟颇深，现在可以商量一下两国联姻的事情了。”富弼说：“婚姻之事，以后容易发生嫌隙。我朝长公主出嫁时，陪嫁不过十万缗钱，哪里比得上每年赠送给你们岁币所永远享受不完的好处呢？”
富弼回到朝廷，把这件事报告了仁宗皇帝，皇帝同意增加岁币。富弼又再次出使契丹。契丹国主说：“南朝既然增加了给我们的岁币，措词应当用‘献’字。”富弼对他说：“南朝是兄长，哪里有哥哥向弟弟献币的说法呢？”契丹国主说：“那么应当用‘纳’字。”富弼也不同意。契丹国主说：“南朝既然同意用重金赠我，就是惧怕我们，用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我们举兵南下，你们不后悔吗？”富弼义正辞言地说：“我朝皇帝同时爱怜南北两方的百姓，所以不惜改变过去的盟约，怎么会是惧怕呢？假如不得已，到了非用兵不可的地步，那么肯定会以是非曲直分胜负，那就不是本使臣所能知道的了。”契丹国主说：“你不要固执，这种事是古已有之的。”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时因为要向实厥借兵，当时增加的赠金有时称为‘献’、‘纳’。后来突厥首领颉利被唐太宗擒获，哪里还有这样的事呢？”契丹国主知道富弼的决心不可改变，就亲自派人去北宋朝廷商议。仁宗听众晏殊的建议，最后同意用了“纳”字。
富弼与契丹国主唇枪舌剑，往复再三，富弼句句占上风，而语气又极和婉，柔中有刚，使人容易接受。这件事情可以和李邺侯互相参看，富弼可以称得上是最善于言辞的人了。富弼第一次受命北上，听说家里有个女儿死了；第二次前往，得知夫人生一男孩，他都不顾。凡得到家书，没有拆开，就将它焚烧，并且说：“这些只是扰乱人心。”有这样一片精诚之志，自然不会辱没君命。
智囊
外交谈判是一种施展口才的语言艺术，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外交家常常能够透过辞令来解决军事上难于处理的问题。宋使富弼面对着贪得无厌、不断勒索的契丹王，一方面把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比，有意夸大北宋的兵力，进而从心理上打击契丹主那不可一世的锐气；另一方面，为其分析假设用兵后契丹主和群臣各自的利害得失，不动声色地离间契丹内部的君臣关系。
人所共知，外交谈判常常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如果直露无遗地向对方表明己方的立场，态度强硬，往往会受到对方的逆反心理的影响，谈判难以成功；而有意搞点迂回战术，似乎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为对方着想，有意引起其趋利弊害的动机，相反有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王守仁致安贵荣书
贵州土官安贵荣，历来骄横傲慢。因为随同征讨香炉山，被加封贵州布政司参政。对此他还炔快不乐，嫌皇上给的官小了。于是安贵荣向皇帝上了奏章，请求朝廷削减龙场等驿站，用以奖偿他的功劳。
朝廷将此事交由督府审议，这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为上书营救戴铣，被贬为龙场驿丞。安贵荣一向敬重王守仁，王守仁知道安贵荣上奏撤减龙场驿丞的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
“大凡朝廷法制都由祖先制定，后世子孙严守礼制，不敢擅自更改。如果皇上亲自更改，尚称之为变乱，更何况是大臣呢？纵使皇上不降罪，有关的律法机关也应该按律法定罪；即使很幸运的当时没有追究，但五、六年之后，或者八、九年之后，甚至二、三十年后，仍能拿着状纸追溯前罪。若真有这么一天，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再说了，你的先祖，自汉、唐以来千百年拥有这片土地及人民，从没有变动过，原因就在于世世代代能遵守天子礼法，竭尽忠诚，不敢有丝豪的违越。所以即使身为天子也不能随便加封臣子，否则你的土地肥沃，人民众多，皇上也能任意夺过来仿效内地立为郡县，到时候谁又敢说不行？驿丞可撤减，当然也可以增员，如果驿丞的员额可增减，宣慰司也同样可以，由此看来，减少驿丞员额就连宣慰司也后患无穷，你难道没有深一层分析过吗？
“你奏本上所说，立下汗马军功，要求晋升官职，也是同样道理。剿灭盗匪，安抚百姓本来就是土官份内职责，现在你多次以建功上书邀赏，那么平日所领的朝廷俸禄又是为的什么呢？再说你已被任命为参政，这已超越了常规，你还上奏邀功，这样贪得无厌，其他大臣一定会觉得难以忍受。
“再说，朝廷为宣慰土官，律法规定官位世袭，子孙万代能永远保有土地人民；而参政官是流官，官吏受朝廷任命随时调动。东西南北，全凭皇上一句话。朝廷下达一纸公文，任命你一个官职，或是福建，或是四川，你就得马上去。不履新职，抗命杀头的诏命立即就到；若是奉命履职，千百年来世袭的土地，人民就不再归自己所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虽已任命为参政，应该推辞都来不及，怎会再有其他的要求呢？”
安贵荣看完信后，再也不敢提撤减驿丞的事。
全国所有的土官，都应该把王守仁这封信抄写一遍，做为座右铭。
智囊
有些奇珍异宝，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显示出自己与凡物的区别。人也如此，有些人大智若愚，表面上看来，连普通人也不如，实际上则身怀绝技，所谓“人不可貌相”。同样，人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度，按规矩办事，不要锋芒毕露，否则容易过早地暴露自己的缺点，引起别人的嫉妒，激发不必要的争端和矛盾。
张嘉言平息兵变
明朝人张嘉言治理广州时，海防设有总兵、参将、游击等官职，各统领数千海防兵。每位士兵每日可领工作及餐费津贴三分银子。每年参、游属下都要到外地服役，而总兵属下都以镇守海防为借口，从不到外地服役。而每逢三、五年一次的修船期，参、游兵都只能领半日津贴；即使不修船、不服役也要扣减三分之一津贴，做为修船的公积金。但总兵属下却是一分钱都不扣，每次修船，就向民间筹募款项。由于行之有年，已经约定俗成，无论参、游或总兵都已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