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的黄土高坡，除了道旁偶尔几株不见枝叶树皮的光溜溜的树干，差不多见不到一寸植被。赤裸的大地忍着太阳的熏烤，曾经人声沸腾的村镇了无声息，行人减少；落满灰尘、疏于打理的院落一片萧条，荒无人烟；低矮残破的窑洞，或空无一人，或床有卧尸，已不足为奇。村外野地里，新坟连绵，满目凄凉。
在这荒凉的村镇旁和脏土充斥的道路上，蚂蚁似的挪动着一批批疲惫不堪、蓬头垢面的人群。有赤身露体、骨瘦如柴的孩子们，有衣衫褴褛、仅能遮羞的干瘪女人们，也有背着或挑着破锅烂絮麻袋水桶的精瘦男人们。
忽然，一串沉闷的马蹄声响过，斜刺里窜出一队人马。这支队伍有二三十人，全是嗜武的汉子。他们手中拿着快枪和大刀，眼光射出凶狠贪婪的邪光，呼喊着冲向人群，肆意地搜罗抢夺着行人仅有的一点财产，追赶捕捉稍稍看得入眼的妇女儿童，将他们扔上马背。然后，一声呼哨，人马扬长而去，身后只留下一路烟尘。
这就是1928—1930年三年大旱中的陕西大部分地区经常出现的情形。
三年里，陕西全省差不多无县不旱。就连一向以山青水晕、气候宜人而闻名的“陕北江南”——汉中地区也连续三年干旱，以至于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水量充足的地区尚且如此，“十年九旱”的关中大地更是遍地枯黄。早在3月，关中地区就已经进入了持续的高温和干燥天气。根据这一带农民的经验，只要熬过了干旱的三伏酷暑，上天就会下一场淋漓的秋雨，缓解旱情，这时便能耕作播种。可直到年底，也不见有一点下雨的迹象。当地水量最充沛的滑河渐渐干涸变浅，干燥的土地，遍布着一寸多宽的裂口。这样干旱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1929年与1930年之交。虽然当时连续下了六场大雪，而且随之春雨绵绵，但是，持续了将近两年的大旱已使灾民失去种子、牲畜，同时也失去了垦荒的力气和等待新收成的耐力。
陕西省最贫困的陕北23县也陷入了长时间的旱灾之中。平常不旱的时候，这个地区就唯有靠山西的救济粮才能勉强过日。而1928年进入大旱后，更使庄稼颗粒无收，山西方面也受旱灾影响无法提供救济。所以，从干旱一开始，陕北人民就陷入了断粮的困境，干渴、饥饿，无情地吞噬着质朴的生命。75万人口在急剧下降，到1929年5月，只剩下了30万人。更让陕北灾民恐慌的是：1930年，陕西和甘肃交界处，漫山遍野，有了不可胜数的“五色怪鼠”。这些满身五色斑斓的老鼠行动迅速凶猛，硕大者像猫狸，瘦小者如家常老鼠，光天化日下，穿街过巷，毫不避人。就连平时捕老鼠的猫和狗见了它们，也是避让不及。有时，“怪鼠”们成群结队出来作怪，数量之众，行人竟无法下脚。他们猖獗地在农田里、粮仓里、家院里抢夺着人们的口粮。人们假如听到动物奔跑的声音，就会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这些五色怪鼠不仅盗走了人们的粮食。而且还引发了致命的鼠疫，许多灾民在老鼠来去之后，浑身长出了结核，脓肿溃烂，血肉模糊。染上病的人普遍先是头疼腹痛，继而高烧昏迷，胡话连连，最后口吐黄水直至喷血而亡。由于缺医少药，加上饥弱贫困，疾病迅速蔓延，过村穿县，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31年的12月份，这场疫患才勉强得到控制。
大旱的年月，缺的肯定是粮食。旱灾刚刚出现，灾区的粮价就急速上升。小麦小米的价格都比平日涨了五倍。即便是炸完油剩下的油渣也成了“稀世珍品”，跟着粮价上涨；土地、牲畜、木材等各种非粮物品的价格却急剧下滑。有的集市，七元钱就可以买到三头毛驴；华北地区，一元钱一亩地，竟然还没有买主；邻近，一亩地只卖五角钱；乾县周围便宜，只要拿出三四角钱，就会成为1~2亩耕地的主人。
为了得到口粮，灾民们被迫贱价出卖各自的家产。牲口卖完了，卖土地；土地卖完了，就卖房屋木料；木料卖完了，就卖人。
在饥饿的摧残下，人类对于“代食品”的创造性发挥达到了极致。树叶、树皮、草根、棉籽……甚至泥土、毒草，只要稍微能够入口，都是饥民们争抢的“粮食”。大片大片的野草、树林由于过度采摘、挖掘、剥皮而不复长出。很多灾民只求一饱，不顾死活，最终因吞食泥土或误食毒草而丧命。当一切“代食品”都吃光、吃净之后，灾荒中最凄惨的人吃人现象出现了。
当灾荒步入到第二个年头，1929年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成立了赈务会，发放了200多万元的赈济款。但是，对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600多万灾民来说，这个数目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长久以来国民党政府指派的各种苛捐杂税并没有因灾荒而得到减免，相反倒提前预征三年。再加上军队横行，更令陕西灾民们痛苦不堪，几欲求死。
三年的大旱大荒，在史料中记下的是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全陕西250多万人饿、病而死，600多万人流离失所，40余万人逃荒他乡。
小贴示：
在历史长河中，直到1932年，陕西还有不少地区继续遭受旱灾、雹灾冰灾和蝗灾的侵袭。1931年6月10日，在关中和陕北大部分地区还发生了一场致死人数高达十三四万人的虎疫（即霍乱）大流行。