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做官是艺术，艺术要天赋：企业发展壮大关键在于用对人
李鸿章的崛起不是偶然，他会做官，苦心经营，几经周折，把陷入绝境的清王朝管理得有了样子，复发了生机，出现了短暂的春天。已经风雨飘摇，满身疮痍，走上末路的清王朝正需要如同李鸿章这样的“吊命参汤”。
李鸿章步入官场之际，正是西方列强开始试探性地把武力的触角伸向清王朝紧闭的国门之时，李鸿章上位之时清王朝已经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东西南北之地尽被蚕食，中原各处烽火遍地，全国上下一片凄风苦雨。
外有列强，内有国贼，上有昏君，下有暴民。保守的儒生们还叫嚣着“以仁义为甲胄，以礼仪为杆橹”，做着愚昧而又无用的呼喊；短视的大臣只知闭关锁国，紧紧抱住已经过时的祖宗之法，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历史的命运；懦弱的君王只想“倾中华之物力，结洋人之欢心”，苟安一隅，保住万世富贵。就在天朝上国被这突如其来的西风吹散了裹在身上的迷雾，露出干瘦的躯体，在历史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李鸿章粉墨登场了。
其实李鸿章为官的成功之道非常简单——协调管理。有人说他是晚清最大的“裱糊匠”，这一点也没有错。他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千疮百孔的清王朝身上打上补丁，而这些补丁的原料就是外来的列强，起义的暴民，保守的书生，短视的大臣和懦弱的君王。李鸿章在这其中，不停地协调，拼命地把所有的势力都为我所用，以确保巨大的帝国不至于轰然倒地。
李鸿章的为官之道充分体现了他的管理才能，这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艺术，李鸿章的艺术细胞来源于他血统里的天赋。这种天赋是家族长期积淀的信念，也是长年生活在山乡之地的熏陶。
家学渊源，从小培养，耳濡目染，底蕴深厚。李氏家族一直把科举取士、入朝为官作为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期望。信奉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的李氏子弟从小就树立了混迹官场、出人头地的毕生志愿。这是铭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蕴含在血液里的冲动，摆脱不了的使命。李家上下几代人都在为这件事情努力，已经变成了家族的传统和意识形态。
要做官，就要有做官的气度，有做官的方法。这二者既可以是步入仕途前先天的学习，也可以是进入官场后逐渐的积累。不过先天学习当然要比后天积累更加优越，更加从容。李鸿章具有做官的天赋，这是家族先天教育的成果。
首先，做官的气度是自身的修养，是处世的态度。如同书画作品需要三分画、七分裱才能完全凸显出其艺术魅力一样，人的几分气度、几分脸面也是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方面。天子之臣，民之牧守，代表皇家的形象，代表读书人的脸面，总不能是一副挤眉弄眼，猥琐不堪的歪瓜裂枣形象。几代耕读传家、书香门第，李氏家族不缺知识，不缺文化。从小沉浸在道德文章的氛围里，生活在积书如山的书斋中，自然而然地应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俗语。安逸富足的生活，优秀的基因，给了李鸿章一个接近1.83米的个子。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是一副能博人好感、得人喜欢的谦谦君子形象。这是李鸿章先天的优势，也是他在出道之初赢得上位者的欣赏，在官场之上得到吏民的敬畏，在外交博弈中得到外人认可的第一资源。
自身的修养只是官场行走的一个方面而已，要想走得更加顺畅，得到同僚的认可，得到上下的信任，还要有一个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处世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你用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世界，世界就会以同样的姿态回应你。李氏家族给了李鸿章谨慎和中庸，谨慎来自李氏家族长年生活在社会中下层，无权无势，吃过了苦，受过了罪，见过了社会底层的残酷，更清楚社会生存的法则。李氏家族知道张狂和麻痹大意都是取祸的根源，对待外面的世界总是保持着高度警觉，不事张扬，低调地做好自己分内之事。李文安秉持着这个态度平平安安地做了18年的京官，李鸿章将依然秉持着这个态度，行走在危机四伏的晚清政坛。
中庸来自中国的儒家传统，来自三坟五典的精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史书中太多的例子已经证明了枪打出头鸟的真理。在还没有长成不惧风雨雷电的参天巨树之前，李鸿章一直践行着中庸之道，一直秉承着中国社会绵延上千年甘为牛后，不为鸡首的传统。这使得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面对大江南北的无数民勇团防，面对数次你生我死的战斗保住了自己的力量，积累了自己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的资本。
其次，家族的教育让李鸿章明白了一套做官的方法和应变的技巧。李氏家族虽小，但在山乡野地也是一方豪绅、社会上层。这样的环境，让李鸿章没有世家大族出来的公子那般狂妄自大，眼高于顶；也没有小门小户出来的秀才那样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做官的方法就是与人相交的方法，就是处理事情的方法。从小的锻炼，让李鸿章懂得如何恰当地应对各色人物，与人相交不亢不卑，有礼有节。做官处事不偏不倚，有条有理。
做官是李氏家族的梦想，有志于进入官场的李氏家族，当然有着明确的做官目的：为自己，为家族的发展提供助力。如果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过分的贪婪和无所作为只能导致官位来得辛苦，去得迅速。李鸿章的长辈们为了科举奋斗多年，自然也明白如何把这个官做好，如何安稳地从官员身份中为家族获得好处。如何在官位上待得久，怎样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怎样才能既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又为家族带来好处，这些都成为李鸿章为官的基础。
如果说前面数代人的探索只是纸上谈兵的话，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为官京师就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实践。从李鸿章为官的历程来看，他确实做到了为国、为家两不误。官场上从来没有人说他廉洁，但也少有人说他贪婪。他做到了不贪不廉，特别是在洋务运动中创办近代实业，拿自己该拿的，拿得舒服，拿得爽快，赚得盆满钵满，还不留把柄。眼红的人除了用“宰相合月巴天下瘦”来暗讽一下，却也无可奈何。
山乡之地的熏陶，让李鸿章的为官天赋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山野之地，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李鸿章没有真正世家大族教育出来的那种读书人的死板。虽然小有资产，几代读书已经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但其生活的大环境却让他始终摆脱不了小农的性格：淳朴中带着一丝痞气，厚道中又有一点狡黠，这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结合体。这样的性格如果放在封建盛世，理想主义时代，李鸿章将在以读孔孟文章、行圣人之事为评价士人的标准下很难有所作为。但是放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西对撞的晚清末世，却是明智通达，经世致用的绝佳人才。
列强的入侵已经让闭关锁国，不知世事的清王朝处在极度的不安之中。虽然有开明之士在呼喊经世致用，变通革新，但数百年的八股文章，士林官场习气已久，多得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群人世代高官厚禄，只知圣贤文章，不明治世之理。其思想就如笼中鸟、井中蛙，永远走不出那片小小的天地，更不用说打破鸟笼，越井而出了。
李鸿章则不然，小农的性格让他始终把获得实利、把有用作为第一位选择。所以他在思想上很开明，可以接受新鲜的东西，可以顺着时局的变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东南扰攘，英夷炮响，金田乱起。历史的潮流已经把清王朝逼到了悬崖绝壁，如何避免灭亡，是变革还是固守成了当时最艰难的选择。有人要固守祖宗之法，有人要彻底变革，而只重实利的李鸿章恰好成为双方的调和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不通肯定不行，但彻底变革也绝无可能。李鸿章这个“裱糊匠”就游荡在变革、固守之间，一力撑起将倾的大厦。
晚清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李鸿章和其家族被迫处在变革之中。他的出身和他生长的环境让他具备了在乱世之中做官的天赋，他需要借助官场政治来实现家族的发展，而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也需要借助他的能力和智慧来挣脱被历史埋葬的命运。一拍即合的双方，让李鸿章有了表演的舞台，即将在中国通向近代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场精彩的演绎。
创业者必读
人才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和变革，现代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核心人才的竞争。如何用人，用什么人是管理者工作的重点。用对了人，企业则兴旺发达；看走了眼，企业就可能一蹶不振。
列强侵略，农民起义，大清王朝已经危在旦夕。如此垂危的局势下，与时俱进，变革与创新是唯一的出路。而这些都需要用到人才，腐朽陈旧的士大夫们不可能担负起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剧烈的政局动荡也不需要保守不知变通的儒生，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更不需要遵法守礼的道德君子。
李鸿章有传统文人的气质，又有开明地主阶级的思想。淳朴与痞气相结合，厚道与狡黠相统一，实用而不世俗，功利而不激进。因此出生于乡野的李鸿章注定了就是那个站在时代的波澜中，勉力支撑帝国的政治明星。
清王朝面临的情况，也是现代企业发展中必然遇到的问题。管理者用人必须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市场的需要针尖对麦芒地选择人才，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做到企业人才两不误。
经管真谛“说”
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帮助创业者取得竞争优势，赢得发展先机。但是单独的优势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企业要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就要努力发掘更多长处，形成多种竞争优势的集合。
李鸿章有做官的天赋，有管理的艺术，这是做官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这种天赋和艺术是个人能力的综合体，包括了家学渊源、气度修养、处事技巧、做官方法、山野性格。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才成就了一个李鸿章。这些东西随着李鸿章的机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始终满足李鸿章本人的需要，符合官场的规则，随时帮助李鸿章占据主导地位。这告诉创业者：
首先，成功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长盛不衰，原因在于它们懂得发掘和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使之形成一个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集合体。
其次，要依据市场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这个集合体，使之动态演化、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变成产生卓越经营绩效的主力。
2．名师为何出高徒：权变管理的精髓是因时制宜
成功有很多因素，天赋的才华不能忽略，后天的努力非常重要，外在的帮助也不可或缺。前面二者是内在的动因，后面一点是外在的助力。内在的动因是成功的根本，外在的助力是成功的保证。
空有一身才华，流尽满身汗水，如果不能突破外在的屏障，受制于外部的约束，最终也只能在去往成功的路途上折戟沉沙，无奈叹息。只有内外结合，才不至于落入内外交困的田地，才能把成功的几率提到最高。
李鸿章在通向官场的路途中，家族的积淀、山乡之地的熏陶已经给了他做官的天赋。内在动因完全具备，还需寻觅的就是外在的助力。在寻求外在的帮助中，有物质的支持，有达官显贵的提拔，有知识经验的传授。李氏家族的情况已经决定直接依靠财富去买来官场的显达，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依靠达官显贵的提拔，身份不够，机缘未到。况且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去寻求这些看似简单，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的帮助，还不如学一个长久之道，把外在的助力变成自身的实力。于是，拜得名师，学得本领就成为李鸿章人生道路上获取成功的最重要途径。
严师启蒙，少年子弟树心性。家族的刻意培养和一些机缘巧合的运气让李鸿章身边从来不缺少好的老师，从他幼年开始，无论是发蒙识字、读经注典、赋诗作文，还是科场折桂、官场如意，其中都有名家大师的影子。可以说李鸿章的成功是数位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积数家之精髓，终成一家之气象。
李鸿章的一生中，有数位老师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1828年，六岁的李鸿章开始了科举的征途，引导他发蒙的正是亦父亦师的李文安。此时的李文安还是一个落第的秀才，科场不如意并没有让他熄灭为官的期望。已经27岁的他没有脸面过着坐吃山空的日子，于是在家设馆，招来数十个乡族子弟。一边做着小小的营生，一边等待着科举的希望。
科举的不成功并不代表李文安的才学浅薄，科举考试讲的是运气，等的是机缘。有人终身不第，有人大器晚成。才气如梁启超者，在科举路上也是数考不中，感叹收场。李文安也曾拜得名师，在大儒童培山、杨景仁处学到很多“制艺（即八股文）”的功夫。以李文安之才，教些蒙童稚子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之事。他授徒认真，终年尽心，不遗余力。对李鸿章更是指画耳提，寒暑罔倦。严师慈父，聪慧小儿，一个教得认真，一个学得刻苦，春秋熏陶，寒暑化育，为李鸿章的为官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的第二个老师是他的伯父，李文安的兄长李文煜。李文煜与李文安不同，教书课徒对李文安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对李文煜却是终生的事业。李文安忙于科举，对李鸿章的教育就落在了李文煜身上。李文煜授徒严格，方法高明，深得远近认可，人馆弟子多达几百人，李文安就是师承于他。李文煜能为李文安的科举之路打下基础，也能为李鸿章的前途开拓道路。血缘相通的关怀、一丝不苟的教导、深厚的教学经验，对李鸿章的学业成就起了重要作用，在朝夕学习、日夜用功之中，李鸿章很快到了科举的年纪。
清代的科举没有明文规定年岁的限制，既有十岁的秀才，也有白发童生、寿星举人。只要自认学问达到一定水平，通过程序就可以一级一级地参加博取功名的考试。严格的教导，精心的培养终于出了成果。少年李鸿章不负家族厚望，道光二十年（1840年）做了个十八岁的小秀才，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又因自身优秀，家族使力，获得庐州府学优贡，获得进入国子监的资格。在举人到处有、秀才满街走的时代，秀才只是科举的开始，贡生离做官也还有千里之遥。只要没有跨过那道门槛，秀才依旧只能算是一个不入流的穷酸，贡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士子。李鸿章要在科举之路上走得更远，仅仅依靠父亲的熏陶，依靠伯父的教育是不够的。父亲水平再高，伯父能力再强也没有实现鲤跃龙门，李鸿章要想有更大作为，必须找到起点更高的老师。
大儒指点，弱冠之年跃龙门。李鸿章努力刻苦的同时，李文安也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数次努力终于得偿夙愿，高中进士，进入京官行列。父亲的发达，成为李鸿章进一步发展的机遇。1843年，李鸿章在父亲的催促下，启程人京。入京之后，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了顺天恩科乡试第八十四名举人。授了举人，离进士及第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