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自私享乐型的男人不会命好。这类男人进取不足，懒惰有余，纯粹是为自己而活。他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今朝有酒今朝醉，好似世界末日随时都会到来。他们对工作和家庭没有责任心，不关心他人，生活没有目标，工作没有规划，更没有热情和奋斗精神，只知道享受、索取，而不思付出和奉献。这种男人绝不会有什么好命运。
又比如聪明快乐型的男人一般命运比较好。这种男人很聪明，能把公事、私事处理得井井有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种男人有拼搏精神，但不拼命；他们有进取心、责任心，对生活充满热情；他们对为人处世有度、有分寸、有独到的见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会顾及别人的需求；他们能与时俱进，但不盲从。他们为自己活也为他人活。说一千道一万，一个男人只要活得快乐、活得潇洒、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就好。
好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
有一种男人天生就是好命男人，他们看得开，想得开，对人生意义了然于胸，他们拿得起，放得下，对命运的真谛有深刻的理解。很多男人之所以命苦，就是因为他们舍不得，放不下，心中的负担不断增多，直到把自己拖累而死。
而好命男人深谙得失之道，深得糊涂之三昧。他们得之，不惊，不喜，泰然待之；他们失之，不怒不悲，坦然受之。他们看似懵懵懂懂，实则深藏智慧。因为他们明白，人生的道路上很多时候得亦是失，失亦是得，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其实，上天永远是公平的，他在拿去你拥有的一种东西时，一定会赐予你另一份礼物。
在一次风浪中，一艘载满乘客的船沉了，唯一的幸存者被风浪冲到了一座荒岛上，每天，这位幸存者都翘首以待，希望有船来将他救出。然而，他盼到“花儿都谢了”，还是没有船来。为了活下去，他就辛辛苦苦地弄来了一些树木枝叶给自己搭建了一个家，每天，他默默地向佛祖祈祷着。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一天当他外出寻找食物时，一场大火顷刻间把他的“家”化为了灰烬，他眼睁睁地看着滚滚浓烟消散在空中。但是，当他正在万分绝望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只大船正向他驶来，他得救了。在荒岛上被救，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幸运降临到了这个男人身上，他真是一个好命男人，因为他得以死里逃生。后来他问那只大船上的船长：“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对方说：“我们看见了你燃放的烟火信号。”
在这个故事中，如果不是失去“家”，恐怕这位幸存者要在孤岛上度过余生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感悟：男人的一生，总在得失之间，在失去的同时，也往往会另有所得，也只有失去眼前的小利益，才能换得长远的大利益。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男人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不至于因为失去而后悔，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生活中，每一个男人都是喜欢得，不喜欢失，但是实际上生活是总会保持平衡的，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其实，有得有失的人生是非常自然的。有时候，失去了金银财宝，但得到了一家人的安全；失之固然可悲，得之也甚是可喜。有的男人得了一些酒肉朋友、冤家债主，失去了道义之交、有情有义之友，如此得失，也甚感不值。由此看来，男人不仅仅要正视人生的得失无常，避免在患得患失中失去了人生诸多兴味，甚至有时要学会主动地“失去”，主动地“拒绝”。
大千世界，时空转换，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男人的一生，面临着诸多的诱惑和选择，只有身不被物役、心不被金迷，勇于舍弃拒绝者，才能获得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个男人如果失去了金钱、资本，会有再来的时候；一个男人如果失去了人格、道德，却不容易恢复。得失之间，富含人生哲理。
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拒才能有所取，这是男人必知的一种生存智慧。男人要懂得无常，就会舍得，能够舍得，才不会被物欲驱使，进而能够抛开得失，看清一切，悟得生命快乐的源泉。如果男人不懂孰重孰轻，就不会拒绝；不会拒绝就不会有真正的收获。
患得患失的男人，一生总是很苦恼的。他们对取舍疑虑不决，本来拥有一些自己并不需要而多余的东西，却又费尽心机想使这些东西不减反增。为这些终日烦恼，长此下去有损身心健康。你与其担忧会失去，倒不如做个糊涂人，主动放手，换来心情轻松和愉快，不是更好吗？
苦命男人的欲望往往是无止境的，他们总想得到而不想失去，所以，他们每每失去，就不免感到委屈。他们所失去的越多，委屈就越大。这样的男人只能在抱怨和悲戚中虚度残生。所以男人对待“得”与“失”时，不妨做个“糊涂”一点的男人，从而保持一种对“失”的坦然，对“拒”的审慎，这样才能有大“得”、大“取”，才能获得好命运。
自恃聪明的男人注定多磨难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出口成章，被誉为：“有李太白之风流，胜曹子建之敏捷。”苏东坡官拜翰林学士，在宰相王安石门下做事。王安石很器重他的才能，然而，苏轼自恃聪明，常常出言多有讥诮之意。
有一次，王安石与他作解字游戏，论及“坡”字，坡字从“土”从“皮”，于是王安石认为“坡乃土之皮”。苏东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心中不悦。还有一次，王安石与苏东坡谈及鲵字，鲵字从“鱼”从“儿”，合起来便是鱼的儿子的意思。苏东坡又调侃说：“鸠”可作九鸟解，毛诗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就是说鸠有七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只鸟吗？”王安石听了不再发话，但心中对苏东坡非常反感，苏东坡遂因此而遭贬。
苏东坡在湖州做了三年官，任满回京。想当年因得罪王安石，落得被贬的结局，这次回来应投门拜见才是。于是，便往宰相府来。此时，王安石正在午睡，苏轼闲坐无事，见砚下有一方素笺，原来是王安石两句未完诗稿：“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不由笑道：“想当年我在京为官时，他写出数千言，也不假思索。三年后，正是江郎才尽，起了两句头便续不下去了。”他把这两句念了一遍，不由叫道：“呀，原来连这两句诗都是不通的。”在苏东坡看来，西风盛行于秋，而菊花在深秋盛开，最能耐久，随你焦干枯烂，却不会落瓣。一念及此，苏东坡忍耐不住，依照原诗的韵律添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便将诗稿放回原处，告辞回去了。
第二天，皇上降诏，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任职将近一年，转眼便已深秋，一日忽然起了大风，风息之后，后园菊花棚下，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东坡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此时方知黄州菊花果然落瓣！不由对友人道：“小弟被贬，只以为宰相是公报私仇，谁知是我的错了。切记啊，不可轻易讥笑人，正所谓经一事，长一智呀。”
苏东坡心中含愧，便想找个机会向王安石赔罪。想起临出京时，王安石曾托自己取三峡中峡之水用来冲阳羡茶，于是便想趁冬至节送贺表到京的机会，带着中峡水给宰相赔罪。苏轼独自顺江而下，不想因连日鞍马劳顿，竟睡着了，等到醒来，已是下峡，再回船取中峡水又怕误了上京时辰，听当地老人说：“三峡相连，并无阻隔。一般样水，难分好歹。”便装了一瓷坛下峡水，带着上京去了。苏东坡先来到相府拜见宰相。王安石命门官带苏轼到东书房。苏轼想到去年在此改诗，心下愧然。又见柱上所贴诗稿，更是羞惭，倒头便跪下谢罪。
王安石原谅了苏轼以前没见过菊花落瓣。等苏轼献上瓷坛，取水煮了阳羡茶，王安石问水是从哪里取的，苏东坡说：“巫峡。”王安石笑道：“又来欺瞒我了，这明明是下峡之水，怎么冒充中峡的呢。”苏东坡大惊，急忙辩解说：“三峡相连，一般江水，但不知宰相是怎么辨别出来的。”王安石语重心长地说道：“读书人不可道听途说，定要细心察理，我若不是到过黄州，亲见菊花落瓣，怎敢在诗中乱说？三峡水性之说，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太急，下峡水太缓，唯中峡缓急相半，如果用来冲阳羡茶，则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相宜，今见茶色半天才现，所以知道是下峡的水。”苏东坡不禁折服：“老太师学问渊深，非我晚辈浅学可及！”
后来，苏东坡悔悟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乃一代文豪，诗词歌赋，都有佳作传世，只因恃才傲物，口出妄言，竟三次被王安石所屈，从此再也不敢轻易讥诮他人。如果苏东坡能收敛一些，糊涂一点，则会多一些坦途，少一些坎坷。
像苏轼这样的旷世之才也难逃“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命数，而那些才不及东坡者，更应谨言慎行，谦虚好学。一个人读不尽天下的书，参不尽天下的理。正如古人所说：“宁可懵懂而聪明，不可聪明而懵懂。”世界上的天才不乏其数，但最终能成大事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年少得志，而恃才气傲，最终不得善终；另一方面是虽有天才，却未能洞明世事，玩弄小聪明，终有料想不到之时，结果反遭他人排挤和陷害，被时代所淘汰。说糊涂，不糊涂，愈是糊涂愈觉悟；说聪明，不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
通过苏轼的人生遭遇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自恃聪明的男人命中注定多有磨难，这样的男人称不上好命的男人。
“知足常乐”的男人最命好
古代哲学大师老子说：“多藏必厚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丰厚的贮藏必有严重的损失。贪求私欲者往往被财欲、物欲、色欲、权欲等等迷住心窍，攫求无止，终至纵欲成灾。由此可见，贪婪的男人绝不会命好，而那些懂得“知足常乐”的男人往往会成为最命好的男人。
知足的人是富有的，知足的人是有福的，知足的人也是命好的。贪婪的人是贫穷的，贪婪的人是危险的，贪婪的人注定命苦。
一个把钱财、家世、容貌视为荣辱标准的男人，一般都不知足，越有越想有，越有欲望越盛。男人的欲望太盛，就会生出邪念，为拥有更多的财权而不择手段，由敬财、爱财而贪财、聚财、敛财，甚至于见钱眼开、巧取豪夺、唯利是图、谋财害命。
而知足是一种男人最难得的品质。因为知足，男人可以在阴暗中感受阳光，可以在野外的雪地上读出暖意，可以在燥热的天气里体悟清凉。知足的男人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因为知足常乐，他们才可以让寂寞绽放成鲜花，把郁闷当成力量，甚至把平凡化作伟大。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什么叫“古今完人”呢？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一个最命好的人。那么，曾国藩靠什么来获得这个名誉的呢？靠的就是曾国藩善于从“知足”两个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让与修身自好。
曾国藩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讼。凡机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得自己名誉太大，所以曾国藩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曾国藩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曾国藩还谆谆告诫子女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女，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可见，“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为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惭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曾国藩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而曾国藩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诺奏犊，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曾国藩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咸丰初年，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也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曾国藩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产生摩擦。咸丰七至八年期间，曾国藩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说：“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纽。”因此，曾国藩自勉“只宜抑然自下”。
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他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