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如程学启、唐仁廉等人是太平军的降将。别人都对太平军的降将避之不及，但是李鸿章却对这些人用得得心应手。早在安徽团练之时，捻军降将谈家宝便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淮军建立之后，李鸿章从来不歧视降军降将，上自将领，下至士兵只要能收编利用，他统统收编在帐下。参加太平军的人很多都是被裹挟而来，并没有什么革命性。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崇尚江湖义气。一旦受到李鸿章的重用，有了出入头地的机会，就会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带兵打仗是将军的义务，能征善战是将领的本职。个人的实力与能力保证了将领们尽好自己的义务，做好自己的本职。这些并不是上位者挑选将才的唯一标准，如果有打仗的天赋而没有绝对的忠诚，或者上位者自己不能驾驭强大的下属，这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将领的能力，甚至会危及上位者本身的地位。
李鸿章不仅选将有方，而且御下有术。曾国藩御将讲究忠孝礼义，忠君爱民，提倡“不要钱，不怕死”。这样的军队由曾国藩个人组建，全部都统一在清王朝这杆大旗之下，靠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维系。各个将领与曾国藩有香火渊源，无人身依附。曾国藩强势，湘军的凝聚力就旺盛；曾国藩衰弱，湘军就立刻分散。这就是为什么在镇压太平天国成功，曾国藩逐渐老迈以后，湘军被慢慢解散，形不成私人武装的原因。左宗棠继承湘军遗产，这位新的首领虽然也是一代名将，但李鸿章的淮军始终压他一头，湘军独大的岁月一去不复返。
虽说淮军得到了湘军的衣钵，但在对部将的控制上，私人武装色彩更为浓厚。围绕在李鸿章身边的都是一群安徽土生土长的淮军将领，这样的群体自然形成了一股团结内部、排斥外部的力量，使得淮军将士把对国家的忠诚转化为对李鸿章个人的忠心。为了更加突出这种私人武装的性质，李鸿章在确定淮军编制时，各营的番号都以各营将官的个人名字命名。
比如，在初建淮军十三营的时候，潘鼎新部为鼎字营、吴长庆部为庆字营、张树声部为树字营、刘铭传部为铭字营、张桂芳部为桂字营，等等。这样，各营兵勇只对本营将官负责，兵勇成为将官的私人武装，将官只对李鸿章负责，李鸿章就成为所有力量的最高统帅。
层层的隶属关系，保证了淮军只能听李鸿章一人的号令。淮军上下就像钢板一块，水泼不入，针插不进。不仅满清中央权力无法干涉到淮军内部，就连名义上可以节制淮军的曾国藩也插不上手。
与曾国藩重“德”不同，李鸿章更善于以“利”来驱使部下。湘军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御将治军之道，淮军则以感情和利益作为笼络将士的手段。曾国藩要求将士“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贪名图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李鸿章对军队的要求没有这么严格，鼓励将士的方法也更加实在。
李鸿章坚持“若无利于人，谁肯助我的观点”，为了收买和笼络部下，淮军每攻占一地，就放任士兵肆意抢夺战利品。对于这些抢夺的物品，李鸿章不仅不责罚，还将“所掠屯粮出示收买”。这样一来，淮军将领大发其财，甚至遇到“欠饷”或者少发饷银之时，士兵们也不在乎。对于能征善战的下属，即使犯下错误，也多方袒护。以至于将领们“夙乐合肥相国宽大，的文正公儒将约束颇以为苦”。
李鸿章得到曾国藩的真传，在治军御将上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风格。追求实用主义的他更多地在乎官场上的权术和手腕。从编练淮军开始，与湘军的这种差距就已经奠定。在资本主义疯狂入侵的时代，晚清政府屡战屡败，屈辱求和，颜面扫地，中央王朝的凝聚力已经降到了冰点。发家致富、飞黄腾达的诱惑就如同一把巨大的铁锤，把将士已经逐渐薄弱的忠君思想敲得粉碎。忠君变成了忠于李鸿章，淮军变成了李鸿章的私人武装。
正是因为淮军强大的战力、绝对的忠诚，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本应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李鸿章，在曾国藩功成身退之后始终屹立不倒，并且越爬越高，终于站在时代的顶峰，成为左右晚清二十年、左右中国近代史的传奇人物。
创业者必读
有效的激励措施是提高员工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的举措之一。作为成功的企业管理者要学会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员工使用适当的激励措施。
湘军的来源主要是朴实的山民和读书人，这些人对名望的追求，往往大于对金钱的渴望。所以曾国藩在驾驭湘军时看重精神的鼓励，用文化氛围、价值观念来固化将士们上阵杀敌，为国尽忠的信念。而淮军的主要来源是安徽的团练武装、地主阶级。儒家文化、封建纲常对他们的约束力不大，他们最热衷于金钱、地位。于是李鸿章就用升官发财来激发他们作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奋勇杀敌的勇气。
在企业中，以上两种不同的激励制度都可起到相当的作用：精神信念属于文化上的激励，在这种氛围中员工的追求得到了肯定，价值观念得到了认同，对企业产生了归属感，智慧和潜能自然就得到了发挥。金钱地位属于物质的鼓励，成绩与收入挂钩，薪酬与贡献相应，工作的积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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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竞争在于综合实力，而综合实力的基础就是人才。留住了人才就留住了企业的发展前景，就得到了企业长盛不衰的动力。留住人才的方法很多，丰厚的物质、良好的发展前途都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手段。除了现实的因素以外，工作的环境、企业的机制、规章制度、文化和管理者的价值观、领导风格等所创造的“留人环境”，也是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关键。
李鸿章手下的将士对他忠心耿耿就在于淮军宽松的环境。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样道貌岸然，严格管理。而是对手下将士多方袒护，处处关照，形成了淮军独有的管理风格。将士们对曾国藩是敬重和畏惧，对李鸿章却是喜欢和拥护，所以有“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视文正公儒将约束颇以为苦”这样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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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创业者在创造企业的同时，要创造出一种员工乐于工作的环境，培养出一种上下齐心的氛围。这是一种既简单易行，又成本低廉的投资，在员工绽放笑容的瞬间，企业的好运气就会接踵而至。
3．上海一战，威名远播：应对突发商业事件坚持及时和维稳原则
面对上海的恶劣环境，上海士绅、外洋使节对淮军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但热忱之中难免有些疑虑和顾忌，一支刚刚组建的新军，一支没有任何光辉战绩的队伍能否给饱受太平军威胁的上海带来安全保证，一切还是未知之数。
俗话说养兵干日，用在一时。吴中父老、上海士绅毕恭毕敬地把淮军请到上海，要的就是剿灭太平天国，维护一方安定。对于淮军来说，光荣的历史、优秀的血统、庞大的阵容都只是树立声名的条件。淮军要想在势力繁杂的上海立足，得到各方势力的尊重，真正扬名立万，考验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军功。打几场胜仗，斩几万敌兵比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更具说服力，更能证明自己不俗的实力。
此时太平天国大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已经在上海外围游荡了三个多月，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恶劣的天气和上海的洋人武装让他望而却步，徘徊不定。上海乃万国使馆汇聚之地，贸然与武器先进、战斗力强悍的洋人开战不是明智之举。此时的列强势力还打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主意，只协同清军对太平军“会防”，而不主动出击“会剿”，态度暖昧地一边与清王朝勾三搭四，一边对太平天国抛眉弄眼。所以拜上帝教的将领们还在期待着在外交上寻求与“洋兄弟”达成谅解，幻想洋人不插手太平军与清军的决斗。
这样的态度让上海得到暂时的喘息，但上海一战早晚都会发生，太平军一日不败，死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永远高悬在上海士绅的头上，所以呼吁淮军对太平军作战的呼声越来越急。
李鸿章是有野心的人，要想在时代变革中以最快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野心，战争是最好的途径。战争不是说打就能打的，李鸿章明白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绝对不能轻启战端。任何急于向天下证明自己，对自己能力盲目夸大，对敌人力量过分低估都是愚蠢和自取灭亡的行为。
在上海士绅心急如焚，外洋使节翘首以盼，太平天国虎视眈眈的时候，李鸿章顶住各方压力开始了淮军的“整训”。淮军想要一鸣惊人，就要把握最好的时机。在时机未到之时，丰满羽翼，壮大自己才是正道。羽毛不丰．不可高飞；训练不精，岂可征战？
淮军直接脱胎于湘军，成熟的军队模式，身经百战的精兵强将，新式的武器装备就如一只潜伏在丛林中的猛虎，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绝不会向敌人亮出自己锋利的爪牙，只等待着时机对猎物发起致命一击。所谓“整训”当然只是敷衍被过早拉人战场的借口，等待时机才是淮军的真正用意。太平军来势凶猛，求战心切。李鸿章装孬敷衍，故意拖延只是为了保存淮军实力，避免了重大损失。等待机会，蓄势待发，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嘉定、青浦二县先后在清军的进攻下失守后，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军再也没有耐心与上海的军队耗下去。李秀成对“洋兄弟”的期望已经全部落空，占领上海的迫切愿望让他开始率领大军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以杭州为根据地，太平军再次发动对上海的进攻。英、法军队也在“借师会剿”的名义下，配合清军开始展开对太平军的攻势。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了太平军一个措手不及，周浦、南翔、嘉定、青浦等地先后失守，两江总督薛焕又派遣知府李庆琛率军五千攻占了太仓。
战争总是充满了变数，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前一刻或许还占有绝对优势，还在举杯相庆，后一刻就可能变成笼中困兽，沙场死尸。还没有等到清军把达来之不易的胜利消息传到北京，吴中局势已是风云突变。
五月初，李秀成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清、英、法联军先后在太仓之战、奉贤桥之战中丢盔弃甲，大败而归。太仓一战清军损失超过5000人，英法联军被击毙数百人，130多座营垒被荡平，大量洋枪、洋炮落入太平军手中。奉贤桥一战，中外会防军的损失更为惨重。法军上将卜罗德丢了性命，英军中将何伯身负重伤，华尔的常胜军也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惨重的失败打掉了英法联军对太平军的轻视之心，打乱了清军在苏沪地区围剿太平军的计划，也扭转了太平天国几个月以来的不利形势。损失惨重的英法联军尝到了苦头，得到了教训，一下子龟缩进上海城区，再也不敢轻易露头。上海外围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击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沪中更加危险。
此时忠王李秀成正率领着大军，声势浩大、势如破竹地冲向黄金遍地的上海。上海一垮，吴中之地的清军便再无战斗的意志，太平天国就可以完全控制江南半壁。而且太平军只要在吴中站稳脚跟，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物质和资金保证太平天国和“清妖”周旋到底。但是李秀成完全没有想到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上海，一个太平天国最大的敌人即将崛起，而他会用他的失败来成就这个敌人的名声。
同治元年（1 862年）六月，一路高歌猛进的太平军已经逼近上海近郊。一直拒绝参战，冷眼旁观的李鸿章终于迎来自淮军组建以来的第一场战斗。这是一次扬名立万的机会，淮军的成败荣辱在此一举。如果胜利，上海将成为淮军的立足之地，李鸿章的仕途从此海阔天空，青云直上；如果失败，几年努力将毁于一旦，李鸿章也将再次成为寄人篱下的丧家之犬。
面对太平军的到来，各方势力皆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只有李鸿章帐下的淮军还能保持冷静，他们已经以逸待劳地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李鸿章派遣部将程学启、腾嗣武、韩正国等人率部驻守虹桥，重兵扼守太平军进攻上海的必经之路。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李鸿章。如果与太平军硬碰硬，最后鹿死谁手还不可而知，即使淮军胜利也是一场惨胜。此时随着太平军的到来，一场巨大的瘟疫在上海爆发。在瘟疫眼中没有敌我之分，双方部队都在减员。上海物质充裕，药物充足，有中国的大夫，也有西洋的医生，瘟疫带来的影响要小得多。而太平军刚刚经历几场大战，长途行军，缺医少药，在瘟疫面前显得更加手足无措。
两军对垒，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清军新败，太平军挟势而来，首先在士气上就压了清军一头。但一场突发瘟疫带来的死亡阴影狠狠地挫了太平军的锐气，在这样的天灾面前，缺医少药的李秀成部队不得不减缓攻势，暂时撤出上海。
战争就是一场艺术，不同的将领进退攻守都有各自独特的法门。大胜之后有人信奉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有人认为见好就收，穷寇莫追。大败之后有人一退千里，重整旗鼓；有人坚持哀兵必胜，死战到底。李秀成的部队既没有与淮军接战，也无胜负之分。本可从容撤退，休整完毕后择日再战。但是李秀成不甘心已经到口的肥肉就这么飞走了，撤退之前他要先拿些好处，取点利息。于是他采取了以进为退的策略，派出一千多人的小队，想在淮军驻守的虹桥打开一个缺口。
一场小小的遭遇战就这么开始了，如果是全军决战，淮军不一定有胜算，区区一千之敌，淮军当然毫不客气地一口吞下。六月二日，太平军开始进攻虹桥，李鸿章拒绝了洋人出兵助战的要求，只有依靠淮军自己的力量取得这场大胜，才能在以后的政治博弈中压住上海的外国势力。
为打好这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援沪第一战，李鸿章调集了淮军大半兵力，亲自督战。战斗在大雨中持续了数小时，当天晚上，太平军被淮军击溃，仓皇溃退，淮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
十七日李鸿章又指挥军队从七宝向泗泾进攻，已经士气尽失的太平军在淮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二十一日太平军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集结兵力开始反攻虹桥，当军情危急时，李鸿章甚至做过跃马而出，亲自上阵的举动。凶猛的反攻不久就陷入淮军援军的包围之中，太平军在上海的失败已经注定。此役太平军损失两干多人，知道在上海很难有所作为的李秀成不得不黯然撤回苏州，率大军主力回援被湘军包围的天京，虹桥之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